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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里的姑奶奶
作者：定宜庄
内容简介
本书走访了祁淑洪、李清莲、胡玉明等满族旗人妇女，运用口述史料与文献考证相结合的方式，将女性视角下老北京内城百年来的兴衰更迭生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在对这些饱经沧桑的旗人妇女进行采访时，作者更多地关注她们的人生经历，她们对老北京历史变迁的感受与看法，以及那些隐藏在历史事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总序
在这套《北京口述历史》丛书中，我想通过80余名老北京人的口，对近百年来老北京人的生活和变迁，做一个全景式的描述。
通过人、特别是普通人而不是名人之口，也不是通过文物古迹、风景名胜以及历史事件来呈现北京这个城市，是我近20年来一直努力在做的尝试，也正是在访谈了百余名老北京人之后，我才对北京这个城市和北京人，有了与以往不同的了解和感悟。我是从他们的讲述中，才具体地、而不是概念化地懂得了北京，也是在与他们的交流中，才一步步地进入到这座城市，并且慢慢地触摸到了北京人的血脉、灵魂和神韵。注1
既然我的宗旨是从“人”出发，所以本套丛书的5卷，初衷也是按照被访者人群的不同而划分的。然而，凡是对北京城略有了解的人就都知道，入清以来北京城的特点，便是不同的人群，大体都居住在不同的地域。或者说，在1949年以前，北京人就是由几个不同地域上居住生活的不同人群组成的，这样的几个不同地域上的不同人群，各自具有鲜明的、不同于其他地域上的人群的特征，却又因此而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那就是一个完整的北京城，以及城中的居住者——北京人。这正是北京这个城市具有的丰富复杂的多元化特性。可以肯定地说，这样的几个区域，在北京缺一不可，但无论哪一个区域，也不能称之为北京城的“精华”，哪一个区域，也不是北京的代表和核心。这便是我访谈过百余名北京人之后的收获所在。
我说的这几个区域，大分起来，就是内城、外城和城郊三部分。虽然近年来它们之间的界限一直在急遽消失，甚至已经被基本泯灭，尤其是将宣武、崇文两区分别并入西城、东城两区之后。但是自清军入关到1949年之前的几百年间，内城住皇室成员和八旗官兵，外城住汉回商民、流人士子的格局却始终清晰可辨。至于北京城郊，既是京城的延伸部分，又因处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边缘位置以及与京城的紧密联系，当然应该被视为京城中不可割舍的一个重要部分。
由于在这三个部分中，第一部分即内城部分的分量远远超过其他两部分，所以我将这部分人群再一分为三，这便形成了5卷。出现这种有轻有重情况的原因，与我最初选择访谈样本时的偏重，以及我的能力不逮有直接的关系。具体地说，当我开始启动这个项目时，并没有意识到北京的居住格局与人群特点之间存在如此直接的关系，我一味去寻找的，只是最符合我心目中“老北京人”标准的那些人，而这样的人，大多数都居住在内城。尽管我后来意识到了京城人群按地域居住的特点，也意识到我选择的访谈对象有畸轻畸重的问题，并希图寻找到更多居住于城南和郊区的被访者，但一是他们中世代居住于京城者，本来就远远少于内城那些八旗后裔，二是由于近年来北京城市人口变迁的频繁和他们居住的分散，很难寻找到更多的样本，这便是我所谓能力有所不逮的含义了。
对于这5卷中每卷内容的特点和编撰宗旨，我在各卷的前言中都分别有所介绍，此处不再详细说明。总之，按照不同地域和人群分成的这套5卷本的丛书，既各自独立成编，围绕的又是同一个城市、同一个主题，应该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
本书是在我2009年出版的《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的基础上，经过大量补充修订而成的，事实上，它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样子，而可以看作是另一套书了。
首先，此次将这套丛书分为5卷，有了可以伸展补充的余地，遂得以将一些尚未发表过的访谈成果收入，究其分量，占全套丛书的三分之一以上。这些访谈成果包括两类，第一类是在《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出版之后所做的部分访谈。自《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出版，距今已经过去整整6年，但我寻找老北京人并为他们做访谈的工作却迄未间断，这些后来做的口述在访谈宗旨和方式等方面虽然与此前基本一致，但在对“北京人”的定义上，则不得不有所放宽，那就是将原先把“北京人”限定在“民国之初(1911年前后)不足百万的人口和他们的后代子孙”一条，推迟到了1949年前后，也就是说，凡是1949年前后进入并居住于北京的人，便都被纳入到我的访谈对象中。做这一修改，有众所周知的原因，那就是随着时间的飞速流逝，即使以1949年画线，按被访者当时18岁计，如今67年过去，也已经是85岁的耄耋老人了，抓紧记录他们的历史已经成为当务之急。更何况，1949年前后是新旧政权交替，新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新的意识形态开始创立并生长的年代，本身也包含有极其丰富的内容。另外，正是由于放宽了对“北京人”标准的限制，我得以将此前曾经做过，但因不符合这一标准而未收入的访谈，也纳入到了此书之中。
其次，在编撰本套丛书的过程中，让我最感慨也最有收获的，并不是在量上的增加和内容上的添补，而是去寻找多年前的被访人，并对他们所做的回访工作。由于历经数年甚至十数年，仍然在世的老人已经不多，这样的回访便尤显珍贵。通过回访，补充和修订了初次访谈时未曾顾及的细节，加深了我对原来访谈的内容和被访者的理解，更凸显了访谈的意义。更有意味的是，有些被访者与我在这十数年间从未中断联系，有些已经成了朋友和“自己人”，而我们相互间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深入交流，最终能够进入较深层次的主题，这一过程或如曲径通幽，或如层层剥笋，正与史家所做考据的过程相似，其间的艰难与乐趣，很难用言语表达出来。还有一些被访者已经逝世，但当我看到他们最终结局的时候，再回想他们当年访谈时的情状，其间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故事，也颇令人感叹唏嘘。总之，通过此次回访，我切实地感受到了深度访谈对于口述史的重要性。
再次，是对部分口述，从文献上下了些钩沉索隐的功夫。一方面附上相关的档案材料以资考订佐证，一方面在注释上做了大量的补充，力图将口述背后的故事，尽可能多地呈现出来。总之，一个具有职业性好奇的史家，当他面对躲藏在自己访谈对象背后的，远比口述者闪烁其词的、语焉不详的甚至漏洞百出的讲述更为精彩、更为深沉的真相时，很难就此止步。即以唐德刚先生为胡适所做口述为例，胡适为唐先生讲述的，仅仅是胡适那复杂丰富一生的冰山一角，如果不将隐没在水中的那更大的部分尽可能多地呈现出来，人们并不能知道这座冰山是什么样的，而这正是负责任的史家应该努力去做的工作。如果再深入一步，那么这座冰山所露出的部分为什么是那个样子，就更值得史家去探究和分析，而这，往往就是对某个具体个人所做访谈的最大意义所在。
辛亥革命迄今百余年，北京城的鼎革，用天翻地覆形容毫不夸张；1949年以来的变化，较之辛亥以后的民国时期更甚；而改革开放之后，或者就以《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出版迄今的短短6年来说，变化之巨大，竟然又超过了以往的百年，已经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目不暇给的程度。如果说民国时期的鼎革更多表现在社会的变迁上，1949年以后是对城墙、古建等物质文化的损毁，那么近年来的这一变化，则是因外来人口的急剧增长而导致的“老北京人”的消失。说消失也许并不准确，准确的应该是，当北京人口已达数千万的今天，区区百万的老北京人，早已湮没在从四面八方聚集于此的众人之内。尤其是随着京城大规模的改造拆迁，老北京人中的大多数已经搬离祖上世代生活的胡同街道，散落于城外诸多新建的小区之中，以北京的“人”为载体的京城文化，也随着他们而消失湮没于无形之中。甚至被老舍先生誉为世界上最优美动听的“老北京话”，如今也难以听到了。在北京城经历的诸多变迁中，这场“人”的消失最根本最彻底，同时，也最令人触目惊心。
所以，这套《北京口述历史》丛书，是我对曾给予这座城市以生命和活力的老北京人的背影，所做的最后一瞥；是我对这个正在急速沉没的城市，留下的最后一个纪念。
作者谨识
2016年2月
序言
1644年清军入关，定都北京。在京城内实行旗、民分城居住制度。经过顺治五年至六年(1648—1649年)的大规模清理，原来居住在内城的汉人无论 官民都被尽数驱赶到外城(又称南城)居住注2。内城从此成为清朝皇室和八旗王公贵族、官兵的聚居区。形成了清代京城独特的旗、民分居格局。驻于京城的八旗官兵又称“京旗”，是八旗中最精锐的部分，在八旗内也享有高于外省驻防的地位和待遇。他们均根据所在旗分，按照八旗方位居住，其具体方位是：镶黄旗居安定门内，正黄旗居德胜门内，并在北方；正白旗居东直门内，镶白旗居朝阳门内，并在东方；正红旗居西直门内，镶红旗居阜成门内，并在西方；正蓝旗居崇文门内，镶蓝旗居宣武门内，并在南方。清政府还以皇城(紫禁城)为中线，将八旗划分为左、右两翼：镶黄、正白、镶白和正蓝四旗位于城东，为左翼四旗；正黄、正红、镶红和镶蓝四旗位于城西，为右翼四旗。在各旗防区内又分汛地，汛地内又设堆拨，汛地与堆拨之间设立栅栏，京城的九座城门均由士兵把守值勤，按时启闭，清政府还将明朝时建立在城内的会馆、戏院悉数迁出，严禁在城内开设戏院、赌场，使整个北京内城俨然成为一个巨大的兵营。这样的居住格局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尽管在清中叶以后，八旗禁旅的军事职能逐渐减弱，旗与旗之间的变动也逐渐增多，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对京城实行大规模改建之前，却仍然依稀可辨。
本套丛书中的内城部分分为三卷，一卷《宅门儿·府门儿》是为宗室王公卷，另外两卷则都是为八旗官兵后裔所做的访谈，由于这部分访谈人数多、分量重，只能再分两卷，而如何将这个自成一体的人群划分开来，是一件颇踌躇之事，最后的决定，是将其中关于妇女的口述单独提出，另编成册。究其原因，旗人妇女是我做口述史的最初入手之处，我对这个人群最熟悉，也花费过最多的心力，对于她们与男人的不同，也有着很深切的体会。
按照性别来将旗人后裔的访谈分成两卷，是我做的一个新尝试。这样的划分，使原先只是按居住的不同地域或不同人群所做的分类，呈现出了另一种样貌，具体地说，就是将京城旗人女性独特的气质，鲜明地呈现出来，八旗男人的生活方式和性格特点也因此而被衬托和凸显出来。仅仅是简单的重新分类，就产生了这样的效果，这是连我自己事先也未曾预料到的。
独具特色的京味儿，在八旗男性与女性的后代身上，有不同的体现，这也可以理解为是同一个整体的两个不同的侧面，这两个侧面，几百年来同处于八旗制度中，相辅相成，不可分割，但以往的研究和论述，却大多只关注了其中男性的一面，这对于了解八旗子弟这个群体，当然是不全面的。
本书以“胡同里的姑奶奶”命名，是想突出这些被访者的两个特征。其一是“胡同里”，特指这些被访者居住的独特地域，即北京内城。在本卷口述中，年龄最大的胡玉明老人说：
您要是找老北京人哪，这楼群里头找不着，一百户里边也没有一户老北京人，全是全国各地的，四面八方的。您要是找老北京人，就是那胡同里头有，还真有。您瞅，由东单说，一直到北新桥，一个胡同一个胡同一个胡同，到现在也算上，什么样儿的家庭都有，高级点儿的、中级点儿的、低级点儿的，都有。都是纯粹的老北京人。不像以前那么多了，还是有。
讲的便是老北京人(主要是旗人后裔)与所居住的胡同密不可分的关系。
其二是“姑奶奶”，老北京人所谓的“姑奶奶”，大多特指旗人妇女，这是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词，却最能表现出旗人妇女特有的气质和风韵。
尽管旗人女性无论在京师内城还是郊区，也无论在京师还是外省的八旗驻防地，或者东北三将军的统治区，都有着显而易见的、不同于汉人和其他族群妇女的典型特征，但作为占据八旗总数之半的京旗甲兵和他们的妻女，仍有着与生活于其他地区的妇女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清朝覆亡之后，虽然所有的八旗旗人都经历了“从富贵与悠然的境地突然堕入贫穷”的巨大转变，但驻守于全国各地的旗人遭遇并不完全一样，具体到京旗，并没有如西安、杭州等处旗营那样遭受战火的屠戮，给他们印象最深的，除了旗饷(也就是“铁杆庄稼”)被裁停之后生计的贫困之外，就是在求学、就业等方面受到的歧视，这导致他们不得不隐姓埋名，改写民族成分，并最终如“水银泻地”般地消失在汉族人的汪洋大海之中。在本书选取的7名满族旗人后裔中，除了从外省驻防城逃来京师的文毓秋老人之外，其余的6名，只有吴效兰女士一人报了满族，其余5名，虽然是最有旗人味儿的“姑奶奶”，却都报了汉族。作为汉军旗人后代的一对姐妹，认为自己本来就是汉族人，蒙古八旗的后代更是理所当然地回归到蒙古人中间。这一现象的意义，不仅仅是为族群认同问题添加某些材料，还尤其在于，它为北京旗人在民国年间的迅速消失，提供了生动的佐证。
然而，即使他们将民族成分改成了汉族，但“姑奶奶”的特点在她们身上却仍清晰可见。这表现在她们由于生长在天子脚下，有见过世面的大气和见识，也表现在她们由于男人长期出征在外而不得不持家主事锤炼出的果断能干和坚忍。当然也有另一方面，在严格按旗划界的京城，她们的社会交往圈和婚姻圈具有相对封闭和狭小的特征，以及由于祖祖辈辈靠“铁杆庄稼”生活造成的贪图享受、讲求排场的毛病。凡此种种，在本书10篇11名妇女的口述中，有着具体的体现。而在这种种特点中尤为突出的还是她们的口才，几乎所有我访谈过的旗人妇女，都有“出口成章”的特点，加上北京话生动、流利的表现力，作为以口述来表现的人群，确实是再合适不过了。
本书中有6篇口述来自《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此次出版添加了诸多注释；还有4篇，采自另一部、也是第一部口述史拙作《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需说明的是，这4篇访谈在体例上，与后来的《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存在某些不同，最主要的是，当时的访谈没有纳入我的问话，这虽然遗憾，却已很难弥补。至于标题、格式等，我都尽量做了改正，力求与后来的体例统一。访谈者按中有些是原来的，也有些做了补充添加，都一一做了说明。
考虑到这些旗人女性所居住胡同的曲折情况，仅凭口述的说明很难明白，本书在每篇口述中都以手绘图的方式，将她们所住的地点和在京城的位置,以及她们活动的主要范围和街巷名称予以表述，以期达到一目了然的效果，这是本书所做的又一个尝试，因为这些图示将北京旗人女性生活圈子之封闭、狭窄的特点体现无遗，是比用文字和语言都更直观也更生动的表达方式。需特别说明的是,这些手绘图都是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苏柏玉同学所绘,特此致谢!
我曾为我的第一部口述史著作取名为《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受到了书中一位被访者、北京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市宗教局)原副主任张寿崇先生的批评，说这个名字太悲观、太消极，但刚刚说完此话不久，年近80岁的他就倏然仙逝。这让我更深切地感觉到，满族这个族名还在，但残存在这些老人记忆中的、这个民族在一个已逝时代的生活、文化和观念，都已经随着这些老人的离去而迅速消失，而且将一去不复返，永远无法再回忆、再复制。在这里谨向已故的张寿崇老人和其他逝去的老人们致以深深的敬意，愿他们的在天之灵安息！
一、我妈老说：“我没得过皇恩”祁淑洪口述
时 间：1997年11月13日
地 点：北京市海淀区车道沟祁淑洪家
访谈者：定宜庄、印红标
在我做的所有访谈中，这是第一篇，也是我持续不断地为北京人所做的将近20年访谈的开端。正因为祁女士的讲述如此生动，如此精彩，才给了我日后投入这项工作的兴趣和信心，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也为我日后的访谈方向，提供了某种启示。
[访谈者按](1997年)祁女士现在的民族成分是汉族，但她却是我访谈的几十名老人中，最有旗人味儿的北京旗人后代。她自述只上过几年学，是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将她的口述与老舍先生以及其他京味作家的作品相参照，细品其中的异同，是饶有趣味的。
祁女士口述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无疑是她的母亲。在访谈中，她谈到其母因受儿子(即祁女士的大哥)株连，于“文化大革命”刚一开始(1966年7月)即被遣送山西，此后如何没有再讲。据祁女士的女儿和女婿所说，祁女士的母亲终因不堪此种差辱而自尽，这是祁女士因伤心而不愿提及的一段往事。但此事却非常鲜明地凸显了祁女士母亲那种自尊、刚烈的个性，恰与祁女士所述她平日的言谈作风相合，故征得其女儿和女婿的同意，补注于此。我在寻找满族老人作为访谈对象的过程中，听到过不止一例像老舍先生那样在“文化大革命”中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事例。“旗人一辈子就要这脸面”，此话平时说来多为贬义，但在特定的情况下，表现出来的却是这个民族特有的高贵和自尊，这在那些普通妇女身上有着明显的体现。再不能与她们促膝谈心，洵为憾事，谨以此文表达我对她们的敬意与追悼。
祁女士读了这篇整理稿之后给我写了一封信，发表议论说：“满族人的末落(应为“没落”)状况，我的子女谁也说不清了。满族人的末落与其他民族不同，满族人名存实亡。”特附于此篇访谈之前。
[访谈者按](2011年)本书此次出版之前，我曾与祁女士的女婿印红标教授有过联系，得知老人现在仍然身体康健，这是令人十分欣慰的事。感谢印红标教授全家的大力协助，得到祁淑洪老人的母亲定氏的珍贵照片，在此对印教授全家表示衷心的感谢。定氏老人是这篇口述所讲述的主角，也是本书中最令我喜爱和尊重的满族老人之一，更何况她还是我多年来遇到的第一个与我同姓的满族人(回族中姓定的人我遇到过不少)，这应该是天上掉下来的缘分了。
此篇访谈曾将祁老人的名字记错，尽管印教授认为他的岳母对名字的汉字似乎并不在意，他说：“不知道是因为读书不多还是旗人的汉化名字都有类似问题”，但我认为也是我的疏忽所致，在此向祁老人表示歉意。此次出版，根据户口普查时片警写在户口卡上的名字改正过来，特此说明。
还须特别提到的是，祁女士虽然读书不多，她所述内容显然是从她生活经历而不是从书本中得来，但所述很多内容，不仅在文献中可以找到印证，有时甚至准确到丝丝入扣，对此我在注释中已经一一说明。这也是在多年之后我再整理此文时仍感惊讶和感叹的一点。
祁淑洪(以下简称祁)：您是让我说我母亲、我们家里的事是吧？我姓祁，属狗的，民国十一年(1922年)上生人，75周岁了，就是在北京出生的。原来我们在东城北池子住，属正黄旗。我妈说旗人都是东北过来的，根儿都是东北的，来了就跑马占地注3，我也不懂得这句话。我为什么没报满族也是受我妈的影响，我妈老说：“我没得过皇恩。”还说这老旗人没多大意思。
1.我母亲
祁:我妈挺开朗的，我父亲常说：“别瞧我比她大十一，她什么都记得。”她“文化大革命”时死的。我哥哥在地质部工作。他过去当过督察，“文革”时因历史不清楚，1966年7月被轰到山西朔县，我妈受他的连累，也跟着去了。她是老北京人儿，觉得挺狼狈的，说：“人家那儿都有穿夹的了。我们还拿把大芭蕉扇，可现注4了，谁都瞅我们。”旗人一辈子就要这脸面。
我妈要活着，这会儿算起来也该100多岁了。
我妈老和我说，说得还怪可乐的，说“你们多好呀。有父母，我从小就没父亲，跟着你姥姥，受多大罪呀，从小就订了婚，你爸爸有什么能耐呀”。
我妈说我姥爷特精，她那会儿就是我姥爷教的，《三字经》《百家姓》，什么《女儿经》，都念过。我姥爷入过义和团，穿着黄衣裳，好像有什么妖术似的，指哪儿就着哪儿注5。特神气。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我妈跟我姥姥逃难的时候我姥爷还在注6。
我姥爷是痨病死的，那会儿我姥姥才32岁。我妈十几岁，我姨4岁，我妈比我姨大十一。我姥姥就生了这俩闺女。她没有什么亲戚好友，守寡也没有主张。就净上我父亲这家来，求我们家帮助她关俸银、俸米注7，因为我姥爷那会儿跟我大爷他们都是朋友，莫逆之交，俸银、俸米什么时候不关了我可说不清。反正我姥爷死了以后我姥姥说这大家庭挺好，就求注8这儿吧，我妈说她那会儿才十几岁。有一次我姥姥就说“我带着你串个门儿去吧”，那会儿到人家还得叫婶婶、大妈呢。我二大妈那人比较爽，就是没心眼儿，她就紧盯着我妈，摸摸我妈的辫子呀，看看呀，我妈比起我姥姥来就挺精的，回去就说：“妈(那时我家就改叫妈，不叫额娘了，不过我妈结婚以后，这边还是管妈叫额娘，管爸叫阿玛)，我可告诉您啊，我可不给注9老祁家，您可别跟我身上打算盘，他们都比我大。”我父亲还比她大十一呢，她那些哥哥嫂子们可不是更大了么：“您求他们关钱，您可别拿我还愿。”我姥姥就说：“没有那么回事儿，就是带你串个门儿。”我妈那年才16岁，果然是到19岁就聘了，我姥姥说：“给的这婆家挺好的，我又没儿子，就你和你妹妹，我就依靠你了，我就希望给你找个大家庭，我也有个照应。”我姥姥那会儿不是孤单么。
这边儿一个公公一个婆婆，加我妈是妯娌仨。我妈不是去过吗，结婚时一拉盖头，一瞅，果然是那家儿。那会儿结了婚，得坐到第四天才能回门，我妈回去就和我姥姥闹，说：“果然你把我给了老祁家了，你看他那哥哥嫂子多精啊，就他傻，怎么把我给他!”其实我父亲也不傻，他就是憨厚，老被人家欺负。看我妈又哭又闹的，我姥姥就说：“那反正也把你给人家了，还有什么办法呀，没办法了。”我妈后来就和我说：“要是你姥爷活着呀，高低也不能给他们家。老祁家哥儿仨，就他最小，又没本事，就他是步营。”注10
祁淑洪之母定氏老人与两个外孙及一个外孙女的合影
2.祖母一家
祁:老祁家哥儿仨，我大爷、二大爷，我父亲最小。我就不知道我大爷那会儿干吗，哥儿仨之中长子掌权，由我大爷过日子。他没儿没女，也没营生，一辈子身不能肩担手不能提篮，我奶奶死后留下点钱，他老说坐吃山空，就靠卖家产，卖一点吃一点，吃了十几年。我妈常说：“那会儿你奶奶留下的一点钱都让你大爷给放了秃尾巴鹰了。”秃尾巴鹰就是放了债一去不复返，让人给坑了。我大爷得的是喘病，才40来岁就死了，死时满口的牙都没掉，头发一根白的都没有。
我二大爷比他强点，是个小排长什么的，那会儿照的相身上还带着刀么，后来是做小买卖。他有3个姑娘。我到今儿记着呢。他俩好像都比我父亲强，挺精的。
我们那时管奶奶叫太太，我奶奶的娘家是黄带子注11，那时候打官司，都不跪着。我奶奶60岁就死了，为什么呢？那会儿的旗人就老把着自己的孩子，没出过门似的，四九城恨不能都不能出。我父亲那会儿当步营，头一次是开往廊坊。按说是挺近的，一听儿子走了，我奶奶就急得要命，她就东家去，西家去，告诉人家说我这小儿子要走了，上哪儿哪儿。晚上回来她就紧痰，就死了，刚刚六十，你说！就为这事儿！我父亲也就刚到那儿，那工夫人家就告诉他，说你母亲死了，他就折回来了。
我妈嫁过来时是大家庭，妯娌仨都在一块儿，就属我妈小。她怀着我哥哥要生还没生，我奶奶就死了。我奶奶是在北池子死的。后来又搬到西城的鱼雁胡同注12(参见本篇附图)，我就是在西城生的。我母亲不同意搬西城，她说穷西北城，干点什么都不发展，东城那边守着东安市场，抓挠点生意都好抓挠。到西城什么也别打算做了，穷。可是就她小，她也做不了主。我大妈乐意搬西城，她娘家在西城。买的这西城的房是我大爷的钱，一个院儿，那时还在一起住，大娘和大爷当家。5间北房，最小的和最大的住3间，两边耳房是我二大爷住。那时候比较生活好一点的家家都有葡萄架，还有十几盆石榴，一边八盆两溜，我记得我家比我婆家强，摆设都挺好的，还有冰箱、条案、八仙桌，每天还要窖冰。一边一个立柜，还有柜塞子，搁着钟啊，都是花梨、紫檀的。后来分家才把这些卖了。我大妈的屋比我们屋更好点，都是榆木擦漆的注13，红的，亮着呢。我妈这屋就黑了吧唧的，搁着大躺箱，可能装东西了。自从鱼雁胡同的房卖了，就把家具也都卖了。没地儿搁了。
住西城那房的时候我们就自己单吃了，有老太太活着能够团着，老儿子得益。没有奶奶，没人过日子了，哥儿兄弟就不成了，没多少日子，三一三十一，就分家另过了。哥儿仨谁也不管谁，我妈也吃了不少委屈。我们就搬到对门那院去了，还是鱼雁胡同，我大爷跟我们隔着一堵墙，挨着。都是老街坊，住人家的房。一直住了几年，后来又搬到冰窖胡同，在南小街，也是西城，又住了十几年，我和我姐姐都是在那儿结的婚。
我父亲结婚时三十了。那会儿男的结婚都得二十七八，女的十九、二十。一般农村的早。到城里就都是二十七八。我父亲因为是步营，挣的钱也少。我妈说就是他那会儿“勺道”注14，就是不严肃的意思，岁数大了还像小孩似的，爱跟孩子一起玩，没个大人气，没正形儿，又搭上没能耐，就没人愿意把姑娘给他。
我父亲就是步营，他上哪儿吃俸银、俸米去？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听说把外国人也打得够呛，咱们北京旗人都练武，哪个都讲武术。大爷、二大爷都会，别看干活懒，这都不懒。我父亲考步营，也是凭拉弓考的。我大爷他们都养活鸟儿，没事儿就拿着鸟笼子，去茶馆喝茶去。见天儿得花十几个子儿，挺爱议论各种事儿的，买鸟儿也不少钱呢。我妈说是有人出主意什么也不让这伙人干，就养着这伙人，实际是害了这伙人。我大爷、二大爷都念了十几年的书，到我父亲他又傻，小时候又出(天)花，有细白麻子，就不供他上学了。
后来步营就没啦，散了，那时好像是有了我了吧。我父亲好喝酒，走到南河沿注15，把脚崴了，我妈说从那儿他忌了酒。
玉河(今正义路)旧影
步营散了，我父亲就做小买卖为生。做买卖也不容易，过去都讲究俸银、俸米关着，皇上养着，到没地儿拿钱去的时候，喊也喊不出来，比如卖糖葫芦，叫不出这糖葫芦的名儿来，顶好的也就在墙旮旯没人的地方喊一声，一有了人又不喊了，嫌寒碜，也不容易，哪儿像现在的年轻人，多能喊啊，捯饬注16得多漂亮，都能喊出来。
那会儿找工作特困难，穷人太多，找不着工作，找工作的都是南方人，我们管他们叫“豆皮子”注17。他们来到咱们这儿，就特鬼，特机灵，咱们吃不了的苦人家吃得了。从他们来了，买东西都拿着秤，差一点都不要，咱们北方人、旗人穷大方，没有跟人家争过，给多少就是多少。
我父亲先做买卖，后来我姨给他找了个工作，在政委会当茶役，提个茶倒个水的，我父亲就说：“别瞧我做买卖，但是我是掌柜的，我给人拿东西，这侍候人的事我还真不行。”那会儿当茶役的都得给职员打手巾把儿，他不懂得，就把手巾拧成团递给人家，有那好的职员就说：“老祁，看你这样儿，你也没外头工作过，我教你怎么递，你得把手巾抖搂开了，这么递。”我父亲几次回家都说：“我不干了，干这侍候人的事我觉得特难受，我还是做我那买卖吧。”我妈就说：“如今孩子们都大了，再做小买卖人家都瞧不起你，儿子还怎么娶媳妇儿呀，你就做着去吧。”做了几年，日本在北京8年，胜利又是4年，我哥哥就说别干了，在家吧。我们房后头打出去一间，开一个小铺，我父亲说待着也是待着，正好挨着扶轮学校注18，卖点小孩吃的东西，卖点烟卷，就不出去了，就那样维持生活。我哥哥那会儿也工作了，孩子们也都大了。
3.哥哥、姐妹和我
祁淑洪1961年照片，时年39岁
祁:我们这屋里头，就我父亲傻不是，还就是他有儿子，我有一个哥哥，比我大8岁。我母亲27岁生的我，我还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一共4个孩子，我从小过继给大爷屋了。那时候家里也挺苦的。
我们小时候有一个学校，叫求知学校，说是冯玉祥立的注19，在井儿胡同注20，我们在鱼雁胡同，都挨着。这学校能够白上学，不花钱，收完钱又把钱都发了，多好呀。我姐姐喜欢上学，那会儿正好上五年级，家里就不让上了，她急得哭，家里生活逼迫的，家里还一个妹妹，她得看我妹妹。我哥哥也是在那儿上的，上到高小毕业。我不爱上学，没出息，也就上了三四年，说什么也不上了。我妹妹比我小5岁，她愿意上学，就供她上学，可她也是不成气候，她在三中，那会儿还算不错的，上到高二了，正好要上高三，解放军就在外头围城了，傅作义守北京城么。我妹妹正好那会儿得的病，重感冒改了肺炎。我哥哥还不错，那会儿没短地给她花钱，给她打盘尼西林，特贵，有那么一盒，盒里就那么一点儿，就七块大洋，搁上蒸馏水，给她打，也花了不少钱，可是城都关了，哪儿瞧病都不成。最后她还是死了。
我妹妹死时我就二十几了，那会儿我妈死活不让我工作，说不能去。没文化上工厂也成啊，我们小时候有工厂啊，什么被服厂，澡堂子的女部也招，我记得我们同胡同的小朋友去了被服厂，我也就去了，去了一个礼拜就给揪回来了，就舍不得，说你要上工厂，就是非要找婆婆家了。
那年我二十八了，算晚的了，给外地人舍不得，怕不知道人家根底，只要不是城里头的，就都叫外地人。上海呀、天津呀，都不给，乡下人更不给了，你想城里人能给乡下吗？想给本地的，又得旗人找旗人。给人家做小，说那人多有钱，那更不能够了，家穷死也不能。这就耽误着。后来还是我们这胡同里胡同外，这胡同出口过一个小街就是福绥境，就给的这个老头子。他也是在旗的，姓傅。他父亲也是步营，按生活我们家比他们家强。
我姐姐给的那家也是旗人，他们家在郊区，在圆明园那边住，我妈就说我姐夫他们那旗人哪，就不如我们，是什么旗我就不记得了，说：“他们那旗人哪，特贫，啐口唾沫都得啐到砖缝儿里头。”贫得那样，我都不知是什么意思，“买点茶叶，都得挂到这儿(指胸口)”。就是显摆注21。
我嫂子家也是旗人，三姑左右都是在旗的，谁都知道，根本不懂近亲结婚孩子不聪明这一出。旗人一般不娶小，除非没儿没女，那也还得正太太发话。旗人的老规矩就是把孩子特看得重，宁可大人吃亏不能让孩子吃亏。穷人养娇子。我老头子到现在也扎着手什么都不会干。到现在也不成，像成敏注22插队，没办法了，逼着你必须得走，这才让出去，但凡有一点地步，宁可自己少吃点，不能让孩子走，女孩子更不放心，简直是七个八个的不放心，那会儿急得我几宿几宿地睡不好觉。大串联(“文革”时)我都不让走。
我叔伯姐姐也是在求知上的学，高小毕业。同学有给介绍个唱戏的，家里说那哪儿行，说什么也不能给，悄悄把定礼退回去了，就赶紧给她找婆婆家，给了一个教武术的，也是旗人。我妈就诳她，说把你给的这婆家呀这么好那么好，她以为就是(唱戏的)那家呢。把她诳去了，给了，结果不是。姑娘给婆婆家不能给唱戏的，不能给推头的。推头的得站着给人推，唱戏的你坐着听他站着表演。这都是下等人。这都是旗人的规矩。
我老头子是会计，他们也是哥儿仨。我嫁给他时他就有工作了，我们都是民国的人了。穿的衣服都和汉人一样了。我们也是在福绥境住，说的时候就说单过吧。我婆婆没见过什么世面。也没听她讲过什么。也没在一块儿过，在一块儿也不提这个。
这都是解放后的事了，我们先搬到花市，那两间房特小，住了一年，我老头的宿舍分配下来了，又弄着仨孩子搬到白石桥这儿。我们搬来的时候白石桥这儿一片荒地，就一排房，住到那儿就能瞅着马路，全是砂石子堆着，砂石厂啊。头里就是大坟圈子，1米多高，都砌着，和尚坟么。那边儿是个小动物园，刚进来的动物就在那儿训练。我说我下乡了，搬城外来了，觉得在城里住买东西多方便呀。
那时候城里住的人，像我嫂子她们就都有工作了，城里头成立街道，我这儿出来就是大石头子儿，哪有商店呢，就甘家口商场那会儿才刚盖。我搬来才盖天文馆。
4.旗人的生活
祁:我妈净爱说她小时候的事。我昨天还跟我老头子说呢，我说自从我上你们家来，就没听我婆婆讲过什么。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进了北京城，那年我妈4岁。我搬到白石桥这儿时，我妈离得近，就来瞧我。她说一看二里沟，就想起小时候的事来了，她说：“我来过这儿，我跟我妈逃难就逃到二里沟。”我说：“您逃难才逃这么远儿就叫逃难了？”她说：“那会儿就觉得特远了，出了城就算最远的了，你姥姥脸上抹的大锅烟子，抱着我，我记得就是这点儿地方，带我逃到二里沟一个马棚里，我就闹，说奶奶(那时候管妈叫奶奶)咱回家吧。马粪味到今儿我想着呢，熏死了。”那时这边都是马棚，养的马，旗人都兴骑马。
我父亲那年十五了，就比我妈记得清楚点儿。那时我大爷、二大爷他们都工作了，就都没回家，那时一家一家都殉，就是自个儿给自个儿烧死。我奶奶就说，他们不回来，可能让外国(人)给杀了，你看这家子也点火了，那家子也冒烟了，都殉死了，咱们也死了干脆。她用箱子什么都把屋门挡上了，就要殉死了。我父亲本来就有病，也不知是伤寒还是什么，抽风，也没人有心思管他，大孩子都没了，他死就死吧。那会儿都住的大炕，他从炕上抽风抽到炕外头，耷拉着腿，我奶奶就把他又揪到炕上，又那么抽，就那样也不管，家家都不活着了，都要点火了，我父亲才十五。他就说：“奶奶别殉死。我不死我不死，烧死多难受，咱们等我哥哥回来吧……”正央告(恳求)的工夫，我二大爷回来了，打着一个日本旗子，那会儿说不让过人，你必须得到谁的地方打谁的旗子才能放过你，他就打着日本旗子过来了，就叫门，都说你二大爷要不回来咱们就烧死了。我们就当故事讲注23。
我父亲说八国联军时，挺大的姑娘就奔茅房(即厕所)，就不活着了，要到那儿上吊去。要叫我说那时候也是封建，外国人拉拉手、摸摸，就受不了，让给祸害的。就说咱们这官园，地方脏着呢，咱们的人也死得多了，特别是旗人，外国人也死得多了，都堆在那儿。那会儿就听说中国有不少好东西都让人家拿走了。就说旗人软弱，提笼架鸟。我妈就说是没能耐，我妈老说旗人没能耐，你看那做大官的都是外地人。
我二大爷和我们住一个胡同，老上我们这儿串门来，他们在西口，我们在东口，晚上没事就到这儿聊聊，我二舅妈也到这儿聊聊，穷有穷欢乐。也没电视，点个小煤油灯，用一个碟儿，弄点棉花捻儿，我记得我和我姐姐小时候就点那个。后来发达了，就点电灯了。我们家是最早安的电灯，那时我哥哥有了工作了，我父亲也有工作，就安的灯。一条冰窖胡同就把边儿有一家安了，我们自己还安了一个电线杆子，买木头杆子，自己埋，总算不点煤油灯了，煤油灯点得鼻孔都是黑的。
那时聊天儿老提国家的事，西太后呀什么的，仨人提得热闹着呢，说西太后在皇宫里住，梳着美人鬏儿，骑着大马。南屋住着一个我们叫大姨，也是旗人，她老头子上朝呢，说西太后特不守规矩，梳着大美人鬏儿，在里头走，我也不知道是在中南海里头走呢还是皇宫里头走，就说走。西太后的小叔子就是鬼子六了，见了她也没礼貌，拖拉着衣服。又说光绪到了儿没熬过他妈，他死在前头了，相差好像一个月之内吧注24。光绪死的时候旗人还都戴孝。
我妈还净说袁世凯的事。袁世凯要做皇上，所以不许说“元宵”，卖元宵的也不许说这两个字，就说汤圆。袁世凯登基不到一年是不是？很快就消灭了是吧注25？
我们小时候在鱼雁胡同，买东西必须到宫门口，从南小街出来，宫门口，锦什坊街。这个应该还有，白塔寺那条街。那会儿天桥让我们住我们都不住，说那儿是下流之地，有唱戏的，还有窑子，姑娘不让带着上那边去，一般的好人都不去。
我就记得我二大妈还梳旗鬏，那会儿旗人都(把头发)抄上去。我妈和我大妈比较进步，就梳后头的鬏了。我妈岁数小，想法就不一样，说梳那旗鬏干吗，像打着印子似的，出去人家都另眼看待。她老早就改了头了，她说我没受过皇恩，我大爷就说，这家里可了不得，出了革命了。
我小时候没梳过大辫子，梳一边一个，两个小辫儿，我姐姐比我大，就梳过大辫子，跟唱铁梅注26的似的，打红头板儿，后来不兴扎了，就兴编辫子了，也是红头板儿。头板儿就是扎辫梢的头绳，必须都是红的。我那时梳俩辫儿，就扎了一个黑的，为的是上头叠那个蝴蝶似的，花蝴蝶，一边插一个，我妈一把把我揪过去，抽冷子吓我一跳，揪过去跟我二大爷说，你看你看，黑头板，没死呢这就穿上孝了。
我小时候还拿两把头顶着玩呢，那时也不当回事，大院子里戴着两把头注27走。一个架子，这么一个圆，铁丝的，裹着的是青缎子的东西，拿针头给那后头梳上，讲究梳“真燕尾儿”，就是拿头发做出来的燕尾儿。费劲呢。我姥姥就说：“你妈那时候也就搭着岁数小。我哪会儿来她哪会儿两把头歪着就出来了。”每天3点多钟起来先梳头，这头就得占一工夫，真燕尾儿还得缝，得多大工夫！真要懒的话，睡觉就别打算躺着，这么圆这么高一个枕头，侧着躺着，支着。我说那受得了吗，多困哪，多受罪啊。我大妈说就怕外头有红白喜事，要娶媳妇，涂那大口红，就得挨一天饿，一吃东西那红嘴唇没啦。这会儿没有地方擦去，拿着个小镜子，那会儿不兴啊。
我妈就老说，你大妈捯饬(打扮)上呀，挺好看的，我大妈浓眉大眼，就是黑点。我二大妈倒是白，就是身量高，那会儿不兴这身量高的，身量高，再梳这大两把头，底下再穿花盆底子，打扮起来垮，就没我大妈好看。我大妈就合适，特有派。
旗人妇女装扮，背坐人发式为达拉翅，即燕尾儿注28
那时也甭打算干什么，留的指甲长极了，都讲究戴着指甲套，是银的，保护指甲的，看来那时生活还是不错。你们都听过“坐宫”注29吧？戏上就那样，也好看是吧。
我还真穿花盆底子玩，家家都有，就像现在高跟鞋似的，得有几双，都是自己绣的，女的都是扎花、绣、锁扣子，都是自己弄，绣出来，外边去绱去。男的穿的靴子，也是自己做，福字履注30什么的。都不兴买。给我们留几双为的是让我们瞅瞅他们过去的活计，什么样儿，真好。
旗人妇女穿的花盆底鞋
我大妈那时候，人家娶媳妇聘姑娘，轿子得过一火盆。男的得向轿子射三支箭，射完再打盖子。(参加婚礼的女人)一不能吃东西，二回来腿疼，都是这安请的，都讲坐下请，就是蹲下去半天才起来，且蹲呢，且起不来呢，慢功。我大妈老说，像你们这个，打醋似的，哪儿成啊。我姨家那个哥哥比我大1岁，他那会儿上学，不兴请安，我姥姥老催着他：“上你大姨那儿去，别就那么一鞠躬，学着点，请个安。”男的请安这手是出来，这手进去注31，我哥哥来了就对我爸爸说：“大姨夫，您新禧。”就请了一个大左腿安，他没学过，不会么，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大左腿安，可能就是错了。(我爸爸)就说：“你瞧瞧今天大初一的，给我请了个大左腿儿安！”我姥姥那时候来了，我姐姐她们还必须请安，不请安她不高兴：“噢，就给我这么一点头就成啦？”没解放的时候，再怎么也得点个头，我们那时候到年下必须给父母磕头，到一年了，拜年,亲友都上这儿来，女的得过了初五才能上谁家去拜年，不能大初一上人家去，人家不高兴。自从解放，给咱们这规矩全破了，躬也不鞠了，见了说声你好就完事。虽说我是旗人，我一点规矩都没有。我一不抽烟，二很少沏茶，旗人要说爱喝茶，我喝点白水就得。我说我倒是省钱。
我们那时独门独院惯了，最低也是两家，还都是老街坊，到今儿想来，女孩子不让串门子，不许站街，不许卖呆儿注32，不许一个人出去溜达，散步。多大了家里都有人跟着。那会儿左邻右舍差不多都是旗人，也都知道谁是不是旗人，不像这会儿净搬家，那会儿讲究一住就住几辈子，谁都知道谁。
我大妈那时抽水烟，托一个吸管，铜的，这点地方搁烟丝，我管吹那个纸捻儿，那也得会吹呢。我大妈二大妈都抽，我妈不抽。我二大妈平常没工夫，
祁淑洪2009年照片，时年87岁
到年节来瞧瞧，进门先抄烟袋，坐到那儿，那时候我都挺大的了，我妈就点上一袋烟，双手递过去：“嫂子，您抽烟。”我妈常说长嫂就跟站着的婆婆一样，就那么敬奉。这会儿儿媳妇都没那事，叫你一声就不错。
我妈说不知道是哪朝哪代了，有人就说，把这伙旗人都给他养起来，不让他干什么，就跟裹小脚似的，成残废了。冯玉祥来了注33才不让裹脚的么。旗人都是大脚，外地人才是小脚。总而言之，旗人的男的就是懒。冬天搁花得挖那窖，挖窖得找人挖，那自己就不能弄么?再说拾掇房，登高不成，男的那会儿都不能登高，害怕。墙倒下那么一小块都得找人，一是好面子，二是没学过，大事做不了，小事他也不做。
附图：祁淑洪所述居住地点与活动区域图
二、胡同里的姑奶奶李清莲口述
时 间：2002年12月15日
地 点：北京天坛公园某办公室
访谈者：定宜庄
[访谈者按]从上篇祁淑洪女士的访谈可以看出，无论她的个性、语言或者价值观等诸多方面，都具有清代北京旗人尤其是旗人妇女的明显特征，但仅仅这样一个个案，未免太单薄了些，所以在对她进行访谈之后的很多年里，我一直在不断地寻觅北京旗人的后裔，并为她们做了若干篇口述。也正是在做了更多口述之后我才敢说，祁女士在旗人妇女中是很有代表性的，因为这些北京胡同里的“姑奶奶”，的确有着令人一望便知的共同特点。
东总布胡同到顶银胡同一带(参见本篇附图)位于北京东城区建国门内、东长安街以北，与我任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大楼遥遥相对，现在两条胡同之间已被一条宽阔的大道隔开。这一带很有些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胜景，例如明清时期科举考试的场所“贡院”，还有五四运动时被火烧的赵家楼，等等。现在在它左近，又有华润大厦和新贵云集的贡院六号以及我所不知道名称的高楼大厦在互竞豪奢，使这些本来就不甚起眼、现在更是残缺不全的小胡同愈加给人以灰溜溜之感。我上下班经常从这些胡同内穿过，如果不是有幸得访李女士，我不会想到里面隐藏着那么多悲欢离合的生动故事。
李女士的民族虽然是汉族，但她实在是我见过的众多满族姑奶奶中最典型的一个，在我做过的众多旗人妇女口述中，她的口述也实在是我最欣赏的一篇。这得益于她的性格与口才，更得益于她坎坷生活的历练和见识。在这篇口述中，她绘声绘色地讲述了自她太姥、姥姥、母亲三姐妹直至她自己一家四代女人的生命历程与婚姻经历，宛如一座活灵活现的群雕，我就好像活生生地眼见到她们每人的表情，还有她们的泪水。几代女人的痛苦婚姻固然各有各的原因，但有一条线索是清楚的，即同源于家、国的不幸。
李女士这篇口述涉及的不仅是妇女，另如对日军占领北平时期舅舅的惨死、二姥爷与“和尚媳妇”的婚事以及京城风俗百态的描述，都很值得一读。
北京人所谓的“姑奶奶”，大多特指旗人妇女，这是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词儿，这里不好解释，也就不解释了。反正用在李女士身上，很是传神。
1.怎么把满族就弄没了
李清莲(以下简称李)：咱们随便聊聊，我叫李玉平李玉平是李清莲女士上学时取的学名，参见本篇口述后文。。我是1934年出生的，68周岁，话说也就69岁了。
定宜庄(以下简称定)：就是在北京出生的吗？
李：北京出生。我母亲，我姥姥、姥爷也都是北京出生。至于他们是一八几几年，我就不知道了，因为太远了。
定：您姥爷他们是满族？
李：对。本姓姓连，要说老姓呢就姓白。我姥姥也是满族，娘家在厂甸，和平门里头有个胡同，叫国门关注34。
定：您的民族成分是什么？
李：汉族啊。您不知道，弄来弄去怎么把满族就弄没了。就我们这家子里头，我山东的弟弟，那是我大弟弟，他是满族。北京这个二弟弟，老六，是满族，老七也是满族。我，我姐姐，我哥哥，我二哥，都是汉族。这怎么算呢我们这个，我们这是一个爹一个妈一个祖宗的，又不是前一窝后一块注35，弄成这样，也不知道是怎么弄的。我不是找去了吗？那时候我们户口都在东城，我说的那时候是十几年前，我儿子有个同学，正好是建国门派出所的户籍民警，我们就跟他说，你看看我们这家子出来又是满族又是汉族，倒不是回汉两家，是满汉两家，怎么办呢，他说您光在派出所改不行，得上民委，告诉让去找民族事务委员会，我说民委在哪儿呢？他说每一个区都有民委。没多少日子，他调到分局去了，我就打电话找他，我说我哪儿有那工夫跑那个呀，你给我打听打听民委有什么手续。他说改这个挺麻烦的，说现在不让改，我说为什么不让改呢？要不让改把我们那几个(报满族的)也改回来得了，他说谁弄的，我说我都不知道谁弄的，我们要是填汉族，那怎么他们都是满族呀。我们这一样啊。他说现在不让改，您就等等吧。我就打听这个，最后我才明白，因为少数民族孩子上学，有分的照顾，我说妈呀，我们这孩子还没上小学呢。你这么老早就预备分，照顾那10分，她要考不上也是考不上。我心想，嗨，得了，拉倒吧，不改就不改。有时我们(一家)到一块儿还开玩笑呢，我说哟，我们那满族亲戚来啦，我弟弟他们就乐。我还说呢，要是少数民族照顾再生一个孩子，我就是打出脑子我也找他们去。就为给这民族里头多加一分子，我也得跟他们打去。这一个多孤啊注36。
真的，说56个民族是一家，这满族要弄没了就剩55个了，不合理。如果这样的话，甭说是满族，其他民族慢慢儿地也就完了，除非山区里那个，苗族在山旮旯子，人家祖祖辈辈就是，你敢给人家改？
2.太姥姥和东岳庙
李：我姥爷的母亲哪，我们叫太姥姥，也是满族人，活到一百零几。我太姥爷死得早，我都没见过，是做什么的就不知道了。太姥好像是30多岁就守寡，守着这仨儿子，一直就守。那个时候指什么呢您说，有儿子就吃钱粮啊，满族就是那样，您生一个儿子就有您的一份口粮注37。
她住在东四七条，这我有印象，我太姥住的院子北房比较矮，南房高，说是南方为正，就得给南房立为正房，南房叫倒座，三间倒座。说这种房就得这么盖，要不然的话，就是奴欺主，我就不懂。那会儿我就纳闷儿，怎么我太姥不去住北屋呀，这南屋阴着呢，为什么我三姥姥(即太姥的三儿媳——访谈者注)倒住北房呢？
定：是满族人这样，还是那会儿的人都这样，还是就你们家这样？
李：那就不知道了。反正我姥姥的屋子形象也是一样的，都是倒座。就是前赵家楼，我姥姥的屋子。有时候我姥姥去看我的太姥，那是我姥姥的婆婆呀，就拉着我：“清莲，走，咱们瞧你太姥去。”那时候都讲究坐洋车，没有三轮车，“哎哟跟您走到东四七条？”“好，坐洋车。”就带着我坐洋车去。我太姥反正挺信佛的，家里有佛堂，就是单有一间屋子，有佛爷龛，里边有个那叫什么，我姥爷说，那叫子孙匣子注38。
定：什么样的您还有印象吗？
李：就一个盒，硬木的，这么长，这么宽，这么高，带着拉着个窗子似的，能够一抽，完了能推进去。老在这个上头搁着。永远不打开，不让看。
定：在哪面墙上搁着知道吗？
李：西墙上，有一个板，就在那上。我就是好问，不好问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到时候初一、十五啊磕头哇。平常那屋子也不去。
我太姥管我叫小丫，她管姑娘大了叫姑娘，小的时候都叫丫儿：“把小丫给我带来。”我姥姥就把我带去，住到那儿。“他们(指儿子)给我置了座房子，你去吧，去了跟我那房子里待着，宽敞着呢。”我都不知道是个什么，到了那儿以后一看是个棺材。从我一懂事上我太姥姥
满族人置于西墙的祖宗匣子(定宜庄摄于2008年)
打开的祖宗匣子，内藏有祖先影像和家谱(定宜庄摄于2008年)
家去，就看见她那棺材，特大。我回想，从我记事起，看那棺材就没有像她的那么大个儿的，那么宽的。我就听我太姥说：“宽敞不宽敞呀，小丫儿？”我说：“真宽敞。”“咱们娘俩上里头睡觉去。”“不敢。”“怕什么的呀，我还进去呢。”里头是木头的台阶儿，一磴一磴的，记得有那么三四磴，特宽特大，登那台阶，完了里头也搁着台阶，太姥拄着拐棍，顺着一迈腿儿，就进去了，进去里头铺的席，搁着一个不倒翁。材不能空着，空材不好，里头得搁个东西，不倒翁就是那寿星老儿啊，搁到里头。告诉我：“下来下来，能睡俩人。”(太姥姥)就说：“我在阳间……”我说：“什么叫阳间？”“就是咱们这儿就是阳间呀，我要住大房。”——我太姥住的那房子，前头玻璃什么的都不能挡着，外头您说搁点什么东西都不成——“我怕窝窝囊囊的，我得要豁亮。”顺着沿子这么一个大炕，在那里头躺着。我说：“您干吗要这么宽？”她说：“我在阳间就得住宽大的房子，有东西没东西不要紧，得豁亮，我要到了阴间哪，我也得住大房子，小房子我不住。”
定：这棺材是谁给她备的？
李：我姥爷他们呀。她老闹哄，就是给我弄间大房子啊，给我弄好了大房子啊。我姥爷就说：“您干吗那么着急呀。”“嘿，我着急？我都什么岁数了？不用阎王爷叫我就自个儿去啦。”我妈说，好家伙，从70多岁就给那大房子预备下了。年年儿还得给抬出来，搁到当院儿，得放风，再给上一遍漆。
我太姥过日子特别节俭哪，我可知道。吃个枣儿：“丫儿，那枣核你给我搁炉台上啊，你别给我满地上扔，又黏脚，搁到这儿我还有用呢。”搁炉台上烤着，枣核油性大呀，告诉我：“丫儿，我告诉你，这枣核呀，比洋火好使。”那时候不叫火柴，叫洋火，点着了忽一下就一阵油，你看这劈柴就着。剥那花生啊，花生皮子也不让扔，她生火的时候都当劈柴。她年轻的时候您想想她哪儿有收入啊？哪儿有一小块纸也捡起来，屋子还特别干净，那桌儿呀，条案哪，八仙桌儿呀都锃亮。
我还记得呢，太姥家不是床，是炕，冬天的时候炕底下烧一个挂着轱辘的小炉子，一个铁筐，搁着煤球，笼着了，顺着炕洞把这个车推到炕洞里头去，炕就是热的。热气别让它出来呀，外头就有一个木头的门，里边包着一层铁。太姥就告诉我：“丫儿，把那个门儿堵上。”我太姥那时候抽烟呢，那烟袋都长，得让人点，自己点哪儿够得着啊，没有人的时候就得上火炉子那儿点去。太姥就掂着一个大长烟袋：“丫儿，给我装一袋。”我就给往里捏一点，还拿大拇哥往里头揉，要不我怎么会装烟呢。我说太姥，这烟真好闻，这是什么烟呢？“兰花——兰花烟，得上前门大街兰花铺买去。”就是给老太太抽的，不太冲，但是抽出来有一股香味。我太姥和我姥姥都抽那烟。我姥爷抽关东烟，哎哟不行，呛死谁了。
我太姥那时候梳一旗鬏，不是连把儿头。头发都梳上来，跟老道似的，这儿插着一个银的九连环的簪子，这么一穿，这上头有时插个耳挖勺，过年啦插朵花，反正这是我看见过的。穿着一个大棉袄，长的，那种老式的棉鞋——您知道老头穿的那种老头乐吧，老太太的呢也是那种形式，但是比那个瘦比那个小，上头有花呀云彩呀，还拄着一个拐棍。从早晨起来就走走走，从东四七条就能走到我们家来，我们家在东总布胡同那儿呢，盯9点钟到我们家了，我一开门：“哎哟妈我太姥来了。”“哟来了您，太太。”赶紧给搀进来。那不是我妈的奶奶么，可是我妈就叫太太，管妈才叫奶奶，满族人就这么叫。我太姥一上我妈这儿来就是：“大姑娘呀，”我妈算是大孙女儿啊，“吃点打卤面吧，到你这儿来就想吃打卤面。没有牙，方便，端过来，我这么一擀，一秃噜，它就全进去了。”那时候也不讲究安个假牙，牙没有就是没有了，吃那馒头，呜呜呜，就等于用牙床和下颌俩往一块凑合，一弄嘴就瘪着，看着真难受。还说呢：“没牙？告诉你，牙床子就是牙，牙没有了它就练出来了。”
清代旗人妇女装束注39
我太姥这人可信这个了，烧香啊，拜佛啊，逢庙就烧香。她一来我家以后就上小庙：“丫儿，跟我烧香去。”“上哪儿呀？”“顶银胡同。”东总布胡同里头有个顶银胡同，离我们家挺近的，从这个宝珠子胡同一出去到东总布胡同，斜着就是顶银，现在让国际饭店占了，就到那儿。庙里头看庙的还给我个供尖儿注40吃，嘿，咬也咬不动。
定：什么叫供尖儿？
李：就是人家给上的那供，不是一摞一摞的么，蜜供一摞，点心一摞，上头是一个大硬面疙瘩，(形状像)桃啊还是什么，就给我吃那个，咬不动。我太姥就跪那儿烧香，这一烧香人家还打磬呢，当……当……当……她就磕头，嘴里边不知道说什么。我就问：“太姥您说什么？”“说什么？我没地儿说去，就能跟菩萨跟老佛爷说说，我呀，叫他们把我叫走，没说别的。”——到了儿我也不知道她说了些什么。
我姥爷他们哥儿仨，我姥爷行大。那时候我姥爷都挺大岁数了，大年初几，我太姥非得去逛东岳庙……注41
北京东岳庙
定：进香去？
李：烧香去。她过去好像是每年都去，后来岁数大了，就是我姥爷什么的替她去。不让去，非去不可，我姥爷说您这么大岁数您干吗去，是不是？本来您是落(là)下的人，您活到100多岁判官还没勾那个钩，这是给您落下了，您还非得上那儿报到去？您去吧您去吧，待会儿让阎王爷看见了，把您留下。我太姥就说：“哎哟我就是得报到去哟，我得求求老天爷哟，您把我收回去吧，您让我这么老活着呀，这不是受罪吗，我活腻啦。”——您想想啊，她从年轻的时候儿就守寡，弄这仨儿子，那么坎坷，饿倒是没饿着，也没享着什么福，厌倦了。
我就记得我太姥去的那年，是我姥姥、姥爷从东四七条啊，坐洋车给拉来的，拉洋车的在前头走，我二姥爷三姥爷后头跟着，一到了齐化门(朝阳门)那儿就得下来，庙会人多呀，估计也是维持秩序。我听说这车就搁在齐化门这儿了，现在看距离好像是比较远，因为城门没有了，过去您要到齐化门门脸儿，出去没多远就是东岳庙。因为我要去不带我，我还追出多老远去瞅哪。我说太姥我也跟您逛东岳庙。太姥说不能去，说小孩不让去，得过十八(岁)，出了门子，才行哪。不到岁数，到那儿阎王爷一看，哎哟她来了？给你留下。
定：那时候东岳庙是不是都不让小孩儿去？
李：没有说让小孩儿逛东岳庙的。
定：那小男孩让去吗？
李：也不让，家家都这样，都不让孩子去。一个是小孩儿，另一个是岁数特别大的、高龄的老人，都不让去，说这是阎王爷、判官给落下的，一去看见了，哟，怎么还没把他叫回来呢？我姥爷就拦着不让我太姥去。
定：那您姥爷他们哥儿仨都陪着？
李：都陪着呀。我二姥爷小时候淘气，上树摘枣，一下子把腿摔断了，那个时候一来也没钱，二来也不懂，那时候人素质也差，不知道给瞧，结果就落(lào)一个瘸子。瘸子怎么走呢，我就记得我二姥爷是这么走(学二姥爷走路)，他搀不了我太姥，就是我姥爷和我三姥爷一边一个搀着，二姥爷就上前头给人家作揖：“劳您驾喽，诸位，请您闪闪，让我这老母亲过去。”就给人家作揖。人家都说：“哎哟这老寿星，还逛东岳庙呢，您，您是她什么人哪？”“我是她二儿子。”“哎哟瞧人这儿子多好啊。”最后呢，逛这趟东岳庙回来就死了。我姥爷就说，你太姥不听话，还是让阎王爷看见了，给收走了。
我太姥究竟是一百零几岁死的我都不知道。人家要是问她，说：“哟，这老寿星，您高寿啦？”“我还小哪，九十九。”我老听她说九十九，我说妈怎么过一年您就说我长了一岁：“你长一岁啦，是个大姑娘啦，可我太姥怎么老九十九哇？老不说一百岁。”从哪年就说九十九啊，说了多少年九十九了，那您说能弄得清吗。
那时候我才十几，东岳庙压根儿没逛成，就解放了。到这么大岁数，我没进过东岳庙。不都是春节才逛东岳庙么，平常东岳庙也不开。我姥爷就说别去，那里头呀，说有七十二司，一司一司的，大鬼小鬼，判官、阎王爷，一进去就瘆得慌。跟我说这人哪得做好事，要是做了坏事啊，就把这人倒立着，提溜一条大腿，搁到一个砚台上，拿这人当墨，研这人。那时候都让你节约呀，女的不是都梳头嘛，要是抹头油抹多了，得吊起来，把那油从脑袋上控下来。什么说瞎话，小鬼就把你舌头往出一揪。还有偷人东西剁手的。它就让人学好，别学坏。您甭管怎么说，这么着是管点事儿，那时候哪儿这么多坏人哪。您说现在这人，无所顾忌，什么都不怕，法律制裁他，他都不怕。我这脑子可能还是老，我觉得人总得有个信仰，当然咱们不是信邪的、歪的啊，信李××啊，我不是那个意思，你脑子里一点信仰也没有，没个约束，那还行了？
3.姥爷、二姥爷和三姥爷
(1)姥爷讲的故事
李：我姥爷为这家没少受罪，他是我太姥的大儿子呀，弟弟还是瘸子，三姥爷又小。
我姥爷是1950年去世的，我挺想我姥爷的。我姥爷浓眉大眼，粗眉毛，高颧骨，个儿也高，就是特别幽默，特别潇洒，好开个玩笑。1950年的时候我也不是挺大，十四五岁，有的时候我们挺喜欢问他的：“姥爷姥爷您给我们讲点什么。”他愿意讲。我就知道我姥爷那儿搁着的有什么衣裳啊，帽筒啊，靴子啊，还有腰刀。有时候我们说姥爷您给我们穿上看看。“还穿什么呀，我都穿腻了我这辈子”。就是说上朝去都得穿上。
我说：“姥爷您看见过西太后吗？”
“看不了什么正脸儿。”
“您在哪儿呀？”
“我就在午门。”
“您在午门您干什么呀？您做什么差事呀？”
“我递折。”
“您递什么折？李莲英那个？”
“不，到不了那儿，我就把折子从外头等着接过来，递到午门里头。”
反正他就讲这么多，他也不详细讲。就知道我姥爷说，八国联军一进北京，这皇粮就完了注42。八国联军进北京啊，那时候，我妈说哎哟可害怕了。我问：“八国联军进北京您跑哪儿去了？”“全跑啊，西太后她不是也跑了吗。逮着你这长辫子不给你宰喽？”也没粮食吃，面铺全关了。我姥爷说要是先跑到东单再跑到东总布你回不来，就打前门绕道，好家伙把衣裳也脱了，帽子也摘了，脑袋也包起来了，拿着哪儿的一条裤子，把外头的衣服换下来，穿上这裤子，夹着衣服跑出来。我妈那时候就说：“你说真是的，这满族，你看要不是满族呢，也不至于追得这样。”就说我姥爷回来呀，靴子都夹起来了，穿着布袜子跑回来的。
定：八国联军专拣着满族打啊？
李：他们反对的就是清朝哇。那时候八国联军不就是到中国侵略吗，甭管你是谁，谁当朝也不行啊，不是清朝，你就换了民国，它不是也不行吗。我就问：“后来怎么了？”“后来这不就完了嘛，还有什么呀，就完了，就在家，自己干事。”我说：“那你干什么呀？”“就是做小买卖。”
我姥爷那时候就是靠做饭，卖饭。那时候当厨子的地儿那么好找吗？只能自个儿做点什么，推着一个车，两个轮儿的，上头有个炉子，车上搁着有馒头，有窝头，有烙饼，有这菜那菜，要说好一点的炖肉也有，各种炒菜，都是家里做好的菜，弄得了我姥爷推起来走。上哪儿卖去呢，老北京饭店门口，在原来的楼底下这儿，支一个棚子。专门卖给谁呢，都是平民百姓，什么过路的，拉洋车的，他们吃。过去北京饭店出来的人不都是坐洋车么，那儿的包月车都挺干净的，擦得弄得挺亮的，都是那拉洋车的人，他们吃饭，我姥爷就上那儿卖饭去。就那么着养这个家。我三姥爷也是干这个。我姥爷就说，满族，满族有什么好处啊，都坐那儿，都等着，就是吃上讲究，什么都不行，没有能耐。您想想这八旗子弟，好吃懒做呀，真的。那时候满族也就完了，但是满族那种风俗习惯老也不什么，到吃饭的时候，一个小碟一个小碟一个小碟，一个里头搁那么一点一点，一点这个一点那个，摆一桌，真是穷讲究。
我姥爷净看那些个小说，《聊斋》呀，《济公传》哪，有时候就是：“哎，丫儿，想听《济公传》吗？”“想听。”“嗯，讲一段，你们都干完事，上完学，功课做完了，都上我这儿来，我就给你们讲。”装一袋烟，抽着了。那时候我弟弟也不大，都坐那儿扬着脖儿听着，什么济公背韦驮呀，“韦驮是什么？”“韦驮是神哪。”济公还喊话，说来治病来喽，给一个人治什么病，绝症。那时候姥爷净讲这个。挺有意思的。讲一段的时候就该说了：“要知后事如何，且听明日分解，散了散了，走。”就给我们讲这个。
(2)二姥爷与“和尚媳妇”
李：我的姥爷、三姥爷都老早(就出来工作了)，二姥爷晚一点儿，他腿不好哇。那时候我们在什坊院住，什坊院估计也没了，雅宝路扩建了，都拆了。我迷迷糊糊地记得，那院里好像有那么两三家，还有棵枣树。我这二姥爷小时候就是上树够枣，从树上掉下来，把腿就摔坏了，摔完了丁零当啷就没治，就那么就瘸了，瘸得挺厉害的。
我听我妈说，后来就来了一个和尚，带着个姑娘，就是我后来的二姥姥，和尚说：“这是我妹妹。”我二姥姥就(指着和尚)说：“这是我哥哥。”和尚就问：“您这儿有房吗？有房我们租一间，我上庙里住去，这儿就我妹妹住。”这院儿的房东是谁我就记不住了，我那时候还小呢。房东一看就这姑娘一个人儿，倒也挺干净的，就租了。租了房呢，好像她住的是东房。她好说话儿，有的时候出来，管我妈叫大姐呀，就聊聊，我妈说您别管我叫大姐，您比我大，我比您小。这和尚有的时候也来，来了就跟她那屋里头。她说来啦，哥哥，叫进去，她也做饭，到晚上挺晚的，再让人家走。我问我妈，那和尚走不走啊，我妈说走啊。有时候挺晚的，就听那和尚出去，还咳嗽一声，她说走啊，哥哥，慢着点儿啊。然后把门开开，关上门，让别人听见。
她跟这院子住着呢，我二姥爷腿瘸呀，也没什么事，就帮我姥爷弄个饭哪，烙烙饼啊。我这二姥姥有时就说：“哟瞧这二哥，”管我姥爷叫大哥，管他叫二哥，“这汗衫脏劲儿的，您脱下来我给您洗一把，您干这个成天油脂麻花的。”我二姥爷说：“不不不，完了以后我自个儿洗。”“您客气，您腿脚又不好。”给我二姥爷刷刷鞋呀，洗洗衣裳，缝缝补补，就这么着。有时候，“二哥您上这屋坐会儿。”这么那么着，我二姥爷岁数大了也没媳妇，也想着要是真不错呢也行，有时候就跟那儿坐会儿，聊会儿天儿，一点一点跟我二姥爷就勾搭上了。
说俗了吧，我二姥姥她心里明镜似的。后来我二姥姥跟我妈说，和尚不是她哥哥。她家是哪儿的呢，通县还是顺义的，京东那边的，说和尚骗了她了，告诉她带她上北京去，找主儿。她一想进北京找主儿，得找一个好一点儿的呀，到这儿以后他也不给找。我二姥姥就说，要不然的话他就可能把我(二姥姥)给卖了。我这二姥姥爹妈全没了，这么着。
我们原来都不知道，反正就知道这和尚怎么老来，说是她哥哥，瞅着又不是那么亲。也不敢深追了问，人家姑娘家儿的，也没别人儿。我妈就说要是真什么的话也不错，要行的话呢，明儿跟和尚说说，提提。我姥爷说:“可别价，别提这事，你二爹那腿不好，瘸子。”他们管我二姥爷叫二爹，满族人就那么叫，“这个是和尚的妹妹，完了人家和尚不答应。” 我妈说愿意不愿意就说说，也不是别的，就跟我二姥姥一提，我二姥姥就不让说：“别说别说，可别跟他说，我哥哥脾气不好。”等到后来她就把这事告诉我二姥爷了，我二姥爷就把这事告诉我太姥了。我太姥说：“嗨，没出息。”说我二姥爷：“没出息，他，你说是不是她哥哥？是她哥哥，她哥哥也管不着，不是她哥哥是个和尚，这和尚才不是东西呢！你有能耐吗？到时候人家跟你玩命。”最后俩人商量好了，就跟我太姥说，我太姥说：“你也当娶，她也当嫁，你们爱怎么怎么着，别在这儿，别在我跟前，走，越远越好。”“说越远越好我们上哪儿去呀？”“你爱上哪儿上哪儿，中国这么大，你爱去哪儿去哪儿。”我妈说趁着和尚也没来，干脆就在北京把事办了，也没敢吹吹打打闹闹，不敢哪。我太姥就说丢人哪丢人哪，觉得这么大的儿子娶媳妇不敢让人知道，就这么着就算结了婚了，丢人哪，太姥的脑袋封建着呢。结完婚了就说：“你们走你们走，你们可别在我跟前。”他们说那和尚来了怎么办？太姥说爱怎么办怎么办，我有命一条。他也不能找我儿子，你找你妹妹，碍着我儿子什么事，你妹妹的事不知道。太姥就说谁来也不知道啊。俩人按现在的话说就私奔了。要不怎么他们上了天津了呢，我们都在北京啊。
这么着，我二姥姥就说咱们外头闯去吧，反正是我也能干活儿，你说做什么我都帮着你做，实在不行我给人在街上缝缝补补，咱那还能活呢，俩人就跑天津了。哟，和尚来找来啦，好几回，不死心，叫门啊，我听我妈说，“大妹妹啊，我问问您，我妹妹走的时候没说呀，上哪儿去？”“没有，她就说我走啦，找我哥哥去，就说找您去啦。”“哟，她上哪儿找我去？我没告诉她我在哪儿，我这老走，游动，我们是化缘的和尚。”我估计这和尚也不是好和尚，可能是要给她卖了，可能就还没卖出去呢。
定：您二姥姥是大脚小脚？
李：小脚。
定：您太姥是大脚小脚？
李：大脚。我们都是大脚，满族人不裹脚。我二姥姥她是小脚，裹了以后又放了的。要不我太姥还说呢：“得啦，得啦，这也没法说了，这还什么满不满呢，旗人不旗人呢，这可应了那句话了，老爷都骑马，谁敢骑人哪，这家子血都混啦，反正也这样了。”
定：您说他们俩一个是小脚放的，一个是瘸子，这俩人怎么生活呀？
李：到了天津，听我二姥说，也苦着呢。刚去的时候租房也租不起，就在街上搭个小棚——过去行啊，现在要搭个小棚谁让您搭呀，城管就得找您是不是？——凑合着，我二姥姥还生了我俩姨儿，一个舅舅，现在我这舅舅还活着呢。
定：真的就过下去了？
李：就过下去了。我二姥爷琢磨着这不行，咱们得想办法做买卖，就也弄个车，满族人会做吃的，您知道，小吃他也会做呀，就做果子干，山楂糕，什么温朴注43，后来也是卖饭，卖什么炸油饼，什么烙饼啊，馒头啊，窝头啊，家里炒好了菜啊，做这个就卖。我那二姥姥就两只小脚，拉着车，我二姥爷后头一瘸一拐跟到那儿去，然后我二姥爷在这儿卖，我二姥姥再回家去干活，弄这个弄那个，再弄孩子。待会儿再替替我二姥爷：“去，伸伸腰去，歇会儿去。”瞅这儿没有什么(货)了，我二姥爷就再回家做了，弄个小车再推来，也挺苦的。后来我二姥姥就跟我那俩姨儿说：“哎哟，可得找有钱的呀，找有点能耐的，可别像你爸爸似的。我倒不是嫌弃你爸爸，这不是也你们一群儿女了吗。可是你们别价，你们这样的话你们跟他受罪。”
我二姥爷他们就这样在天津算扎下根了，一直就扎到那儿。我太姥就说：“不管那个，不管那个，那个咱们不要了，咱们给他轰出去了。”也不打听我二姥爷怎么样了。就说你二姥爷捡了个便宜，要不然瘸了吧唧的娶得上媳妇么。
定：那次您太姥逛东岳庙，您二姥爷不是也跟着去了吗？
李：对了，就那一季儿过年他们回来。我太姥不是还在嘛，也不是年年儿，隔三岔五的，一年两年的，偷着摸着回来一趟，也不敢露面，还怕碰见那和尚。一直到后来我们从什坊院搬走，我二姥爷都很少回来，就我二姥姥来，那时候带着二姨、小舅舅，也不常来。我太姥死了以后，基本上他们就没回来。
就我二姥姥讲话，她自个儿的历史，她跟她的儿女都没讲过。就是我妈跟我讲了，说我告诉你，我这是跟你说了，你跟谁都不能说，这说了不好，你二姥姥也不让说。现在我二姥爷、二姥姥都死了，就无所谓了。二姥爷活着时候我还去，看看我二姥爷、二姥姥，他们一死了就完了，基本上就不怎么来往了。
(3)三姥爷和姑姥姥
李：我三姥爷娶的也是一个汉族人。我太姥不是说吗：“血都闹混啦，也管不了啦，爱怎么怎么地的吧，你们也不能跟我待一辈子，反正也都是没能耐。”我三姥姥是朝阳门外头大王庄的人，就是现在定福庄那一带，我没跟她去过。我三姥姥就生了一个闺女，我们在北京都有来往。
定：您说还有个姑姥姥？
李：那不就是我姥爷的姐姐嘛。
定：她是大女儿？
李：我没问过他们谁大谁小。没上她们家去过。我就知道她们家姓双(shuàng)。我就听我姥姥说嘛：“人家说大姑子多，多婆婆，小姑子多，多舌头。哟，我们那大姑子，好家伙，比婆婆还厉害。” 她好像也是年轻的时候守寡。那时候我太姥姥好像是没了，姑姥姥就老上我姥姥这儿来，来了还爱喝酒，我就看我姥姥给她弄个酒壶，还倒点水，还熥上，喝吧，您喝吧，那是酒菜。姑姥姥就咂儿一口，咂儿一口，喝完了说起她们家伤心的事儿来，她就哭，骂她那儿子，双×那畜类，大畜类，二畜类，三畜类，老那么叫，估计她那儿子可能是不好。后来我就听说姑姥姥没了，我跟她也没什么感情，我说没了好，省得哭了。
4.舅舅被日本人害死了
李：我姥姥他们家有3个姑娘1个儿子，我妈是大姑娘，我还有两个姨儿，一个舅舅。我姥姥一共生了4个儿子，死了仨，到六七岁就死。一生儿子，没到六七岁呢就发愁了，从三四岁时候就发愁了，这又要走，我就听我姥姥说，说这就是坑人来的呀，这是该着他们的。后来我舅舅小名为什么叫钉哥儿呢，就是把他钉住了，别再走了。满族人好起这路名字。就活了这么一个舅舅，但是这个舅舅到日本(侵略中国)时候，让日本人给弄去灌凉水，给打了，这事我知道，因为我舅舅比我大点儿，大点儿也就大个十几岁。我妈结婚的时候我舅舅都不大。
我舅舅叫王绪昆，都管他叫绪昆绪昆的嘛。好容易活了这么一个儿子，养得娇啊，真是娇生惯养。又小，又贪玩，就知道成天昏天黑地的。要不是养得那样，不那么异性，他也不至于最后精神分裂，他就觉得我不是皇亲国戚起码也沾点血统啊，我怎么能受欺负哪，但是那不是那个时候了，那是日本侵略中国了，可是他脑子转不过来。
定：他怎么就叫日本人给逮了去呢？
李：我舅舅在有轨电车上卖票，过去那叫铛铛车。也是一个朋友给介绍的，说钉哥儿人又老实，又好看个书什么的，去卖票吧，当完这班，下班就回家，省得受人欺负。就去那儿了。满族的子弟不就提笼架鸟吗？弄个画眉叫唤，画眉没有了，就逮个老西儿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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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什么叫老西儿？
李：鸟啊，叫老西儿，比画眉个儿大一点，叫唤也挺好听的。我舅舅他就干这个。养个猫呀，狗呀，鸟呀，还养鱼。家里头一进来就有一个跟瓦盆似的那种鱼缸，有上水石，搁点小亭子呀，小麦子什么的，我舅舅就好这个，下班没事了，弄这山子石，鼓捣鼓捣这个。那时候西总布胡同里头有电车公司的一个什么单位，他们卖票的回来都上那儿去交款。我舅舅从西总布胡同下车交完款回来，正好那儿有个日本兵的土木工程，门口卸的有沙土跟石头子儿，我舅舅看见那小花石头了，他就挑了点比较好看的石头，拿回来搁到山子石里头，鱼缸里头了。后来那儿不知道丢了什么了，就问谁来了呢，就有人说，就是卖票的里头有一个，就是他，说是他拿的什么什么。这日本人一听，就等着，把我舅舅给带走了。逮进去了日本人就打呀，灌了一回凉水，就让他招，问是不是他偷的，那他哪儿能承认呢，没有啊。实际上我舅舅拿的就是石头子儿。肯定是有通风报信的人，石头子儿也至于你就报告日本人？日本人丢的这个东西是石头子儿吗？我那时候也就十几岁，不知道这里头究竟是什么事情。哎哟给我姥姥、姥爷急得哟，急得就没法子，就哭天抹泪的，就说这钉子哪儿受得了啊，日本人给逮去灌凉水，这不就死了吗，我们好容易留下这一个儿子，怎么又短命啊！
那时候我姥爷推那个卖饭车就推不动了，自个儿找了个门脸儿，在禄米仓注44开那么一个小饭铺，我父亲挣钱，我姥爷也帮着点儿。可是我们这么多人哪，家庭生活越来越困难，我姐姐就必须得出去工作了。我姐姐干什么呢，也是经人给介绍的，叫生计所，就在现在社科院的边上，就是腮帮子上，那个位置。现在叫贡院的那条街，有一个日本人开的大的生计所。生计所是干吗的？卖菜、卖水果，卖这些东西，我姐姐就上那儿，按现在说就是售货员，就那么着挣点钱。她得跟日本人打交道，又搭着(年龄)小啊，就学点日文。
我们家的两边，住的是两个日本人，一个叫中原，另一个叫长男，这两个人究竟是干什么的咱们不知道。当然日本人也有好人有坏人，中国人不也是那样吗，这两个人呢，就比较不错。怎么认识的他们呢，一个跟我们是街坊，一个是他们老上生计所买东西去，老夸我姐姐：“你小姑娘的好。”晚上回来我姐姐就跟他们学点日文，就跟他们多少能对点话。他们有点什么吃的还给我们送过来，什么日本的饭团，什么豆，什么狗宝：“你们家孩子多，小孩小孩的多，大大的。”我姐姐是跟着我姥姥、姥爷长起来的，我舅舅给逮起来了，他们这么难受，我们也难受啊，我姐姐就说我去找中原跟长男去吧，就托的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说好，给你说说，说你舅舅，那个小孩，大大的好——我舅舅回去不干别的，连门都不出，就鼓捣那鱼啊，鸟啊——赵家楼旁边那口儿住的一个日本人叫岗野，好像是管宪兵司令部还是什么的，我姐姐就托中原跟长男去求的岗野，就把我舅舅给放出来了。
我舅舅放出来以后到家，就一天比一天精神不正常。我姥爷就发现，他弄那鱼抓起来给攥死，攥死就说：“都因为你们，都因为你们。”后来一点儿一点儿地就疯了，越来越厉害。那时候也不讲究说上哪儿去瞧，就找那个巫医，烧香啊，磕头啊，上我们家来就吹口气，“
”就打我舅舅脑袋，叫驱邪，那有什么用啊，实际不是那事儿啊，您说那时候人就是无知。后来我舅舅就那么死了，三十二三岁吧。要不我们怎么那么恨日本人哪，日本一投降，哪儿一说有打日本(人)的，我跟我二哥俩人就拿着棍子，跟着打去，在街上看见日本人，逮着什么拿什么打，日本人武士道精神，您打完，他冲您“哈伊，哈伊”不还手。我妈就吓得哟，跟家里哆嗦：“这俩要命鬼又走啦，这俩叛逆又跑啦。”让我三姨夫满街追我们俩人，追不着。我们就恨哪，我舅舅就是让日本人给打疯了的。
我不知道您知不知道，日本一投降，哎哟北京人就全反(指反抗)啦，中国人都恨透了日本人啦，杀死咱们多少拉洋车的？坐车拉着要钱不给，一刀捅死，我跟我二哥都见过。那时候的政局呀，国民政府也没法控制，这些老百姓就反了，打鼓的跟拉洋车的凑到一块儿，就抢日本人。挨着门敲，敲开门进来，一瞅是中国人，扭头就出去了，要是日本人，先给他抢了然后打他一顿。我和我二哥就琢磨了，恐怕中原跟长男他们要挨抢，确实他们是没做坏事，那条胡同对他们印象都不错。我们就跑过去了，说那边没有日本人，那边也是咱中国人，他们就没敲(中原和长男家的门)。岗野就给抢了，也给打了。完了这俩日本人就上我们家，左一个鞠躬噢，右一个鞠躬噢。哎哟那抢得可厉害了，抢的那个被子呀，都堆老高的摞到洋车上。
我们那儿有一个，我们都管她叫王小脚，她也是年轻守寡，守着5个儿子，她怎么活呢，她拉洋车。拉着那洋车跟着抢，哎哟她抢的那日本被卧，我们说这回你可发了哎。
定：女人拉洋车？
李：女的。
定：汉族人满族人？
李：她是汉族人。那脚是后来放的。我们怎么知道她呢，这个人跟我们是街坊，在小牌坊胡同住，小牌坊就在赵家楼的后头，城墙根儿了。我们就瞅着她在街上，拉着洋车呱呱地跑，回来拿这么一小口袋棒子面，养着这5个儿子。5个儿子一个一个都穿不上衣裳，冬天就不出来了，夏天就光着屁股在街上，好几个人盖一个被卧。我就跟我妈说，妈您看那王小脚多可怜呢，我妈就说，可不是，也是个苦人儿哪。你看，弄着这5个儿子。一解放了，她就不拉车了，政府给找的事，就干点别的，她的儿子也都起来了。后来这人得肝癌死了，我说还是挺惨的。
5.父亲和母亲的婚事
李：我妈叫王秀芳，我二姨叫王秀芬，三姨叫王秀英。满族人可讲究了，是亲哥儿们弟兄，叔伯的，你这名字都排上，得挨着，不能瞎叫。
我母亲长得挺漂亮的，那纯粹，您一看就能看出来是满族人。高颧骨，黄眼珠，头发都有点发黄，反正头发不是黑的，满族那模样反正都在呢。
我母亲为什么跟我父亲结婚呢，这是我姥姥跟我姥爷的想法。
我父亲是唐山人，汉族。您知道唐山大地震，我父亲的老家是震中。他家里头就有个哥哥有个弟弟，可他哥哥、弟弟都不在唐山。我父亲是过继的，本来我父亲是四爷爷的儿子，二爷爷没儿子，我父亲行二，就过继给我二爷爷了。他们这一支，反正也是挺讲规矩的，给我父亲说了这么一个(妻子)，农村就讲使人啊，她比我父亲大四五岁。我父亲他不喜欢，结婚两宿也不是三宿，就走了，走了就出来了，也就是说，他是抗婚出来的，他就不承认他结过婚了。
我父亲学问是有，私塾他就上了8年，背古文哪，摇着晃着唱，那时候叫我们学，哼，我们才不学呢，什么呀，唱出那调儿来，还摇着膀子。我父亲后来是干吗的？过去叫账房先生，按现在说就是会计。他算盘打得好着呢，双手，这都教过我们。
我姥姥把我妈许配给我父亲是为什么呢？就因为他是一个人。姥爷这边就这一个儿子，我舅舅小也不大懂事，我姥爷家好像没有什么支柱了。我姥姥就跟我姥爷商量，甭管怎么着，人家虽不能更名改姓，人家这也是上咱们家来，能给顶点事，那时候家里头要缺这么一个人也不行啊。再说咱们大姑娘特老实，特窝囊，不能给有婆婆的，将来再给她窝囊坏了。说李先生，李先生人老实。就这么着，实际我父亲又隐瞒了婚姻历史又隐瞒了岁数。因为我父亲人黑点，黑人不显老，当然说多黑呢，也不是特别黑，反正不是那么白净的人儿。隐瞒了多少岁数呢，他隐瞒了13岁。
定：啊？差那么多？
李：您听着呀，隐瞒了十三(岁)，还说比我妈大10岁。实际就是差二十三了。后来我妈就埋怨我姥姥，说这都是为了您，您就为了您自个儿，您把我给了这么一个人。我姥姥就说：“唉，得了，已经这样了，甭管他比你大多少。”这时候我姥姥还不知道大二十三呢，只知道大10岁：“我为什么把你给了李先生呢？因为你太窝囊，太老实，怕你受气。”
“受气？受气也比这强。”
“那我跟你说说，你看我受那气：早上起来，我早晨哪五更天就得起，起来以后笼火归置屋子扫院子，都得悄悄地干，不能出声，干哪样活儿能没声呀？那时候穿的花盆底鞋，还穿着大长袍子，走道儿就得有声呀，就把鞋脱了，那时候都讲究穿布袜子，穿着布袜子在屋里走，出来进去，开门撩帘子都得轻搁轻放。弄好了水，沏好了茶，把茶碗烫了，把洗脸水都得打好，这时候才得上屋请安去，叫你太姥起来，点烟，起来还得在被窝里来两袋烟。大姑子跟你太姥一个屋，也得给点烟，待会儿她们都穿上衣服出来，梳洗、打扮，我就得侍候着。”侍候完了以后，两把头就不是我姥姥给梳了，我姥姥就算是笨的了，怕我姥姥梳不好，就我那姑姥姥给梳。可我姥姥在旁边都得支应着呀，拾掇弄着呀：
“都完了人家吃早点了，到我这时候干脆就别吃了，待会儿就吃中午饭了。抓着工夫就还得做饭，人不多你也得做呀，就说你，你行吗？给你找这个，他不是北京的人，他外头的，他什么都没有，他也就是比你大点儿，大点儿人家不是没学问哪，人家也有学问，人家也有能耐，得了呗，大点儿还知道疼呢。” 还说可别找满族人。就汉族的吧。
定：为什么不找满族的呢？
李：满族礼儿多，规矩多着呢，咱大姑娘受不了哇。就怕受气。我母亲那人比较内向，不爱说。那个社会压抑着，她也没有发言权，那个时候可不就是吗，我妈也就认命了，宿命论哪。命里注定的，那没法子，可她就老委屈，这是我姥爷和我姥姥犯的特大的错误。
我们家原来就租房子，后来东总布的那个院，是我父亲买的房子。就在你们社科院后边，北总布胡同内，也就是前赵家楼那块，其实我们住的那是好房子，原来是一王府，后来就说那院里头闹鬼，可我父亲不信这个。因为我父亲那时候孩子也多了，还是国民党时候呢，我们就一共有7个孩子了，一说租房谁都不租，人家都愿意清静。我爸爸就说不租，咱们想法买房，我父亲自己多少也积攒点儿，又跟公司找老板借点儿，那刘老板跟我爸爸是同乡。我听我爸爸说，找刘老板借点儿，然后慢慢还，咱们这么多孩子哪儿也租不来房，再有咱还有姥姥跟姥爷呢。我父亲跟我母亲就得带着我姥姥、姥爷，这事就落到我爸爸身上了。您别瞧，我爸爸对我姥爷特好，真跟儿子似的，他对不起我妈的地方就是说了瞎话，瞒了那么多岁数。
定：那也还就算不错，您妈也不受气。
李：受气倒是不受，不过就是这点真太对不起人了，一大大那么多。
定：他们俩感情怎么样？
李：原来我父亲不在家，也看不出什么来。我父亲是账房先生，他一直在外头走啊，先在一个福源土木建筑公司，后来在复兴土木建筑公司，什么湖南哪、湖北呀、福建哪，外地公司，包工干活儿，最后落到什么地方呢，开滦矿务局。就跟着公司老在外头。有时候一年回来一趟，有时候两年，这都没准。回来也就回来几天，顶多一个月，完了就走。您看我们间隔的岁数都不一样，我跟我二哥就间隔一年，可是我跟底下的弟弟间隔5年，在我的印象当中只要我父亲一回来我妈就得生一孩子，就是那么个印象。我也没细算过，反正是生了我们这么多孩子。我姐姐是老大呀，我姐姐底下有俩弟弟，接着就是我，我是第四个，我底下还有5个弟弟。我姐姐现在是七十八，比我大10岁，我最小的弟弟，老九，是1950年生人，现在五十二，不到五十三。七十八，五十三，您说我爸爸这人差劲不差劲。
定：您妈妈生小弟弟时候有多大岁数？
李：反正是我出生时候，我爸爸就五十了，您算算，我最小的弟弟是1950年生人，都解放了。多可气呀。
定：您妈也够苦的，生这么多孩子。
李：别提多苦了，要不我一想起来，有时挺恨我爸爸的。你自个儿比我妈大那么多，你都不想想，一个俩仨那么养，你给谁养活呢。我们受多大累都不要紧，我妈受多大罪呀，那时候就没办法。一人造孽，太可气了，要不然我特恨他，到现在人都死了，那我也恨他。
要不我妈那思想怎么那么开通解放呢。她老说我这辈子算是完了，你们可得什么，吃糠咽菜，咱们吃不上饭你们也得上学。我爸爸说丫头家的上啥学呀，我妈妈说别听他的，他一年在家待几天啊，咱们该干吗干吗。
我父亲瞒岁数的事后来怎么知道的呢？刚一解放忠诚老实学习的时候，自己有什么隐瞒的事，都得说出来，我爸爸不打自招，自个儿就全说了。这一说岁数就暴露了，这人已经六十多了，我父亲本身就瞒了10多岁呀，您到岁数了，根本就该回家了，那时候不叫退休，叫告老还乡，那就回去吧。那是1950年，正好就是我要初中毕业，我爸爸就给我来了一封信，专门给我写的，说：我已经让人给辞退了，回家我再跟你们说详细的事，现在我就告诉你，你应该想出路，再也供不了你上学了。我就跟我妈说，等我爸回来我得问他。1951年他回来，还给派出所写了一份检查呢，把岁数得给订正过来呀。我爸爸让我给派出所送去，我说我才不送呢，谁说的瞎话谁欺骗的组织谁说去。我爸爸只好自个儿去了。
我父亲刚回来的时候还行，后来就有点老年痴呆，就更年期。我父亲是1967年去世的，死在唐山。那时候我正在医疗队，我刚到医疗队13天，我哥哥给我打一个电话，说老家来信了，爸爸病得可厉害。正是“大串联”的时候，连火车我们都挤不上去。
定：那您母亲是哪年去世的？
李：1985年年底，整八十。哟，我母亲可不容易了。自己就9个孩子，然后我弟弟他们的，我哥哥他们的。就是我姐姐那孩子我妈没怎么管，为什么呢，我妈说你姐姐有婆婆，我就不管，你哥哥的孩子，我是婆婆，我是奶奶，我就得管，我不管怎么着？我大哥有仨(孩子)，我二哥一个，我二哥的爱人也死得早，弄一个孩子，仨月就扔给我妈了，我妈就一直带着。没离开过。就我这儿子，也是跟我妈长起来的。我儿子就说我姥姥可是个好人哪，我姥姥就是没文化，我姥姥要有文化，那是相当有领导能力的妇女干部。
定：你们家就属您最厉害了。
李：我觉得我讲理。谁不讲理也不行，你凭什么不讲理？我弟弟他们不听话我真打，我妈就说待会儿，待会儿那“反叛”回来了打你们。管我叫“反叛”。
6.我的俩姨儿
李：一般汉族人称呼奶奶就是奶奶，妈就是妈。可是满族人管姑姑叫姑爸，我姥姥要一来了我妈就请安哪，管亲娘叫亲额娘。我说什么叫亲额娘？“哎，别打听这个。” 我说人家都不这么叫，“我跟你说，那——是——汉——人，这是满人，满人就这么称呼。”
我有俩姨儿，我二姨儿跟我三姨儿。原来的时候姐妹之间那都是——我那姨儿要是来一趟，不进屋子，就在街上比如说碰上了，还且请安呢：“哟，姐姐您好。”“哟，来了妹妹。”没完。后来还是我妈说：“得了，咱们就别这么着了，你瞧街上哪儿还有这个，就咱俩，左蹲儿一个右蹲儿一个。”就不价了。
(1)二姨儿
李：我二姨儿最可怜了。其实我二姨儿特能干哪，29岁才结婚，就为了帮助我姥爷在家做那买卖。我二姨儿和我妈，那时候跟我姥爷都在一个院么，我爸爸那时候就说：“咳，姥爷也没啥人，剩了二姨儿三姨儿，咱们凑合一块儿过吧，姥爷放心，有我吃的就有你二老吃的。”跟我二姨儿三姨儿关系好着呢。我二姨儿平时就是帮着我妈，整天做饭哪，做饭做完了闲着的时候就做活，什么做鞋。
我姥姥这人哪，那时候的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那么不开窍。给我妈找个我爸爸，告诉说大点儿知道疼，又没婆婆，这好。给我二姨儿找的呢，他是北京汽车修造厂的工人，姓朱，不是满族啊。先他(指二姨夫)也结过婚，还有俩儿子。你说这大姑娘也不知道干吗都找结过婚的。我姥姥就说也没别人，就一个婆婆，哪儿能都没婆婆啊，告诉说甭管怎么着，他那个她死了，这俩孩子婆婆带着，奶奶带着，也用不着你二姨儿。
我二姨儿的婆婆确实特好，可我二姨儿还有个大姑子。这大姑子也是，男的死得早，守寡。我二姨儿结婚的时候她男的还没死呢，后来男的一死了呢，她就把俩孩子送到救世军注45那里头养着去了，就是反正我不要了，给你们了。他们家信基督教，救世军就是基督教里头干活的那个，好像在米市大街还是什么地方。孩子送那地方去了，她就(回娘家)来了。你说这个，男的死了，孩子也不要了，好家伙回来以后她就当家，就为王。我二姨儿的婆婆特窝囊，就管不了她这丫头。就老跟我二姨儿说：“姑娘，甭理她，甭拿她当人。你说咱们不要她，把她轰走，她哪儿去呀，她男的也没有了。你就冲我了，让你受点委屈。”
我二姨儿这大姑子特不讲理。她回来不给我二姨儿吃不给喝，这委屈哪儿受得了。还把我二姨夫叫到他们那屋去，让我二姨儿带着我那个姨妹(指二姨的女儿)俩人。他们那时的老窗户都是带棱的，支起来，还糊窗户纸。她指使她那俩侄子，就是我二姨夫前妻那俩儿子，把窗户纸弄破了，顺那儿往进泼水，前沿那是炕，泼得炕都湿了，还弄那沙土往进扬：“让你们睡觉！”您说怎么睡？湿的，还一炕的沙子。还在他们家那墙上，拿铅笔给我二姨儿写的：吃吃吃，吃不饱，走走走，死胡同，抽抽抽，香烟头，还有什么。那大姑子太不是东西，太可气了，芳嘉园注46那条胡同家家都知道。我二姨儿那人也心重，觉得男人挺好的，婆婆更好，临了儿来个大姑子捣乱，也是让那大姑子挤兑的，她就气迷心了，不在家待着，拉着箱子拉着衣服就走，来我们家跟我妈打架来。这就精神失常了。我们后来知道她有病了，就上这儿上那儿给她瞧，可那时候又没有精神病院哪，就是瞧香的，给喝点香灰这那的，把人就给糟蹋了，过去真害人。
后来我妈就说，咱要是把你二姨儿留下吧，这辈子她就算甭回家了，你说老留到咱们这儿怎么算呢。我二姨夫特窝囊，我爸爸给起个外号叫骆驼，我爸爸说把骆驼找来，跟骆驼说，这骆驼来了以后支支吾吾也说不上来，说：“您说这事也没法办，她又不明白。”我说：“不明白？给你的时候是明白的是糊涂的，嗯？把人给了你是什么样的？”我爸爸那人就特和气：“哎哎，别吵别吵，咱说啊，甭管怎么的，现在人已经这样了，你得出个主意，你不能躲到那儿呀。”他说我也没法儿办哪，我得上班呢。后来我就生气，我说这没地儿讲理去，你跟她说不听，她妈都管不了她，我二姨夫也是浑蛋，给我二姨儿弄得这样，咱家怎么那么好欺负呀。我说这浑蛋人咱甭跟她(指大姑子)说，说什么呀，咱打她！没别的主意。我就想豁着来了，咱有什么主意呀，咱除了打她没别的主意，咱也不是找男的去打，就我跟我三姨儿我们俩去就行。
我三姨儿也横着呢，膀大腰圆的，我三姨儿说谁打去？我说咱们娘儿俩。“走，你跟我去？”我说是呀。“进去我告你，你不是个儿小么，你劲头小，你就搂着她，别让她还手，让我打她。”走到禄米仓口那儿，三姨儿还跟我说呢：“记住了没有？进门先抱她。”我说记住了，没劲儿我还有牙呢。“进门呀咱不能容她明白过来，她一明白过来咱俩不一定是她个儿，她那人挺壮的，别再打了你，这么着，我进去就打她。”我说非给她打个半死不可。
她家在芳嘉园儿，就是南小街里头。到那儿，那个大姑子正在院子里洗衣裳呢：“哟，三妹妹来啦？”我说：“三妹妹？打你王八蛋！”我就上去了。她一瞅，噌地站起来了，我从身后一抄她腰就给她搂住了，我说打呀三姨儿，我三姨儿叮当五四就打。“你们干吗哟，打人喽！”我说打死你，我告诉你，今儿给你打死，谁让你欺负我二姨儿的？我三姨儿说我再瞧你这样我就碎了你。她那儿也瞎胡噜，我就紧拽着，还咬着她那衣裳，逮着那肉没咬着，我也不知道我哪儿来的那么大邪劲儿，给我气的。她把我抡到前边去了，我三姨抡着钱板子往后“啪”就照屁股一钱板子，啪啪啪，就打哟，反正打得是不轻。
定：(大笑)真够热闹的。
李：然后她就跑我们家来了，反正也是上这儿来反了一顿，来的时候我和我三姨儿都不在，她进来了，我姥姥哪儿挣巴得过她呀，她倒也没打着，因为我妈也在，没让她打着。然后她还把我们给告了，他们那儿起诉，这都解放了。我就跟我三姨儿说，我说甭听他们那个，爱怎么怎么着，她还恶人先告状！法院要来传，您就脱了衣裳躺着，说让她给打了，动不了。明儿完了以后咱还打她，打完了她再来您还躺着，一下都不碰您您就躺着，您告诉别人就是她打的。
定：最后这事怎么解决的？
李：稀里糊涂，谁也没怎么样，您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人家也就给抹平了。打她是没错，你得分为什么，我们家有男的，男的都窝囊，其实不是窝囊，我们就不让他们去。我哥哥他们要去，我妈说别再往里头掺和了，要那么着就把她打死了。他们要真去还挺麻烦。
定：后来她还欺负您二姨儿吗？
李：后来我二姨儿的婆婆也死了，她姑娘一点儿一点儿地也就大了，我二姨儿还有一个儿子呢，儿子也死了。解放以后街道也一点儿一点儿地组织健全了，都知道这事，人家跟她说你这不行，你得有正当的事儿，该干吗干吗去。最后她就不在这儿了，走了，也不知道哪儿去了。这就好多了。
(2)三姨儿
李：我妈比我三姨儿大得也多，得大个六七岁吧。我三姨儿那人挺能叛逆的，就那么个人。
我母亲不认识字吧，就跟我三姨儿跟我二姨儿说，你们可别不认识字，你们得学，念书。我爸爸也说，她们俩人都好学。我爸爸还教她们背点古文，我爸爸晃悠着脑袋，背那个古文，啊啊啊就唱，我三姨儿也跟着，我姥爷还瞧不惯，说：哼，什么体统啊，摇头晃脑的。
我三姨儿她们是怎么念的呢？我就听我妈说，这都是八国联军进北京，完了又以后，都到了民国了吧，就有那教堂啊，外国的什么修女，吹洋号打洋鼓的上街，宣传什么呢，宣传让你上学，让你有文化，教会里头的这些个人，他们讲，我三姨儿就跟着听。她一瞅见吹洋号打洋鼓的，噔噔噔，她就往出跑，我姥姥喊也喊不回来，越听越好，回来就跟我妈说，我妈就支持她，我妈说去去，去学去，学回来你教我，咱们不能不认得字儿，认得字多好，要不这心里多闷得慌啊。我三姨儿就那么着跟着他们就学。后来我妈就跟我姥爷说，您不能不让三姑娘上学，她正学的时候，您叫她去吧，叫她念去吧，我三姨儿就出去念了几年，有那么五六年吧。所以我三姨儿又会唱京剧，又特爱看书，成天看小说，什么全看，《三国》呀，《七侠五义》呀，就看这个。我就记得她一边拿着书看，一边烙那饼，我姥姥就喊：“三姑娘，三姑娘，我都闻见了，煳了吧？”把饼都给烙煳了。我三姨儿眼睛看得都不好了，但是那时候人也不讲究戴镜子，洋人才戴镜子呢。
定：三姨儿后来嫁的好吗？
李：三姨儿给的是天津人。我三姨夫是搞印刷的，哥儿仨自己开买卖。
定：也没嫁满人？
李：那哪儿有什么满人了就？我们家仨都没嫁满族。我姥爷讲话，哪儿那么容易找满族去？血混就混了吧。
我三姨儿结婚的时候也二十九了。那时候我妈就跟我姥姥说：“您老这么着老这么着，您瞧瞧您给我俩找的这主？您说我吧，您让人给蒙了，二姑娘明明白白的您给续弦，出了这么个大姑子给挤兑成这样。三姑娘您就别管了。”我爸爸也说姥姥：“别管了，您就踏踏实实的吧。”我三姨儿说：“您倒想管呢，您管我也不干。” 我三姨儿不听这套，我这脾气就随我三姨儿，反叛似的。
三姨儿给的那个好啊，我三姨夫特疼我三姨。可是我三姨儿五十九死了，没活到六十，高血压。她老说自个儿活不到六十，三姨夫看她成天这么说，就说：“谁给自己封岁数啊，你要老这么说，你到六十不死我就活埋你。”结果真没活到六十。可是我三姨夫活到九十八。我三姨儿生了四个姑娘俩儿子，死了一个儿子。别看她是家庭妇女，但是特开通。
7.我妈管我叫反叛
李：如果说按我们家里排着的，我叫李清莲，我姐姐叫李目莲。不是有那目连救母注47的故事么，我爸爸给起的。可是我为什么叫李玉平了呢？那时候上学呀考试，必须得先会写名字，只要你把名字会写了，这就算是录取你了。我就不会写，这一大堆我一看就脑袋疼，我就不写，我就抱着脑袋哭，哭得脑袋都疼了。我爸爸说你真没出息，明天就考试，我都给你写这么大，你一笔一画地描下来咱们就能上学，要不然你甭念了，你哭什么呢？我说给我改一个吧，改一个容易的吧。我爸爸一生气，什么容易？唉，叫李玉平，这次你会写了吧？我就给写下来了，得了，玩去了。就这么着。所以我在学校里名字都是玉平，但在家里叫清莲。派出所说这个清莲叫曾用名，我的户口就是这样。
我小时候苦日子过得就甭说了，您说真是我们这家，这一大堆人哪，五六七八九，养弟弟没完。我跟我姐姐、我最小的弟弟跟我妈，我们在一个炕上。这几个小子就都在南屋那个大炕，都是前沿炕，倒真能搁人，一瞅啊，一水儿的小脑袋瓜儿。屋子里头那凉，煤球炉子搬进来搬出去，没有说一人一个被子的，反正是一大堆小子，我妈说要是花搭着生还麻烦了，被子都成问题。到晚上的时候我妈就说，去瞅瞅去，看谁回来了谁没回来。他们都洗完了钻被窝儿了，一数脑袋一数底下的鞋，就知道谁还没回来。天天儿我下了学以后把书包往家一扔，提溜起那小筐就走，一边看孩子，一边外头捡点儿煤核。我父亲给我们留多大的迟累啊。
1950年我父亲回来，他写信就说我也供不了你了，你凑合找事吧，别那么要强了，一个姑娘人家的，有点儿识文断字就行了，别再上了。你想他回来的时候我最小的兄弟才多大，我怎么办呢？事情已经这样了，我得面对现实呀。
我姐姐那时就在铁路上了，日本一投降以后他们就都归到铁路了。她也帮我找事儿，找的是铁路上的，叫交换台，就是现在那个电话员。我姐姐把它叫插塞子拔塞子，说很简单，你一听是哪儿的，你就给人插上，说完话了，你再给它拔下来。我说我不去，我说你才干这插塞子拔塞子的事儿呢。我姐姐就强迫给我报了名，非让我参加考试。你知道就在东单，现在的菜市场，原来是铁路局的一个什么地方，就在那儿考试。我那时候反正挺有主意的，去我也不考，可是我跟家里我也拧不过他们，我就装模作样拿着墨盒就走了。我姐姐托了一个秦老头儿，说秦老头儿在门口等着你，到时候带你进去。我到那儿看了看，老远一看秦老头儿就在那儿站着呢，我就跑了，跑到东单大操场上，坐在那儿玩了半天，11点了我才回家。我就不考，说不考就不考，秦老头儿就没找着我。我姐姐从小就知道挣钱，我(姐姐)就给你们挣钱，挣钱就养活你们，别的不管。可是我姐姐特别好唱歌。
定：她不像您似的什么都知道。
李：她不好问。那时候我初三还没有毕业，正好看见报纸上有北京市卫生学校招生。我必须得去呀，因为如果等我毕业了，人家已经招过了，我就不能考了。我去的是鲍家街，市卫生局，在那儿考的试，考完了以后发榜，我一看有我，回来我就跟我妈说，行了，又出去一个吃饭的，帮着挣钱去，养家糊口。我妈还说呢，你努点力你不那么笨，那插塞子拔塞子你就没考上，这再考不上你不就完了。
我1951年进的卫生学校，后来改成通县卫校了。是我考上卫校以后，我爸爸才回来的。我那时候才十几岁，都是让家里的生活给挤兑的。不过我是赶上好时候了，我上学还供给制，一个月给150斤小米，那时候合小米，后来就是合单位，你挣多少单位，我就是150斤小米，拿回来那钱就给我妈，学校还管饭。我这3年上学还给算工龄。
卫生学校出来以后，分配的我就搞妇儿，后来就叫妇幼。崇文区解放的时候叫七区，我们就是第七卫生事务所的妇儿两科。后来一点点扩大，专门盖了一个妇幼保健所，各个门诊部都有搞妇幼的，我就分配到门诊部。四院原来还有儿科，后来儿科就撤了，合并到崇文区儿童医院。就是现在的幸福大街，我们就专门成立一个妇幼科，专门搞一些个妇幼的保健，就不从事治疗了。
我们医院职工这么多，为了解决职工上班的困难，就成立了一个连托儿所到幼儿园。您知道医务人员女同志多，很困难，所以产假只能是56天，就是国家规定你可以多休多长时间，医务界也不允许。没有人啊，您都歇产假谁还干呢？只能在其他方面奖励你。像我们规定，怀孕7个月才能下夜班，孩子到7个月你就得上夜班，就是说7个月下，7个月上，再到后来56天就上夜班，一线就那么忙，那孩子往哪儿搁呀，医院里必须自己解决。我们院长说你挺适合干这个工作的，你从事幼儿教育也行，妇幼你做个保健医也行，咱们就弄这个，就这个条件，从56天就得收，这样你是院长兼保健医，两样都得干，我再给你配合上一个人，咱们就白手起家。我说哎哟，这儿科的一些个治疗，常见病多发病我都能干，这教育我可没从事过。他说你没从事过你开始学啊，咱们区里就有幼儿师范，你可以带职去学，你先学这个，然后咱们找一些个幼儿师范毕业的老师来。咱们孩子逐步逐步一点点就长大，从乳儿室到托儿所，从托儿所再到幼儿园，从托儿所到幼儿园这一步，你就要发挥能力了。就不让我干妇幼保健了，让我上这儿来了。我那时就四十多了，我说这是60岁学打拳，到时候就让我出家，就觉得挺难的。从56天就开始收孩子，白手起家，什么都没有，我一干就好几年不能回家。
就说我那个时候，反正就这么过来的，我是从四院的幼儿园退休的，应该干到55岁，他们老不让我走，我一直干到57岁。
定：您先生是做什么的？
李：……我挺不愿意谈这一段事儿的。我从25岁就带着俩儿子，我一直就带着他们，在娘家跟我母亲住在一块儿。有时人家一问我，很简单，一句话就给了结了：死了。实际上没死，离婚了。我这个人反正，我就是叛逆，我儿子也知道我这性格，说我是女强人。他这个人就给我这印象，搭着家里头我父亲这点事，我母亲婚姻的不幸福，导致得我也有一种想法，既离了，就绝对不再找，够了。
定：那您一直就一个人？
李：啊，就跟着这老大。我为什么说是女强人呢，我自己也觉得，我事业心特强。老二是1958年时候生的，正是大炼钢铁的时候么。那时候我正在天坛医院，苦战九昼夜呀，夺取北京市红旗医院，我们就黑夜白天干，孩子我根本就不管了，扔给我母亲。我母亲一人弄不了那么多呀，那时候我那老大也不大，又得喂奶，又这个那个的事多，就请了一个保姆，是个老太太，她反正就看着这个孩子吧，带着孩子满世界走，外头玩去。正好建北京站的时候，那儿也是个公共场所，她老带着孩子在那儿看，可能那年小儿麻痹流行，这孩子就传上了。等我妈给我打电话时，说你快回来吧，这孩子怎么这样了，那就第八天了。我一看家里电话催得急，就跟人事科长说，我真得请假了。我回去一看，哎哟坏了，这孩子会不会是小儿麻痹呀，我抱起就跑啊，一下子我就跑到同仁(医院)，到同仁告诉说救不了，他呼吸麻痹了，说咱们这儿没这个设备，得赶紧上市儿童医院五一病房，那儿有铁肺(人工呼吸器)，新建的，你到那儿才能救他。我说哟我怎么走啊，我就赶紧往我们卫生局打了个电话，我们人事科长就派了唯一的一辆车，就是吉普，开着吉普就来了，送到市儿童医院，这孩子这么着算得救了，但是就落下毛病，四肢全瘫，嘀里当啷全动不了。
我那罪可受大了，成天抱着他，我一个皮大衣，里儿都抱他给抱碎了。拿这大衣围着这孩子，抱着哪儿都去，天津、长春。后来一点儿一点儿地，连给他用各种的疗法，四肢恢复了三肢，剩了一肢，就是那腿。
二儿子上了初中，学校找我谈了，说你这孩子功课倍儿棒，是个上学的坯子，但是有一样，他就是高中毕业，大学也不要，那时候残疾人不要，那我怎么办呢，我吃糠咽菜我也愿意供他上大学，但是人家不要哇。后来我就找了卫生局，反正我这点事，崇文区卫生局都清楚，我工作也是兢兢业业挺努力的，我那荣誉证书，先进呀，一撂一撂的，要不然人家那么照顾我，说上天津，给你报销钱，说上长春，叫你去。我就找了卫生局，我说你看我这老二，我说我谁都不赖，就赖我这当妈的不称职，我终身的遗憾就是我对不起他，你们得想办法。你们得给他碗饭吃呀，给他找个师傅吧，他站着还不行，还得给他找个坐着的事。医院里哪件事是坐着的呢，都得站着，你说你当个内科大夫，你得有那学问呀。最后说，上口腔科吧，叫他学做牙，就在我们医院，口腔科，做牙。他自己连钻带学，现在是牙科技师，还行。
附图：李清莲所述居住地点与活动区域图
三、纯粹的老北京人胡玉明口述
时 间：2004年11月24日
地 点：北京市海淀区世纪城某居民楼
访谈者：定宜庄
在场者：关淑清、关炳铮注48
[访谈者按]胡女士已经90多岁了，当年就是我的访谈对象中年龄最大的几位之一，但从下面的口述中就可看到她的头脑十分清楚。她的特点是夹叙夹议，喜欢对各种事情发表她的感想和意见。她有她的一套处世经验。
胡女士的父亲与公公都是地道的旗人，都在清朝做过官，辛亥革命以后走上的道路不同，但家境都算殷实。自己有房，讲究、规矩，为人处世则通达、认命、老实。一生都是普通工人，她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好。她对生活的总结就是“反正你自己不勤快你就甭想过好生活”。这些在我看来，都是典型的旗人做派和思想意识，在她说来却是“纯粹老北京人”为人做事的方式。她没报满族，她的丈夫和子女也是。
胡女士与小儿子一起住在西三环边世纪城的新居，世纪城在今天的北京城号称“第一商圈”，是新崛起的繁华之地，她的儿子、儿媳显然是把家中最好、阳光最充足的一间给了她住，房间也经过精心布置，清洁整齐，花木扶疏，她却感叹说，活了90多岁，竟住到乡下来了！
胡玉明(以下简称胡)：您要是找老北京人哪，这楼群里头找不着，一百户里边也没有一户老北京人，全是全国各地的，四面八方的。您要是找老北京人，就是那胡同里头有，还真有。您瞅，由东单说，一直到北新桥，一个胡同一个胡同一个胡同，到现在也算上，什么样儿的家庭都有，高级点儿的、中级点儿的、低级点儿的，都有。都是纯粹的老北京人。不像以前那么多了，还是有。那房啊得讲什么呢，讲整砖到顶，磨砖对缝，那房盖得比较讲究的，到现在都纹丝没动，都那么好呢。也搭上咱北京没出过什么大的灾害呀什么，发水地震，都没有，这块地是宝地，您不一定信，这是宝地，什么灾，也到不了这儿。
1.我的父亲母亲
胡：我叫胡玉明，1913年七月初四生人，这说的是阴历啊，后来拿阳历一对，正好是8月5号，我就改成1913年8月5号，阴历那个反而就忘了。
我的老父亲叫胡启山，我听我老父亲说，我们是爱新觉罗，满族注49。满族人哪，是以名为姓，要不怎么说有老姓，胡就是我们家的老姓，我的老祖他们都姓胡，到我父亲一代就姓宜，我们俩上学的时候儿呀，我父亲就让我们姓宜，我姐姐叫宜玉贞，我叫宜玉明。后来中华民国了，户口上头也牵扯到好多事儿，我就记着有这么一点儿，说也别以名为姓这一说了，都姓胡！后来我们就都姓胡下来了，就这么回事儿。
以前呢，我的老父亲是二品官，过去以那个顶为官职的大小，他是红顶注50，不是我爸爸自己挣的，那是祖传下来的。好比这么说吧，你做了这件事，对国家有好处，对皇上有好处，就叫你实习(应为世袭——访谈者注)，你不在了就是你儿子实习，孙子实习，实习到三辈还是四辈儿，就看你这官职大小，看你办的事儿是值三辈还是值四辈儿，那样封下来。我父亲就是接我爷爷的官职，做官。我出生的第三天我的老父亲还关(即“领取”之意)了一次银子，多少银子我说不清，还有大米，是拿车送来的，那会儿是麻袋，一袋是100斤，我记得是18袋大米，跟这会儿给退休费似的，你的生活费，那是他一年的薪水注51。我姐姐比我大4岁，她就还是奶妈奶大的呢，她是在清朝最末溥仪做皇帝的那个时候生的，我一点儿都没赶上。
我的老父亲哥儿仨，我大爷，我叔叔，他行二。可是那官职怎么我父亲接上了，我大爷怎么不接呢，我就闹不太清楚了，是文化程度的毛病呢，不知道什么原因了。反正我大爷没有，到了我的老父亲身上。
我的老父亲哥儿三个，之后老人都不在世了，清朝也没有了，就自己过自己的了。
可是我大妈厉害。那会儿我就记得，我妈，那会儿不管妈叫妈，叫奶奶，不管爸爸叫爸爸，叫阿玛。我们懂事点儿的时候，我跟我姐姐就问过，说咱们家那房子呢，那屋里的东西呢？我妈就说，你的大妈呀，你的大妈厉害呀，她全霸走了，这是祖产，祖传的祖产，她全霸走了。
定：她也是旗人吗？
胡：啊，是啊，我爸爸我叔叔都老实，惹不起她。大爷又老实，管不了。那会儿的满族人规矩可大了，那嫂子要厉害，这小叔子不敢惹，再一个也嫌寒碜，不讲打架，我们那种家庭也没有打架骂人的这一说，没骂过人，不会骂人，不许学(xiáo)。我父亲就这么想，说：“我是男子汉，有本事我到社会上自己凭能力去挣，养我的家，清朝已经都推翻了，这祖产你爱要就拿走，我不要，我不受这个祖产。”
定：让您大妈给占了的祖产是在哪儿呀？
胡：在什么地方我记不太清了，反正街上的道儿都是那么宽的大石头，跟咱们的柏油马路似的，好像叫十条道啊还是叫什么，记不住。
定：那您大爷后来做什么呀？
胡：我大爷就不工作，家待着。他把我们家产都霸了去了，他生活哪儿用得了啊。我听我妈说，他把我们这家产呀，房子呀全卖了，他到农村买的房。也不是特别远的农村，就到朝阳门外，那儿我们有块坟地，那会儿家家都有坟地，就在我们坟地那边，他买的房，买的大磨。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妈领着我，带我上我大妈那儿去过。那会儿还有规矩，谁的生日，谁的什么事儿，都得去，别瞅分家了，她都霸占了，规矩不能错。我就好像是三四岁那会儿，看见大磨还玩呢嘛。我记得我妈跟我说过，说你大妈那会儿可美了，她占着有房子，死了有地，她还有3个儿子，好像至死都受不着苦。我妈这边3个女儿，那会儿女孩子都不能出去，没有这一说。
结果他们刚搬去3个月，就遭明火注52，按这会儿来说叫坏蛋，那会儿就说明火，就给抢了个光。花梨硬木的摆设，瓶瓶罐罐的那都有名儿，都给抢光了，反正就房子没动，剩屋子四旮旯儿空，那大磨我记得还有，别的什么都没有了。
生活没有收入，慢慢就贫困下去了，反正他们也不能一点钱都没有，有点儿金的银的，卖着吃也不值一吃，我记得那会儿的人说过这话，说你坐吃山空，你要是什么都不干，你坐着吃，山都能吃空了。我有3个哥哥，我记得让我大爷大妈给送到这儿那儿学徒去了，那会儿学徒苦着哪，我那3个哥哥慢慢都死了，全死了，一个都没活。我妈就说，你瞧你大妈，心眼不好，把家霸占了。她说大妈太厉害，一脸的肉丝都是横的。
我叔叔看着他们哥儿俩，他看哪儿有这样，这亲哥儿仨呀，他一人霸占着，二哥这儿好几个孩子，什么都没有，还得凭自己出去挣钱去，那肯定有一段苦。我这叔叔就立志，没结婚。他后来当警察，自己单住，后来没结婚死的。他的家什么样我不知道，没去过。他们哥儿仨都小不了几岁。
我父亲的思想转变得快，后来到协和医院工作去了。协和医院一开始就在我们住的那条胡同盖的楼注53。好像我父亲怎么认识一个外国人，叫我父亲去到他那儿工作，他看我父亲做什么事都实实在在，他们都称呼先生，你称呼他先生，他说中国话，反过来管我爸叫胡先生，说胡先生你这人心最好，我就让你老在我这儿工作了，协和医院将来还得要扩大，你再跟我走。一直我记得我4岁，我父亲就在协和医院工作。反正外语他是一窍不通。
定：他在那儿做什么呀？
协和医院旧址
胡：他们前边是医院，后头为医院服务的什么都有啊，我父亲就在洗衣的那儿，咱们这儿乍一兴洗衣机的时候我看着不新鲜，因为小时候我父亲带我到里头看过。那屋子，大了去了。都洗那医生的、护士的、病人的(衣服)，那消毒消得可那什么，那一屋子没有一样不是机械的，由这儿搁进去洗，直到那头干了出来，全是机器，那都是流水线。他在办公室，他管这个，就管他叫胡先生。我那会儿也搭着小，不懂。美国人和咱们中国人不一样，再有那会儿也没解放呢是不是，他们就没有退休这一说，你到了年龄，66岁，给你一笔钱，叫你回家养老，胡先生你回家去养老。那会儿给美金，他每月挣工资也是美金。
定：那你们家那时候生活还不错？
胡：不坏，一直不坏。买的几间房，自己一个独院，没住过邻居。
定：您母亲也是旗人吗？
胡：啊，是啊。他们家姓什么不记得了，一点都不记得了。那会儿一般的事儿不跟孩子说。我记得我姥姥跟我们住在一个院里，就是前院后院，好像也没有儿子，就是女儿，我这会儿想，那可能就是我们家给养着呢呗。也没有舅舅。我姥姥家还有亲戚呢，自己开的一个包办酒席，比如你家娶媳妇或者闺女结婚，得用多少多少酒席，你上他那儿去订，就干这个。我们管他叫亲姥爷么，后来就不知道了。国家一朝一朝地变，咱们这老百姓啊，一代一代地死的活的，慢慢慢慢就全都疏远了。你那一代死了这一代就不认识了。
我妈可不厉害，从来没听见我妈跟任何人打过架，后来我们这房住不了也往外出租，出租也进钱不是，没瞅见过我妈跟任何人吵过架。那会儿不讲打架，打架让人笑话，就是规矩特别多。我妈那会儿的相片，还都是那种打扮。穿的鞋中间有一块木头，跟现在高跟儿的意思似的。穿的衣裳也是，脖子那儿还带珠子还带穗儿，你看电视剧《还珠格格》都是这种打扮，后来我们慢慢的也大了，社会也变了，一搬家(相片)就完了。
我母亲去世得早，我母亲周岁才52岁就没了。我也算不出来是什么病。我姐姐在天津，我妈一病厉害就把她叫来，一直她看护着。
我母亲不抽烟不喝酒，我老父亲也不吸烟不喝酒。特规矩，烟酒不动，就交个朋友来家坐坐，吃饭、说话儿，特殊的玩什么都没有。我的老父亲可是好人，一点邪的歪的都没有。
定：那他看戏吗？
胡：看哪，也不净看，也是没时间。连工作带招待一切亲戚朋友什么，来来往往的，没有闲工夫。
定(对胡玉明之女关淑清)：您对您外祖父有印象吗？
关淑清：挺善良的一个老头。他不爱说话，讲究。他吃素，烟酒不动。吃饭讲究，那么大岁数了，到什么地方去吃，到什么地方去买，必须得买那个字号的，我们去给他买回来他吃。后来他住在我姨家。
胡：有时候我老父亲高兴，就给我们说，这什么菜，得有什么名儿，你们哪，没吃过，你们都没看见过。我出生的时候清朝已经倒了，我们上哪儿看去啊。比如说吃馄饨，佐料就多了，少一样，我的老父亲就不吃:“去买去！” 差一样都不行。事儿多着呢，这满族人。
定：您还记得都有什么样儿吗？
胡：馄饨，必须使白水煮。这儿还得有一锅骨头汤，骨头汤叫白汤，回头使笊篱把馄饨捞到碗里头，再浇上那汤，不要那油，就要那汤。搁什么？冬菜、紫菜、虾皮儿、香菜、韭菜、酱油、醋、胡椒面，这几样，少一样都不行，摆得热闹着呢。再比如吃面，吃打卤面还是炸酱面，还是麻酱面，好，这一桌子都是配这个面的菜。后来我想起我父亲骂我，不是骂大街的那种骂，说你们这是什么啊这个！吃的这个菜，这叫什么菜啊，吃麻酱面就把麻酱这么一搁，吃，这叫什么啊。后来他也老了，他也买不动了，他也不管了。他去世那年81岁。身体好，不爱生病，一年到头听不见他生病。
关淑清：我妈说建东来顺、建同仁堂，她父亲都捐过钱。
胡：东来顺(的创始人)啊，那是回民，人家这回民可是真的回民。他原来也不是什么大主儿(大财主)，就在东安市场里头啊，就在那儿找一块地方儿，卖贴饼子、小米粥。那会儿协和医院刚建，工人特别多，工人手里什么都没有，用的工具都是公家的，我的父亲他就心眼儿好，他就给那些工人介绍的东来顺，说他们挨你这儿吃饭，他吃多少钱，给多少钱，他不给我给，也得让他们吃饭，不能饿着肚子干活呀，给他介绍好多人。这东来顺慢慢慢慢就起来了，盖的两层楼，都是由贴饼子、小米粥发的家，从那儿就跟我父亲交朋友了，“胡先生胡先生”，什么都给胡先生留着，涮羊肉那肉都是整个儿羊来的，刀前刀后切不出片来就甩开，“给胡先生留着啊，让胡先生买回去吃炖羊肉去”，“我也要不了那么多”，“给您的朋友”。我们一到礼拜天，学校不上课，我父亲就带着我跟我姐姐，还有我姑家的表姐表哥一群孩子，摆一桌，请我们吃饭。别的地方不怎么去，就上东来顺。
东来顺也有爆肚，那说吃烤羊肉串儿，就没有那么好吃的(意即没有比那个更好吃的)，现在买的这羊肉串儿，白给我都不吃。我小时候就到东安市场吃糖葫芦去，那会儿就两毛钱一串。还有馄饨侯，也是百年老店了，卖烧饼馃子，买一个烧饼一个油条，油条咱北京叫油炸鬼夹着，一碗馄饨，一般做工的人都吃得起，再高级的(食物)，做工的他吃不起了。我十来岁的时候，咱们北京的冰都是哪儿的？都是故宫外头那筒子河，过了三九天都挨那儿打冰，冰都冻得这么大块，这么老厚。那会儿没有冰窖，都得用那个冰，北京饭店，六国饭店，不是咱老百姓用。
我父亲在协和医院，协和医院最让我信服。那是美国煤油大王开的，没错，他后来在新开路就买的这个豫王府，豫王爷的家注54，这个是他买的房。反正那会儿就听我父亲跟知近的朋友说话儿，说这协和医院盖起来以后，挖出来九缸十八窖，全是金银元宝，那钱，再盖两个协和医院也用不了。这个美国人，心眼儿也跟现在中国人一样，也有好心坏心的，可是对病人是不错。那(院)里头活井就有四五个，那我是真知道，带我上里头玩去我看见的嘛，这一车水果，不管是什么水果，一开箱，只要里头有一个烂一块儿，这一箱全往活井里倒，不许工人拿走吃去，更甭说给病人吃了，谁敢动，要让他看见，给你开除。
2.姑姑一家
胡：我爷爷早就死了，什么姥姥、姥爷也早都没有了。我记得好像没有姨家，没有姨。是我的姥姥没有别的女儿还是怎么着闹不太清楚。就是有两个姑姑。跟姑姑家来往挺多的，好几辈儿还来往，我们都大了他们还来往。我那个姑夫是个举人，他还有个弟弟，就哥儿俩。我妈那会儿就说，你瞧你这姑夫啊，说人家这哥儿俩就好，那会儿也不懂得说团结，就说他们就好，就在一起，听老人的话。
就这姑夫他们家啊，老北京人，旗人，不是什么官，也是一般的满族人，在东单那边住。他们挣钱去，供这大儿子上学，后来他这大儿子赶考，就中了举人了，一中了举人，或者中状元，举人又比状元小点儿，头天晚上就来报喜：“报喜来喽……”，谁谁家姓什么叫什么中了什么官，给你道喜，接了这个你得到皇上那儿去。我妈那会儿说，你的姑夫最听父母的话，他妈他爸就说他了：“你中了举人了，你就一个弟弟，你们就哥儿俩，咱们家也没有什么底，你挣了钱，得供你弟弟上学，一直让他上到头。你们将来哥儿两个，穷也好富也好，不许分家，哥儿两个在一起过。”我那个姑夫啊，他挣来钱就供他弟弟上学，那会儿慢慢也讲出国留学，我姑夫把他弟弟供得到日本留学，东京留学回来，那当然工作就好了，现在也如此啊。买的房子什么，住的前厅后院的，人家哥儿俩不分家，他们的老人留下的话，人家弟弟就听，挣多少钱，刨除自己用的，剩下都交给哥哥。哥哥当家做主。家里用好几个人，用的厨子、奶妈，还有干杂事的老妈子。我记得我们都小学毕业了，我那姑姑跟那个叔叔什么的还都在一起过呢，我们的姐姐、哥哥都大了，都大学毕业，还在一起住，他们(指胡的表哥表姐)管那个叔叔叫二爹，按满族来说叫爹，按汉族来说叫叔叔。人家也不打架。
姑姑家的哥哥姐姐都是表的了。虽然说是表亲吧，小时候都是一块儿长大的，在一个学校上的学，都在北京，也挺亲。我有时候去了，(表)哥哥都比亲的还疼：“吃饭了吗？”“我吃完了。”“你要是再来呀，吃完饭你就别来，你老吃完饭来怎么回事你？哥哥不给你饭吃？”都特亲。现在也都死啦。我就想怎么都死了，就剩我自己了。下一代就差多了，差远了。
定：您姑姑家住哪儿？
胡：他们叫草厂胡同注55，他们自己买的房。我姑姑生活可好了。
定：还有一个姑姑呢，您不是两个姑姑吗？
胡：还一个大姑嫁给谁记不太清了。我这大姑自己过，自己有家底儿，她没有儿子，两个女儿都结婚了。
3.我和姐姐的婚事
胡：我有个哥哥死了，有一个弟弟也生病死了。我们看病都是协和医院，不花钱，可是我妈有点守旧，不愿意让弟弟去协和医院，人家动手术，她说人家宰人。后来我弟弟是什么病啊？抽风，我父亲说给送到协和医院住院去吧，我妈不让去，非说去就让人家宰了。要不你就给他吃那中药啊，不，就给他烧香，烧死了就，8岁的时候。实际上要是送协和医院就死不了了。后来我父亲等于没有儿子，就我跟我姐姐了。
定：您母亲都到哪个庙去烧香啊？
胡：她哪个庙都去。东岳庙，附近还有什么小庙，土地庙，土地爷土地奶奶，我记得小时候我眼睛不好，老长针眼，这个长完那个长，那个长完这个长，要不就害眼，我3岁我妈就领着我到小土地庙，供着土地爷土地奶奶，我妈就买香，求给点药什么的，老烧香去。家里有灶王爷，供在厨房，天天烧香。
等到六七岁的时候，我就跟我姐姐我们两人上学了，上学就在附近，有个西观音寺，西观音寺那头还有这么样一条胡同，叫闹市口，再往这边就是东观音寺，我们上学就在东观音寺，有个第五小学注56。
可是我那老父亲脑筋特别旧，等我和我姐姐高小毕业要上中学，学校在通县，要住校，我父亲不让啊。协和医院有个社会部，就跟咱们有工会，你家里的生活怎么样啊，专管生活困难的人。社会部就知道我父亲没有儿子，他们美国也讲那个，也讲究有儿子，儿子养家，你老了你儿子养你老，说胡先生你底下就两个女儿，将来没有人养你老，说让你这两个女儿小学毕业了上中学，由协和医院来培养，(承担)一切的上学的费用。可是我的老父亲说女孩子，接一封白话信能看懂，就行了，要那么深的文化没用，他说没用。我们就在家里学做针线，不上学了。他给找婆家，那会儿婚姻他做主，你自己没有权力。就那样。
我告诉你，包办婚姻苦透了。父母也傻乎乎。比如那么说，我呀跟你是朋友，你这儿有一个儿子，我看着挺好的，我给介绍一下。等到老人都办成了，快要订婚要结婚了你才知道，什么都是老人包办。有的人也起来反对，像我跟我姐姐就傻乎乎的，不懂得什么，自己根本不乐意，就听从父母的。他就给我姐姐找婆家，我姐姐才18岁。
定：您姐姐嫁给什么人了？
胡：也是咱们北京的，嫁的是汉族，我姐夫是电信局的，就是做一般工作，结婚有个一年半年的，我姐夫去天津工作，她就跟着去了天津，后来就落到天津。我在北京没动弹，我们姐儿俩就一个天津，一个北京。我记得我姐姐那会儿来了就哭，说家里就剩我们姐儿俩，我就老担心，你要死了剩我一人，我要死了剩你一人，没亲友。姐妹没矛盾的少，可是我跟我姐姐什么矛盾都没有。我姐姐不在了。
我姐姐9个孩子，6个儿子仨女儿，4个儿子是大学生，名牌大学的。还有一个小时候死了，有一个工作了死的，留下俩儿子。
定：那您呢，您多大岁数结婚的？
胡：二十。他们家(指丈夫家)就在鼓楼那边住。
定：怎么给您说的？
胡：中间儿的，有介绍人哪。
定：不是原来就认得？
胡：没有那一说。这家姓关，也是满族人，可是没有我们家官大，我记着我公公是蓝顶，比我们家的红顶小好几个，我看见过他的相片儿。清朝推翻了以后，他们家人就做买卖，买卖什么呢？他那买卖可不是油盐酱醋，他们跟一些王府认识，自己就开一个古玩铺，卖古玩。我那个老公公眼力特别好，也是从小学的。
定：您老公公家住哪儿呀？
胡：鼓楼西大街呀，挨着德胜门近哪。自己的房，那可是真正的四合院。前院、后院、大门、大门道儿；大门道儿有一条大板凳，那东西房、南北房，各单间都有一个小院，棚顶都是木头件儿的呀，特讲究，老公公他们家。那就中华民国多少年，早就把这旗人都没了。那会儿也不说这个，都是老北京人，挺规矩的人，家家都有房，还不是本身住的房，有的是房，就吃房，出租这房，以进的房租过生活。
我老公公那些个古玩都是哪儿买来的？就顺着这个各王府，这下一代啊，他知道这个东西是哪朝的，这个是唐朝的，这个是元朝的，可是究竟这个值多少钱他不知道。他身不动膀不摇，他不知道出去挣钱去，也不懂，就坐到家里吃，就惦记着分家里那点儿家底儿，老底儿没了，就卖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卖没了，再没东西可卖，就卖房子了。我就听他们说，这下一代就知道卖，究竟值多少钱他根本不懂，这叫知物不知价。要不他们古玩行那东西都是哪儿买来的？他们怎么那么赚钱呢？他们没花多少钱买来的他们倒手一卖。一块钱买来的我卖你十块，十块钱买来的又卖他一百块。
有一件事我就纳闷儿，甭管哪个朝代，上边那人挺好的挺红火的，等到下一代那人就差劲了，再下一代就完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很少一直红火的，没有。
定：富不过三代嘛。您公公买卖做得大吗？
胡：小，没几年他就死了，才63岁就死了，他就没往下传。那个事儿不是好学的，那眼力不是好学的，他儿子啊，就没干这个，就挨外边工作了。姓关的他们家就我们老头儿(指胡的丈夫)这哥儿一个，他两个哥哥都是小时候就死了。
我老公公不错，规矩人。从来不许可给任何人传言，好也不传坏也不传，不许可。
定：您婆婆呢？
胡：也北京人，好像是普通人家，不是大家，普通也不是穷人家，反正都特有规矩。可是她对我一点儿都不厉害，一点儿规矩都没有，说做好了饭了，婆婆不吃你不许吃，她没那规矩，你要饿了你就先吃。她有4个女儿，4个女儿都结婚了，婆家也都挺不错的，生活也都自己独院，也都挺讲究的，你来我往的，没吵过架，也没因为什么争过，谁上谁家去也都挺热情的，我这老婆婆好玩牌。
我们老头有3个姐姐1个妹妹，4个。他大姐二姐家都是做买卖的，三姐和四妹家都是开古玩铺的，全是这行人，住的这邻居呀，也都是这一行的。
定：您这些大姑子小姑子嫁的都不是旗人？
胡：小姑子是，大姑子不是。大姑子这个姐夫是外地的人，好像没有妈，跟他爸爸长大的，他爸爸一个人养一个儿子，生活挺难的就，13岁就给他送学徒去了，就学的这行。他师傅那买卖就在东四南边的报房胡同，古玩商店。他那个师傅对他好，给他培养的能力、眼力是不差的。他师傅就跟他们说，说你们师哥师弟两人特别好，你们认真地跟我学，我把我这能力完全教给你们，我自己那4个儿子，不是这种材料，哪个也培养不出来，等着我死了，你们就接着在我这儿做这个买卖，如果不行，他们哥儿几个也大了，你们自己就各干各的。后来真是那么回事儿，他死了，他那4个儿子谁也接不了，我那个姐夫和他那个师哥就商量了，买卖是人家办的，人家哥儿四个说话算，咱们俩自己想办法吧，他们就一人开一个小门脸儿，开始也是一间屋子，慢慢就扩大了。
我那姐夫后来就在琉璃厂那儿买的房，前院是买卖，后院是他们住家。他们有3个儿子，可这3个儿子都各上各的学，一个他也没教，他都没往下传。那会儿他就身体不好，他不传了，他够了，伤脑筋了，太累呀。解放后我那姐夫也死了，剩我那姐姐连房子还有那点(古玩)，她说哪个东西值钱哪个东西不值钱我也不懂，让公家公私合营合去了，把他们那房子也给占了，给的他们前三门那房，一套房嘛。我跟我那外甥说你结婚的时候还有那太师椅，都哪儿去了？他说我也不知道，公私合营的时候我妈挺积极的，都搞街道去了。我说我上你家去，你妈还攥着一把戒指，往桌上一倒，说要这个干吗使，我也说这有什么用啊，不往脑子里去。那会儿金银不算什么东西，那瓶瓶罐罐才算东西呢，那才值钱呢，这一个小瓶，都是哪个朝代的。这一把戒指也没那小瓶值钱。汉族人才抽那个水烟袋呢，满族人很少抽那水烟袋，他们抽大烟袋。戴戒指也有规矩，冬天戴金银的，夏天戴翡翠的。那会儿都是梳纂儿，纂儿上都有首饰，扁方什么，都没有乱用的。
满族妇女头戴的扁方(故宫博物院藏品)
小姑子(丈夫)家是满族人，他们家是开字画铺的，就在鼓楼前边，有个地安门是吧，那边儿有个桥，那个买卖就在那儿。那也不是他妹夫开的，是他妹夫的父亲开的，那家是老哥儿仨，二哥死了，老大带着这三弟，我那小姑子是三弟的儿媳妇。人家家没用徒弟，也没收伙计，就是哥儿俩自个儿开，然后是哥儿俩的儿子接他们的班。“文化大革命”都没给他们评资本家，就评一个小业主。按毛主席的话说人家没剥削人。我那大姑子家也没评资本家。
4.我自己
胡：最后我们家里头老公公死了，我们也住不了那些房，再一个生活也有关系，一点儿一点儿地就都卖没了，那老房全没有了，就租房住了。
定：您公公不是做买卖吗，怎么没钱呢？
胡：他死了以后他儿子没接手啊，靠吃那底儿哪儿行啊？我刚才没跟你讲嘛，坐吃山空。我这个老头(指丈夫)也没哥哥也没弟弟，就他一个，也没开什么铺子，那会儿大买卖都有商会呀，各行都有商会，古玩商会，就在那儿做工作。他不是买卖(人)，他不懂，没学。他就是挨(在)那里头工作。也是家里有点底儿，后来又生下孩子又生下孩子，孩子越来越多，国家也变，这个打败了那个来了，那个打败了这个来了，那会儿也不是没钱，是家里孩子多，不能就指着一个人挣钱。亲戚朋友邻居就都商量，说咱们也参加工作吧，那么多人都参加工作了，咱们都是北京的，还甭说挣钱，咱们都脑子活泛，也敢出去，跟人见着面儿了也照样敢说话，你是谁都照样说话。不像农村的，胆小，没见过什么。国民党那时候多厉害啊，警察带着来参观去，照样跟他说话，一点儿不带发怵的。这个事应该怎么怎么办，这是怎么怎么回事儿，都敢说。你外地农村来的他站都不敢站起来，我们就敢说。我1943年就参加工作了。
我参加工作做什么呢？文化程度又没那么高，高小毕业，初中没上么。就在后勤处，做军服的，给解放军。
定：那时候不是还没解放吗？
胡：没解放也有这个啊，原来给国民党做，解放了给共产党做。
定：我知道那个被服厂，原来是日本人开的，在禄米仓吧？
胡：一直就在禄米仓。我再跟你说，再早日本没侵略中国的时候也有这一行，部队里头不穿衣服？就说被服这行，这是老行了，不管是日本，是蒋介石，是毛泽东，厂子都归国家管，我干的全都是正式的，没上那小厂子去过。国民党、日本也是那样对工人，我去的时候都给粮食，日本时候是给两袋面，国民党时候给48斤大米。我年轻时也有劲儿，老秤是16两(即1斤)，那一口袋48斤扛起就走。我离这厂子不远，就好像由这儿到路口那儿，一直扛到家。也能干也有劲儿。两三年是临时工，后来就给转正了，我年轻时的活儿特别好。
定：您是不是小的时候学过？
胡：没学过。我们小时候不让满世界疯跑去，挨家里头也做活，就绣花玩儿，也拿针，就会，天生来的就会。厂子里头有实验室，给官做活儿。解放以后朱德有一件呢子大衣还是我锁的眼儿，叫我：“你上实验室，有件朱德的大衣，你去给锁眼儿，你不锁谁也锁不出来。”我什么都不想，8小时工作，就解放军穿的裤子，男同志穿的裤子5个扣儿，我8小时钉500条裤子。
关淑清：我爸解放以后也参加工作了，在地科院，钓鱼台那边。他是电工。
胡：我们家的坟地在朝阳区的酒仙桥，他们老关家的坟地在德胜门外。1949年解放，1950、1951、1952年抗美援朝，北京就搞建设。抗美援朝跟我们直接有关系，我们是大后方，就发通告通知，挖坟地，什么什么地方，有什么什么坟，报纸上都登，是你家的你来，国家给钱，也给你地方，你安排一下。那会儿我已经是正式工人了，一到礼拜天休息，就到朝阳门外看挖坟的去，我们那个厂子就是坟地改的，挖完了坟盖我们厂的宿舍。
定：你们厂的宿舍在哪儿？
胡：在呼家楼。第一批房子盖得了就分给我一套。从解放以后直到“文化大革命”，我40来岁，我是工人哪，他们就要我进革命委员会，我们住的是机关大院，全是宿舍，后来就改成居民委员会了。
我年轻的时候不传话，到现在我都没有传话的毛病，没有什么口舌是非。这人哪还是得从小，从小让他学什么，你给他什么印象，这都有关系。小孩在三四岁的时候记事特别牢，您琢磨琢磨。“文化大革命”谁家是地主，谁家挨过批，我自个儿知道，就死在心里头，再不跟另一个人去说。人家爱是什么是什么，你甭管，他犯大了有国家呢，犯小了与你也没关系，你别给人家去说去。
我告诉你，干什么都别有私心，我这会儿想起来，没有私心还是对的。我们一个单位有个退休下来的，原来他是红军，他当主任，我们都是副的，他说啊，谁来抄家咱们不参与，不进屋，你们就在门口站着，一人拿一个笔记本拿一管笔，看着他家进几个人，是男的还是女的，什么时候出来的，手里拿着什么东西，都记到本上，他爱怎么怎么，咱不管，有单位管呢。到后期我们什么毛病都没有。咱里边还真有人，上谁家去了，看见人家桌上搁着一块手表，搁自个儿兜里了，被挨斗的人看见了，最后让你吐出来，吐倒是小事，多寒碜哪。
我不爱生病。什么心脏病，慢性病都没有，一年到头也不去报销。我告诉你，你生气呀是自己找，你不生气呀也是自己找。遇到事呀你甭生气，你生了半天气，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我就信这个，人的命是天注定的，甭争，你要是有那个才命，你往东走往西走，肯定它就引着你往那儿走。你还别不相信这点。你念了半天书，学问也有，能力也有，你就到不了那个份儿，你就没有那个才命。我就看那些年轻人，哎，怎么他就把这事办成了，挣多少多少钱，你就没有这个才。别不相信我讲迷信，我就比，比以前，比现在。
5.没离开过北京
胡：像我吧，纯粹是北京人，老婆婆家、自己家、娘家，就没离开北京市。比如说吧，王府井、南河沿儿、南池子，北池子这些胡同，就没离开过天安门多远。我出生就在东单新开路胡同，跟着就是劳动人民文化宫、故宫，不是紧挨着么，一直从小就在这儿住在这儿长大的。别处我也没去过，比这儿孬我也不知道，比这儿好我也不知道，一直就在这儿，没山南海北地去过。我连农村都没去过，就这地方(指现在居住的世纪城)，这儿叫四季青，种的都是青菜，属于农村的地方，属于京西，有皇上的时候皇上吃那京西稻米就这儿，我都没来过。那天我还说呢，我说我活到九十多，跑农村来了！
定：您最远到过哪儿？
胡：颐和园去过。我经过多少社会了？我出生的时候袁世凯做大总统，不能说元宵，得说金豆饽饽，“您吃什么啊？”“吃金豆饽饽。”后来打7岁上学，蒋介石那会儿，张宗昌，好多大官呢。北京是皇帝的地儿啊，我们住呢，好像也不稳定，也不是说在这儿一住就住一辈子，不是。住呢，也不知怎么这房子就卖了。
我出生的时候还没盖协和医院呢，我记得我们就挨新开路这条胡同住。就数在这条胡同住的时间长。新开路旁边就是东单，再往北就是东四。东单那边是崇文门，那会儿叫哈德门。崇文门一直到北新桥，这是一趟街，最大的一个街，这个街的两边，以前就是胡同，里头住的那些人，反正大小都挺不错的，挺不错的户才能住那个地方。那到现在也算上，有多少四合院的房子啊，那好四合院，门口有牌子，穿廊游廊，我们小时候说着玩儿：“哎，你们家什么廊？”“穿廊游廊还有黄鼠狼(廊)啊？”跟中山公园里头似的。全那样。谁上谁家去，我记得，得有人往进传，谁谁来了，看这亲戚朋友远近，才出来接呢。家里要是没职业，以前也不是什么，就都住在城根儿。他不是说坏，是生活贫困，那地方住呢，省钱，他住不了东单东四王府井这一带。可是我们就一直在这些地方住，自己的房子嘛。
后来我上学以后，房子变卖了，那会儿家里的事儿不太懂。以后又在南池子住过，南池子全都是皇上那会儿各种的库，什么银库金库，我们住的那地儿是灯笼库，挂的那灯笼注57。由那儿转过去就是东华门，你知道不知道？后来我16岁的时候就不在南池子住了，究竟是因为什么，也不太清楚。
我们住东城，比我们官还大点儿的，一般都在地安门左右一带住，都是清朝的大官，我都去过。有一个秦老胡同，姓增，他那个呀，那个官可大了，可不是说几品官了，比几品官还大，一条街都是他们的房。我这个老公公有个亲叔伯弟弟，他的弟媳我们不叫婶，叫妈，二妈三妈四妈这么叫，他们家里跟秦老胡同增家有点儿关系。我刚结婚的时候，那会儿都是十八九岁、二十岁就得结婚，那个年龄的人都漂亮，甭管丑俊都漂亮，是吧？我那个婶妈呀瞅我长得漂亮就带我到她那个亲戚那儿串门儿去，去看他们那房。一进大门有假山，
四合院中的游廊
得钻几个山洞才能到他的正院呢，没人带着你都不知道怎么走，那前厅后院可大了，自己院子有月牙儿河，有桥，什么都有，跟《红楼梦》似的注58。要不怎么说那会儿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那样的人家可不是不用出门了么。那时候不像现在有汽车，都是马拉的那种车，一出来就钻那车里边去，外头根本看不见。增家用的人可多了，他用的人，挨他那儿挣的钱，差不离小四合院都买得起。到现在也有那条胡同啊。
定：东单那边有个金鱼胡同那家您知道吗？
胡：知道啊，由金鱼胡同东口一直到西口就是王府井，这会儿由帅府园那儿切断，由东口一直到帅府园那儿，半条街都是那王爷的房。我父亲跟我们说你看这都是那王爷的，王爷就是皇上的儿子了注59。那边还有一个呢，崇文门，往这边过来这是北新桥，东单这块儿就是我们住的叫新开路，旁边还有一个王府，那个是怡王府注60，大了去了。你再像梅兰芳吧，他不是(只有)一所房。后来他自己唱起来了，成了名旦了，他就在无量大人胡同住注61。
后来日本侵略咱们中国，之后怎样就不知道了，自己过自己生活了，也不参与这些事。日本侵略咱们中国，我可记得清楚。那会儿我就大了，结婚了，24岁了就，日本进的是德胜门，鼓楼知道吧？鼓楼西边就是德胜门，什刹海，那一带清朝的大官特别多。
定：您说日本是从德胜门进来的？
胡：哎，一点错儿没有。日本鬼子进的是德胜门，解放军进的是西直门，我都看见了。1949年解放的时候我都是正式工人了。
我记得那天夜里头，我老公公他们把大门都关上，上着闩，老人都站外边听着，就听着皮靴 “咔……咔……咔”整响了一宿，听得可清楚了。赶到第二天早上，我老公公他们出去看去，什么事儿没有，日本(兵)都站岗呢。回来他们说，咱们中国兵，一个儿不见，各处站岗的全是日本人，他也不伤害咱们，咱也不理他。后来待这么三天两天大家伙儿就不害怕了，走亲戚啊，买东西啊，慢慢慢慢就出去了，你走你的，上街买东西，什么百货商店，买卖都开张，你照样做买卖，老百姓还是照样儿买东西。比方拿现在来说，派出所也有人站岗，咱们老百姓要进去，要有什么事儿，你得通告他。他任何家门儿都不去。日本人来到北京啊，他就胜利了，就等于是他自己的了，他要的、想的就是这儿，这儿一到他手里，全国都是他的了，他就不祸害咱们了。
定：日本人在这儿的时候一直也没有什么动静，是吗？
胡：没有。
定：北京人恨他们吗？
胡：也恨他们也不那什么，要按侵略说是恨他们，但是其他的没什么。特恨他们的是什么样的人呢？有的日本兵在乡下找花姑娘，年轻的十五六岁啊，十七八岁的都藏起来。他到了北京市他不敢，这行为没有，那他也犯法。他老老实实在那儿站岗，站得挺规矩的，不规矩的样儿他都不敢。他们也有规定啊。他们最恨人家偷他们，你小偷的干活，他们打，我瞅见过他们打人。你要跟他们要，倒行，他们该给你他们给你，你偷他们不行。日本人以为到这儿，城市就是他们的了，他们没想到投降啊，他们没想到有那一天啊。你小日本，那么大一中国，那么简单就到你手里了？想得也太简单了。
定：他们走的时候北京人抢他们，是吗？
胡：有。我去过一回，看热闹去了。东交民巷，那儿离前门东站近哪，他们都上火车，地下都坐满了，里里外外的，男男女女的，抱着孩子的，都上火车走。(中国人里)有不三不四的，也有有仇的，想当初他们耀武扬威的时候，祸害过人家，那些男的都伙在一起进那队伍里头去，揪人家那女的：“走！跟我走！” 日本人就喊：“不行啊，我的不行啊！”看得心里边怪难受的。
6.关于满族
定：您为什么没报满族啊？
胡：我们好多朋友都是老北京人哪，我那会儿不是参加工作了嘛，一块儿的同事也有满族啊，好多呢，大家就议论，都有点害怕。过去满汉不太和，都说满族欺负人，老人都不在了，咱们也年轻，问咱咱也不懂，寥寥无几知道一些事，往深了说也说不上来，就这么迷迷糊糊的，稀里糊涂的，说咱们呀别报满族，咱就报汉族得了，省事。反正也不查，国家也不纠正这个，咱们也不是坏人，老百姓也不提这个了。“你是什么族？”“什么什么族？汉族！”就这么回事。后来有一年有这么一股风，说要是满族啊给加大米还是加什么，我们就一块儿商量，说本来咱们纯纯粹粹就是满族，可是也不敢说，说算了，咱们不改了，甭管它，爱什么族什么族，什么族咱也得在这儿干活挣钱吃饭，反正咱们家底也都没了。
定：您的孩子们也都没报满族？
胡：他们更没报了。
定：您丈夫呢？
胡：实际上他们也都是满族人。都没报呀，现在想起来也晚了。
关淑清：我爸也是一样啊，不敢报，他那时候也是工人。我们单位好几个，都没报。其实还是应该热爱自己的民族，是吧……
胡：满族素日啊，家庭与家庭、亲戚与亲戚、朋友与朋友，这些亲戚都是有区别的，叫上等亲、下等亲。要是你有儿子，你的儿媳妇娘家到你这儿来，就叫上等亲。要是你的女儿嫁出去，你上你女儿那儿，这是下等亲。过节过年送礼，大事小事来客人，都是有规矩的。比方我的大爷来了，像我的父亲就都得出去迎接、请安，弟媳妇就更得出去迎接了。再比方我的姑姑结婚了，要回娘家看看，来了，我的妈妈都得出去迎接，不能到大门，得到二门那儿，垂手立正地等着，姑奶奶回来了，得请安。谁家要办事，比如人家娶儿媳妇，我们贺喜去，随礼那都有规矩，应该送什么，得看这亲戚是重还是轻。重，你这礼就重；轻，你这礼就轻。谁上谁家没有空手，都是买礼物。吃酒席也都有规矩，长辈一桌，晚辈一桌，男的一桌，女的一桌，你坐首席还是坐偏席，那都有讲究，不能乱坐，也不能乱吃，都讲究着呢。
那会儿你家老人过生日，亲戚都来了，你得让你的亲戚吃完饭，看戏，那会儿第一排叫包厢，你得包几个，看完戏由戏园子接回来，吃晚饭，吃完晚饭自己有车的就坐车走，自己没车的这儿准备车，用车挨家儿送。不能说你来就来，你走就走，你爱来不来，没这事儿。
一般的来人，比方说是吃完早饭来的，必须得有中午的茶点准备。要是下午来的必须有晚点，有水果点心招待。走的时候必须送，送到大门以外，弟媳妇什么的就送到二门以外。过几天必须回礼，人家也是这么一出招待你。那会儿我听我妈说，来人给你熬一碗棒子面粥喝，也得让你吃完饭走，不能说你来就来吧，你走你就走吧。现在年轻人我们就看不惯，爱来不来，你别在我这儿吃饭，快点走。这会儿这不就这样嘛，几个人谈工作，必须得去饭馆，连吃带说，这叫什么？不懂他们这事儿。可是我有时候看着呢，挺好笑的。
我那会儿还小，来人我们小孩儿也得规规矩矩站着；小孩儿不能跟大人一桌吃饭，不能先吃；不能拿筷子在饭桌当间儿“当”一杵；不许出去大门外头到处去走。礼节特别多。
那会儿我父亲脑筋比较顽固，小孩儿别打听家里的事，他不说女孩子，说你是姑娘，姑娘不要打听那么多的事，不要过问，也不跟你说，就是我妈他们老人他们一块儿说话儿呀，旁听一会儿。那阵儿父亲要是一绷脸，那就害羞，不言语了。不像现在，你说一句我回一百句，那哪儿行啊，回一句都不行。那会儿父母说话都听，哪儿像这会儿，自己有自己的主意，谁的都不听。这样也有好处，我赞成，你自己的事老让他张罗干吗呢。
7.议论
定：您几个孩子？
胡：5个。我第一个小孩是男孩，他出麻疹没治好，我那个老公公就急了，我老公公家呢，供的财神爷、灶王爷，因为他们家做买卖，他把财神爷和灶王爷都胡噜到地下去了：“我天天给你们烧香，我这一孙子不给我留着！我不给你们烧香啦！”我记得特清楚。
人家都说我一说就夸我那两个儿子。大儿子六十多了，都退休了。老儿子四十多了。我那两个儿子最正经，好好念书好好干活，挣了钱就顾家，不抽烟也不喝酒，也不乱花钱也不乱交朋友，对我好，我就挺知足的。儿媳妇的事我一律不打听，人家穿什么吃什么，人家自己挣的钱，怎么安排人家都有权利，没必要去问。我挨居委会当主任20年，谁家打架了找主任，我去了就说，你(指婆婆)就少说话，儿媳妇跟女儿不一样，总要客气一点儿，她是你生的吗？她不是，你女儿是你生的，你打过来骂过去她不计较，她也不恨你。这不行，帮得了你就帮，帮不了你就甭帮，少跟着掺和。怎么能够就都说你对人家不对呢？不可能。
定：想得挺透彻的。
关淑清：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到八月十五给兔爷兔奶奶磕头。
定：您也去过东岳庙么？
胡：去过，小时候都去过，连带小孩玩儿带烧香。东岳庙里头娘娘殿、老爷殿，这人哪要不做好事，死了以后割舌头，挖眼睛，我都看见过。雍和宫也去，哪儿都去。
还有这么一件新鲜事，我记得清楚着呢，那会儿我都结了婚了。他们也是开古玩店的，住我们的房，他们没孩子，只有一个女儿，都10岁了，也没有第二个孩子，他们就想要一个儿子，就说上东岳庙去拴娃娃去。东岳庙有娘娘殿，娘娘殿里搁着好多那么大的小瓷娃娃，谁要没小孩儿啊就烧香，到那儿就拿一个走，还许愿，说我要生了小孩儿我来还愿，上供啊，有钱多给没钱少给啊。这事我就有点纳闷儿，后来谁老婆婆跟我说，你不知道，你这大嫂可能怀孕了，她跟你大哥上东岳庙拴娃娃去，到那儿偷娃娃去，说是偷，就是搁兜里，拿回来都得藏起来，他们俩一人藏了一个。后来怀孕了，说怎么那么大肚子啊，那时候也不上医院检查去，就找个老娘婆生。其实不是没钱，开古玩铺的，怎能没钱呢？有钱，不是去不起医院，不去，封建。生的那天就挺不好生的，那男的上我们那屋去，跟我们老公公说：“大爷大爷，怎么这么难生啊？”我们老公公说：“别着急，不要紧的。”他就来回来去地走。等到生下一个来，男孩，老娘婆老接生她懂，她就伸俩手指头，跟他妈说：“还有一个呢，俩。”不到一个钟头又生了一个。闹了归齐(意为原来，结果)，他们俩一人偷一个，还真就生了一对双胞胎，俩男孩儿。他就跑我们那屋去：“大爷大爷，俩，俩男孩儿！”乐的呀，我那老公公也乐得不得了，说：“你得双份钱啊，买什么都得买双份。”“哎，哎，给多少钱都行。”后来那老婆婆说，先出生的那个活了，后出生的那个活了两天死了。我就奇怪，我不迷信，我不信什么拴娃娃，可是你说偷了俩怎么真生了俩呢，我就想不通。
我老说不迷信，我什么都不信，我也不信佛我也不信天主教，我什么教都没有信。可是我也什么都不害，我就信反正你自己不勤快你就甭想过好生活。
蒋介石当朝的时候可厉害，蒋介石可不吝，他可不像毛主席似的。比如说吧，小饭馆儿，大饭店就甭说了，一般人也去不起，小饭馆儿，还有喝茶的茶馆儿，都贴着标语：“莫谈国事”，有些男的三三两两就爱议论，张宗昌怎么怎么，冯玉祥怎么怎么，爱谈这个，你要是让便衣听见了，“叭”就把你带走了，“叭”枪毙。上哪儿枪毙去？天桥，先农坛，叫人瞅着怕。不像这会儿都不怕，你说你的我干我的。“禁止赤背”，这是什么话呀？不许你光脊梁挨大街上走，他卖劳动力的，他穿一小坎肩儿他也不敢光脊梁。哪儿像这会儿，你当着他的面说不许你光脊梁，他也照样光——快光屁股啦(众人大笑)。你瞅那模特儿，什么事儿呀都。有时候我坐在屋里自己心里说，这人太善了也不行，太善了你压不住他。
20世纪30年代的北京城墙下
附图：胡玉明所述居住地点与活动区域图
四、筒子河畔西连房 吴效兰口述
时 间：2006年3月16日
地 点：北京马甸文联宿舍张宗尧家
访谈者：定宜庄
在场者：张宗尧
[访谈者按]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通过了《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废除帝号，清室迁出紫禁城，溥仪被驱逐出宫，从此紫禁城变成了“故宫”。接替皇上进驻故宫的，是“清室善后委员会”的一批普通的工作人员。所谓“善后”，一是清理皇室公、私财产及处理一切善后事宜，二是筹建故宫博物院。清室善后委员会的成员入宫时都十分年轻而且大多家境贫寒，既非传统社会的士大夫，亦非受过西式教育的知识分子，是一个很难归入哪个类别的特殊的文人群体。
吴效兰女士的父亲和她的丈夫张宗尧先生的父亲，都是1925年被推荐入“善后委员会”工作的年轻人，唯吴女士的父祖辈都是前清时就在故宫服役的旗人，而张先生的父亲张德泽则与著名文物专家单士元一样，是新式学校培养的平民子弟。我为他们做访谈时要重点了解的，是他们父辈一代曾经身处的那个故宫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特有的文化氛围，以及当时的人际关系。而吴女士的回忆，有些与故宫有关，例如当年在东西连房的生活，以及她叔叔随同古物辗转南迁最终定居台湾一事。但也有很多与之无关，可以当作民国年间京城旗人生活的一个例子来看，例如她讲的姑姑，在满族妇女中就很有典型性。
我将张先生和他妹妹张碧君女士的访谈也作为附录放在本篇口述之后，为的是给吴女士的讲述提供一个她的家庭、她所生活的昔日故宫的一个完整的背景，他们曾一起在故宫度过童年，访谈中也互作提醒、互相插话，很难将其分割开来。
吴女士为我出示了一份“乾隆十年(1745年)恭修，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二月重修，宣统壬子年(1912年)腊月族长长斌补修”的族谱单，已经残缺不全。还能看清的部分如下：
加粗部分表示修谱时此人还在世。如果按吴女士的说法，这个修谱的长斌(常斌)是她的爷爷，那景元与景厚应该就是她的父亲和叔叔了，这显然不对，因为该谱最后补修于宣统壬子年即公元1912年，而吴女士的父亲生于1895年，当时只有17岁，这个年龄就任领催且已经生子似乎过早了些，他的弟弟景厚年龄更小，就生有两子也不可能，所以按年龄推算，常斌为吴女士祖父的父亲，景元为她的祖父，可能性要更大些。
从族谱可见，常斌这支祖上所任官职不低，常字辈兄弟四人，或做小官，或为披甲，都有固定粮饷，直到常斌两个儿子也仍然如此，显然在辛亥革命前，这是个相当殷实的满洲旗人之家。
吴效兰家保存的家谱残件(吴效兰提供)
吴效兰(以下简称吴)：我叫吴效兰，今年六十八。我们是满族，黄旗，舒穆禄氏。你看(谱单)，这写的常斌是我爷爷，披甲人；这景厚是我叔叔，牧丁；景元是我父亲，领催。
定：您父亲是在故宫出生长大的吗？
吴：不是在故宫出生，是他出生的时候我爷爷就在故宫里边工作。我爷爷在故宫宫里当差，拨什库注62。爷爷的爷爷是干什么的我就不清楚了。我们家还有一个长条的黑的影匣注63，木板做的，上头刻着花，非常讲究，里头都是我们祖宗穿着满族衣裳的画像，从我记事时候起就从来没打开过。我爷爷是在我出生以前，1937年以前就死了，他去世的时候家里搞得非常风光，我只看过大照片，跪灵的两边，男的一边女的一边，出殡的时候是64人抬的大棺罩。各种仪仗队都有，大概从地安门到油漆作(ｚｕó)(现在的总参宿舍楼)那么长，送葬的特别多，说我爷爷为人厚道，非常善良非常慈祥的一个老人。这是在我没出生的时候，后来父亲讲给我听的。
六十四杠出殡场面注64
我们原来是一个大家庭。我们这一支就有我爷爷，我父亲，还有我叔叔，还有俩姑姑，一个早死了我没见过，见过的就是从我小时候就跟我们一块儿生活的二姑，是我爸的二姐。我奶奶的事我不清楚了。
1.我父亲
吴：我对我父亲的记忆很淡，他一直到41岁才有我，他去世的时候我才17岁，所以我从他嘴里知道那些老事儿呢就比较少，再说他又病了好几年。
我父亲叫吴志勤，号叫廉夫，他是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的时候进故宫的。我叔叔也在故宫工作。您问他们怎么去的，我也说不清楚。在故宫工作以前我父亲在报馆工作。我父亲跟朱家溍注65他们起码得差十好几岁，我父亲年龄大，朱家溍、纪中锐都算小的。我算了算，1954年他去世的时候是58岁，1925年(进故宫时)也就是20岁的样子。
我爸爸在故宫文献馆，他们都是整理库房，库房里清宫档案多了，多少年都没收拾过，就去干那个事。后来就调到二科，解放前叫二科，我也不知道这二科是干什么的。
我爸爸喜好三样，第一样呢是唱京戏。我父亲唱戏相当不错，调门儿特别高，他唱的行当是老生，《借东风》里的诸葛亮什么的，人家都说吴老板吴老板您降点调降点调。原来杨小楼他们不是都上故宫唱戏去么，我小时候我爸唱《甘露寺》：“劝千岁——”我跟唱歌似的就跟着学，还有《武家坡》《打渔杀家》，我都能哼哼几句，说明他们普及的程度……所以我爸爸对清宫专门掌管戏班的升平署特别了解，他写过一本书：《升平署之沿革》注66，那时候我估计他也就30多岁。第二样呢是围棋，我父亲围棋下得比较好。还有一个就是猜灯谜。那时候的人都讲猜谜，有一次猜谜猜急了，面部神经有点麻痹，但是一唱戏戴胡子，就什么毛病都没有了。我爸死了以后(我们)一整理，就箱子里头那灯谜的纸条呀，好多好多。他小楷写得也好。
我爸爸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还受过戒，头顶用什么烫的几个点，记不清了。解放前困难那时候还吃素。他1954年去世的时候还用棺材呢，死的时候有一个钵，是瓷的，搁棺材里。
我父亲原来娶了一个(妻子)，肺病，不知道就让媒人介绍来了，8个月就死了。我妈是续弦。我妈结婚晚，我妈娘家侄子需要人看着，她结婚就比较晚，二十九了。我妈是汉族。
吴效兰的父亲吴志勤(吴效兰提供)
2.西连房
吴：最早我们家在火药局二条26号注67，就是从地安门往东北，火药局也是皇城里边的。那时候我祖母已经去世，就我爷爷、我爸加我叔叔同住，有北房7间，南面没房，过道到大门内有南房两间，住着王大爷、王大妈，王大爷是中医大夫，他们没孩子。那时候靠着爷爷、父亲和叔叔3份钱，我婶跟我妈做饭，生活还可以，我们生活也比较平静。后来就到了日本时期，我们家就比较艰难了。我三四岁的时候就从火药局二条搬到西连房的故宫宿舍。我1937年生的，三四岁就是1940年的时候。
那时候就这景山和故宫之间，马路窄极了，故宫两侧全是连房，就叫东、西连房，是在故宫北门外头，就是现在筒子河北边松树前人行便道的位置注68。后来故宫的职员，就是为故宫供事儿的同人，干活儿的职工，也都住这儿，好像谁愿意住谁住。那个房盖得很高啊，特别高特别大，按现在来讲就得20多平方米一间房，每家前后门通着的，后门就是筒子河。这地儿还有一块土地，这儿还有一排松树，这不是到河边么，这边还有一个走道的地方呀，这就是城墙了，城墙外边还有一条小便道。那个地方长度相当于景山正门到西边围墙顶端，就是西边有一门，中间有一门，就没了，正常出入都走西门，这边这门接着故宫的北门。现在都拆了。
西连房第一家是我们叫赵林赵大爷，他住一间北房一间南房。我们家住四大间，第一间是我姑姑，第二间屋子是佛堂，第三间屋子是我们家睡觉的屋子，第四间屋子就是厨房，有后门，后门到后院，有一块地种花和菜，可以看到清澈的筒子河水。
佛堂是我爸爸供佛念经的屋子，南北桌子，北桌上边是我们家的影匣，底下是一大镜框，镜框里头有三世佛，前边有香烛蜡扦儿。这边还有一三屉桌，供着祖先和我爷爷我奶奶的像。平常这影匣的门都关上，到节日上供的时候，比如十月初一烧寒衣注69，把这个影匣门打开供茶什么的。这边都是我爸的书柜，朝阳这边有八仙桌。我爸坐这椅子，在这儿念佛，这就是窗户了，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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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间就是我们住的屋了，我印象非常深，这儿有箱子，这儿是连三。
定：连三是个柜子？
吴：对对对。就是仨抽屉，这儿上来，底下有俩小柜门，都是红的，榆木擦漆的。我们家东西多呢，因为有我叔叔的一半儿，我叔叔押运古物走了以后，火药局那儿的家具不能带走啊，就搁我们这儿了。这儿还有八仙桌。这儿有一大床，这儿还有一单人床，是铺板，底下有板凳支着，这样。我们四人都住这儿。
这间(第四间)我们叫厨房啊等于就是这间屋子，连吃饭带做饭，水缸啊都在这间屋子。往阳台走的地方，现在就说是阳台，两扇门，开开就上院子了，大北房外头种的西红柿豆角什么的，各式各样。我姑姑特别爱花儿，种了好多。出了前门屋檐上还有一棚子，夏净天儿把炉子搁外头做饭，冬天把炉子搁屋里。
3.我姑姑
吴：哎呀我那姑姑特厉害，我妈受了她一辈子气。
定：她嫁人了吗？
吴：嫁人了，她丈夫死了，她不愿意在他们家待着啦，就回娘家住来了。她是我爸爸的二姐，我爸得养活着啊，就跟我们一块儿过呗。小时候我们也不懂这些个啊。
我那姑夫的哥哥在午门城楼上看殿，相当于现在的服务员，那时候不是年轻小姑娘，都是一帮老头儿。知道宫里事儿挺多的。张广全您听说过吗？在故宫拓帖子最老的人，现在也死了，我们管他叫二哥，是她(指姑姑)侄子。这张广全拓片拓得挺好，什么石碑上的书法还有墓志铭什么的，这是相当有技术的。他经常到我们这儿来，舅舅、舅妈地叫着。
我这姑姑厉害着呢，厉害着呢。第一她老绝户，没生过孩子，有一个女儿呢，这个女儿是抱来的，这绝户脾气就特别古怪。第二这满族的礼节多，她要拿出她大姑子的礼节来，来给我妈气受，管着我，管着我哥哥，反正我们家大小事儿吧，都是她管着。您上我们家来了，您家四口人，她得问四口人都好，叔叔好啊，老大好啊，二少爷好啊，三姑娘好啊。待会儿您要走了，她也是，您给老爷子带好，给大姑娘带好，然后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都得问一遍。待会儿坐在那儿，要吃饭，要喝茶，要递水，非常的拘谨那都是，我母亲就跟个小媳妇儿一样，在那儿侍候着。一吃饭先得说：“姐，请您吃饭。”跟我爸爸都不用说这个。到吃饭时候我就得去请去：“姑姑请您吃饭。”每年腊月二十九是她生日，我就记得老吃汆面，黄花木耳鹿角菜，还有猪肉片，印象深刻的就是这鹿角菜特别好吃。然后我妈得给我姑姑磕头，然后我跟我哥哥给我姑姑磕头。
我们家生了7个孩子，死了5个，说实在的那几个孩子都挺好看的。我姑姑不让给孩子吃饱，不是有一个“要想婴儿安，必得饥和寒”吗？就包括我哥哥，生我哥哥的时候我妈没奶啊，就买点羊奶打点糕干粉呗，我姑姑就不让给多吃。我们家养一猫，肝拌饭搁到门后头，我哥哥净上那儿吃去。我表姐到现在一提起来还说他吃肝拌饭。我有个妹妹叫效珍，3岁的时候死了，前几天我外甥女还说呢，说这效珍哪，就是给冻死的，不让给穿，不让给吃，还有病不让吃药，后来到我的时候我妈就有奶了，我吃得就足点儿。
后来我这表姐呢，我一个叔伯哥哥给她找了一个医院工作，给人洗衣服。到那儿工作呢，跟一男的就私奔了。这男的叫刘××，我还记着呢，秦皇岛人。私奔以后我姑姑就找我妈要人，就跟我妈说你给我找人去你给我找人去！我妈哪儿知道她走了啊，她早上上班了就没回来，知道她有俩同学，就上人家问去，都说没来，哎哟把我妈急得就哭啊，我妈拉着我们俩就要跳筒子河去，都不想活了。姑姑就那么厉害。后来她(表姐)自个儿回来了，回来以后又走了，走了以后据说男的就死了。死了我姐姐就又嫁了一人，这人也是故宫的，叫赵××，我爸还认得这人，都在故宫工作嘛。我们跟她也不来往，表姐她就在那屋住着，也不上我们屋来也不理我们，也不叫大舅大舅妈。那都是解放前的事。
我那个姐姐信耶稣，我都跟着去过，远东宣教会么，做礼拜去，就在地安门往东，有个红栅栏门那儿，现在是不是改了饭馆了？您跟那边老人一问就知道，教会注70。
定：我打断一下，您姑姑是不是跟您爸爸一样也信佛呢？
吴：我姑姑不信，我姑姑信耶稣，他们俩反着教。哎哟，我爸爸一念佛的时候我姑姑就起床了，起床就端着尿盆从那屋出来了，对面儿有厕所。你说这佛在这儿，我爸爸在这儿念经书，搁着檀香搁着小炭饼儿，她就出来倒尿盆了！我爸爸就挺不满意的，供佛是净土了等于是，这不是就受污染了？反正也不敢说。我父亲说不过她也不理她，但是她挺欺负我妈的。
我父亲1954年去世，我姑姑1955年去世的。后来谁都说，他们俩要换一个个儿多好啊，都知道这老太太厉害。我们家生活为什么紧张？我爸爸还养着一个老大大(大妈)，也是寡妇，我二大爷死了，她给人家当保姆去了，当了好多年保姆，后来都七十了，人也不要了，回来了，回来也是我爸爸养着，跟我姑姑住在一屋，我姑姑在里边这床，我老大大在外边这床，你说这俩人能合得到一块儿吗？这俩人也干仗，结果老大大先死的，1953年，在我爸爸以前。
4.日本来了以后
吴：日本来了以后，到日本投降以前，那就非常紧张了，吃混合面，我印象非常深，不是粮食啊，就那紫红棕色的东西做的一块饽饽，吃完以后嗓子眼刺着下不去，拉不出来屎，上火。我表姐有时从医院给我们拿回来那窝头，这么点儿的小扁窝头，里边有萝卜丝儿，还有肉虫子，就吃那个，反正非常艰苦。
八九岁我就在家挑水。西连房这儿不是盖了一排房吗？中间有一个门，叫北上门，压水机就在这儿。我家是第二间房子，我挑水得走这么一段儿，大约200米，走这么老远。挑瓷铁桶，什么叫瓷铁桶？铁是比较厚的，外头有一层釉，挺沉的。
我还上景山捡过干枝儿。什么叫干枝儿啊？松树到冬天不是刮下来好多松树枝吗，拿一个大口袋，上地上捡那顸(粗)点儿的，为家里头生火嘛，我妈生火就能少买点儿劈柴。后来我还到景山后头那庙，就是现在少年宫那大门洞边上，那墙到头，一走进去，有个宫殿，宫殿那窗户都是用小木头一个一个对起来的，一瓣一瓣的，中间一圆的，中间细两头顸。我上那儿去撅木头去。那儿有个刘老公(老公，即太监)在那儿看庙么，还种着点老倭瓜什么的，我们叫刘爷爷，小矮个儿驼着背龇着俩大门牙：“你别给我撅窗户啊！”“没有，我就拿两块儿！”这事我印象特别深。冻得那手指头啊，那时候不是肿的大包，就是裂小口儿，到晚上一蒸窝头屋子里温度就高点儿，就痒痒，往出冒血哟，哪儿有手套啊，哪儿像现在有擦手油啊。
另外帮助我妈在家里糊过火柴盒。就用这么一片小木头板儿，这么一长条，从这儿一围，围完了上头贴一块儿纸，这就是搁火柴的底儿，然后把火柴搁里头，再把那面儿折折折，折过来以后是一壳儿，再使糨糊粘上，一个火柴盒就做完了。还糊牙粉口袋，那时候咱们刷牙不是用牙粉么，里边一白口袋，外边一花口袋，得抹上糨子糊好了啊，那一百个一千个也没多少钱的事儿，就干那个。
还有故宫那筒子河，到冬天就凿冰，一块儿一块儿的冰，陟山门往里点儿有一个地儿叫雪池，雪池有一冰窖，专门是搁冰，供宫里用的。那冰从筒子河底下的大坡得拉到便道上来，从便道再拉到马路，这么着转一圈儿。我哥哥九岁十岁就干拉冰这活儿。注71
旧时取冰、拉冰注72
那时候家庭生活困难，好像还有发不出薪来的事，不能每月发薪。那怎么解决呢？一个是干这活儿，一个就是卖破烂儿，从家里拿点破烂儿上北市那儿去卖，卖三毛五毛的。鼓楼后头、安定门都有这种市场。
到快解放时物价一天三涨，我爸爸发了工资以后我们在北上门这儿等着，等他把钱领到手里拿到门外头，我妈就领着我和我哥哥，到哪儿买粮食去？东四五条对面的钱粮胡同，就那家的粮食涨得慢，便宜、质量好。我和我哥哥就颠吧颠吧把粮食从那儿给抬回来，抬到西连房。
5.陟山门注73
吴：1951年、1952年我爸爸还唱戏，他唱戏就是为故宫捐献，那时候捐献飞机大炮，为了抗美援朝，我爸爸还挺爱国的呢。那时候故宫唱戏我们都去看，因故宫有戏装，都是彩唱，父亲唱老生行当，演关公等，在神武门城楼。“三反”“五反”的时候，就把我们的房子从四间压缩到两间了，把我们家书柜、玻璃柜，“啪”全贴上封条了，把我爸爸给弄走了。
定：弄哪儿去了？
吴：东岳庙。不是有人(白四爷白增崇、刘华等人偷盗国宝)盗宝吗？他们(指当时故宫的领导)就认为常在河边走，哪儿能不湿鞋？这些人在故宫几十年，他们盗宝，你怎么就那么清白呢？把我们家柜子什么全给封了。我们家作传家宝的两个盘子，一看这盘子底儿有康熙的款儿，就说那全是故宫的，也收走了。(唱戏用的)靴子都是自己的，马鞭儿是自己的，诸葛亮的扇子也是自己的，还有水纱，那是勒头的，还有红色彩裤，唱关公戏穿的，都给抄走了。最后说你们要留着做纪念就赎回来，拿三块钱人民币给赎回来了。极“左”啊，解放以后。再以后就把我们家给弄到陟山门去了。我们的东西就卖了。
定：为什么让你们搬到陟山门去？
吴：就是1952年那地儿要拆迁了。有搬到陟山门的，还有搬到东华门的，东华门墙外头，筒子河里头，那儿有一片房子，反正(住房面积)都小了。陟山门一进门是俩跨院，再进去是一个四合院，中间一个影壁，我们住在前院的西跨院南屋，两间，后来又搬到里院东房一间，就是过去犯人在里边过堂的时候外边工作人员住的，非常小。我姑姑就在门洞里头，门房，给她一间小屋子，她不能跟我们住一块儿啊。然后再走俩夹道，夹道后头又一四合院，后院还有俩跨院，他们(张宗尧家，见本篇附录)住东跨院平房，后院是厕所。
我父亲吃素不吃荤，营养就非常薄弱了。从遗传来讲我奶奶就噎嗝，就是食道癌死的，我父亲也得的食道癌。他老说胃不好，不信西医信中医，老相信中医吃中药，没用。后来到第三医院就是鼓楼医院，开刀了，那手术做得也不好，开完刀以后咳嗽，大出血，手术当夜就去世了，这是1954年5月31日。父亲重病那时候就是科员了，工资好像是50块钱，反正不富裕，到月底就没钱买药了。那时候故宫有个业余中医大夫叫钱跃华，钱大夫，在陟山门跟我们住一个院，后来搬到地安门里头去了，地安门北边有一个药店叫同生堂，钱大夫就在那儿坐堂。反正都没离开故宫地安门这一圈儿。那时候我上初一，就到那儿去赊药，就说钱大夫叫赊的，月初发工资再还钱。上初二时候我16岁嘛，地安门外头姓方的哥儿俩开个棉花铺，我就上那儿，现在来讲就是打工。生棉花来了得过机器，过机器弹成一绺一绺的，然后拿纸一包，绳一系，我就干那个，上白班也上夜班。地安门那时候还有门楼呢，走到门楼那儿歇一会儿，然后走回家，没有车。
1954年我正上初三呢，第一个五年计划，从学校招人，正是父亲病逝前的一个月，我们家生活非常困难，我只有工作这一条路了。我就到纺织厂，然后到天津去培训。4月份我参加的工作，“五一”给我发的工资，那时候是半个月发一次工资，半个月14块钱，我给我爸寄过去9块钱，就这么一次。因为我刚参加工作，我就一袍一褂，怎么也得添点儿日用的，所以第二回还没寄钱呢我爸就死了，我爸5月31号死的。我说爸等我工作了我一定给您买一身呢子衣服，我爸没等着，到今天想起来我也难过。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是58岁。
今日陟山门街(定宜庄摄于2006年)
6.我叔叔
吴：去台湾的3个人是把兄弟注74。一个是我叔叔，正名叫吴玉璋，号叫爽秋，他行二。那(ｎā)三叔就是那志良先生，他行三注75。梁大叔(即梁廷炜，梁匡忠的爸爸)注76行大。住陟山门的时候他们住小院西屋，我们住里院东屋，梁匡忠管我叔叔叫二叔，因为在南京他们在一起住过一段时间。梁廷炜早就死了。
张宗尧：那志良写了一本书《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我是特意上文物出版社去买的。
吴：叔叔走了以后一直没联系。他们不是转战南北最后到南京么，南京解放前夕蒋介石走的时候把国宝都带走了，把人也带走了。他后来一直就在台湾“故宫”。台湾电视台给做过一个录像带，题目就叫《国宝式的人物》，管他们这3个人就叫国宝式的人物，对他们仨人都有特殊的照顾。每到他们生日的时候，“国母”宋美龄都要给他们祝贺，给他们送蛋糕。这个带子他们给我们寄来过，我叔叔走的时候我还没生呢，我就是这样(从带子里)看到我亲叔叔的。
(我叔叔走后)开始通过香港还有两封来信，到1950年以后就再没消息了。没消息我们一直就断了。后来1984年《参考消息》上登过他的消息，我们就托人打听，一直没联系上。我也给他写信，他收到过两封信，但是我没写回信的地址，他也没法给我回。再后来我通过香港美国的朋友给他转寄过信，我们就正常通信了，他的孩子也到北京来过，他的女儿来过两次，是1998年来的。我最遗憾的是我没见着我叔叔，哪怕在香港见个面呢。咱们上香港去也特不容易，你申请了半年，就给你规定了10天，比如3月10号到20号，可是台湾那儿申请呢，给你的是4月5号，这两个时间碰不到一起，也不行，白辛苦了，我叔叔后来身体也不好了，他是1988年7月6号去世的。死的时候这么隆重，政界好像有一个叫严家淦注77的还送了挽联。当然他去世时候的照片我全有。
我叔叔的俩儿子，一个在大陆一个在台湾，现在俩儿子全死了。
7.我哥哥
吴：我哥哥初中毕业也就工作了，因父亲去世家里没收入也上不了学了。那时候东四往南有一个大清真寺，办了一个少数民族政治训练班，我们家是满族，我哥哥就到那儿去，1955年学习完了就给分配到青海省乐都县农业技术指导站当会计。后来1959年哥哥身体不好，得了好几种病，就回北京看病，在北京各大医院都检查了，并开了不适合在青海高寒地区工作的证明，要求往回调，结果不给调。派出所也都知道，就是不给上户口，那时候没户口怎么吃饭啊？我妈急得胃出血，吐血，这点粮食还得给他，那时候给口粮食比现在给几百块钱都重要。派出所就给我哥哥安排到农场，安排哪个农场？天堂河(农场)。您知道这个地方吗？
定：知道知道，就是劳改犯去的地方。
吴：他属于哪类？他属于盲流。他为什么叫盲流呢？他本来是从北京走的，现在属于盲目流入城市。后来插队的回来还给上户口哪！为他的事我没少着急上火，还背着哥哥在劳改农场的黑锅。
定：你们家后来一直报满族吗？没有改过汉族？
吴：改过。后来我哥哥参加少数民族培训班就又改回满族了。
我还有一个本家大哥吴振福，他住织染局，也是在地安门里头那一带，他是管宫里边油漆彩画的，我叫大哥，我20来岁的时候他就有五十了。所以我就说地安门圈里头这一圈儿，都是给宫里头干事的。
8.京剧
吴：那时候我爸唱戏，故宫有一些人也到我们家来唱戏，那我有印象，就在我们住的西连房那间房子，不是有个很好的红漆连三(柜子)么，故宫住东连房的有个叔叔叫罗文泽，唱花脸的，小矮胖子，他到我家来唱戏，拿那车条(自行车车条)一板一眼地在那上头敲。车条不是有一个硬头么，他敲敲敲完了我们家那柜子上全成了小坑了。还有金震之，他大排行排六，我们就叫金六叔，拉胡琴特别好，能伴奏，住地安门的时候我爸拉着我们到他那儿去过。那时候他跟我爸唱戏，上景山，景山有树啊，共鸣特别好，氧气也足哇，他给我爸吊嗓子，“啊啊啊啊啊——”就吊嗓子。他那手也练习了，冬天根本伸不出手来，那也去！我爸也去！唱！我哥哥唱得也好，可是我哥哥到十四五岁一倒仓注78,嗓子坏了。他弹月琴，拉胡琴，能整出地拉。
后来我家搬到陟山门，又从外院的小屋搬到里院。东屋有3间房，东边第一间是我家，第二间就是金六叔家，第三间是一个王大爷。我们这3间房啊，墙是隔着的，可顶棚都是纸的，都通着，缺德就在这儿呢。这六叔家啊，那爱唱戏的，有图书馆的，北图(北京图书馆，现为国家图书馆)，就在北海的大桥那儿，北图和故宫的人联系很多，就有一帮业余爱好者吧，就像现在公园里玩票的，上他家去，您给我拉一段儿，我给您拉一段儿，一到礼拜天哎哟这吵啊，吵得一塌糊涂。又是东房，又俩大窗户，你说那头晒，后头没窗户，我们就得跟那屋里待着。
就在那时候，“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平常不来人了，不敢唱了，金六叔就跟我说：“效兰，你这嗓子唱老旦正好。”第一段他就教我 “八一三”(现代京剧《沙家浜》中沙奶奶的唱段)，第二段教我“十七年”(现代京剧《红灯记》李奶奶的唱段)。就这么的，我就学了一段，正宫调，就是舞台上扮沙奶奶的，她唱A调我也唱A调，她唱F调我也唱F调，按照她这谱子起的调，这叫正宫调注79。我这嗓子就能那么高，但是我那味儿没人家好。我唱歌不灵唱戏灵，就是有那么点基础。以后“闹工潮”(《红灯记》唱段)啊，“军民鱼水情”(《沙家浜》唱段)，这“军民鱼水情”是我们俩(指与老伴儿张宗尧)的保留节目呢，在好多场合都唱过。
陈子田是怎么回事儿呢？他是故宫的太监。以后成立故宫博物院，在故宫工作的年轻的工作人员，喜好京剧的都由陈子田来教，演出时就用宫中所有的戏装。他们教戏那时候我爸三四十岁，还没生我呢。
我去过他(陈子田)家，但是他家怎么还有儿媳妇，还有孙子，还有孩子？他应该是太监哪，你知道这北长街有一个后宅胡同吗？里头有这么一庙，是不是兴隆寺注80我记不清了啊，据说这个庙现在好像还有。庙里边有一戏台，一个大方院子，他们家就住在这小跨院里边。我上他家去玩去，那孙子在床上蹦，他们家吃的农村的饽饽什么的。
定：他确实是太监是吧？
吴：是呀，他不是太监他在那里边怎么待呀？李莲英他们不都是太监吗？
张宗尧与吴效兰夫妇清唱京剧《沙家浜》选段(张宗尧提供)
附图：吴效兰所述居住地点与活动区域图
附录 皇圈圈里度童年
——张宗尧、张碧君口述
第一次
时 间：2004年6月30日
地 点：北京市东城区景山前街张碧君家
访谈者：定宜庄、张莉注81
第二次
时 间：2005年3月15日
地 点：北京市马甸文联宿舍张宗尧家
访谈者：定宜庄
在场者：张莉、陈允庄
[访谈者按]张宗尧是吴效兰女士的丈夫，张碧君是他的妹妹。他们的父亲张德泽先生与吴效兰女士的父亲吴志勤既是同事，两家也是多年的邻居。
张德泽先生与单士元先生同样出自于平民学校注82，也是1925年同时被推荐入“清室善后委员会”工作的年轻人之一。张先生毕生从事明清档案的整理和研究工作，所著《清代国家机关考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与《北平音系十三辙》等，至今仍具学术价值。有关他的学术成果与治学生涯，他的女儿张碧君撰有专文记述注83，此处恕不多赘。张宗尧先生生于1930年，亲眼见过父亲一代人当年的生活，并且在那样的环境中度过他的童年。他对当年在故宫中生活的回忆，可以与其妻吴效兰女士所述相互参照来看。
我对张家兄妹的访谈是分别进行的，二人对父亲及当年生活的回忆各有侧重，但差异不大，为便于阅读，我将这两次访谈整理归并为一个，张宗尧先生年龄较大，叙事较详，所以本篇以对他的访谈为主，而以张碧君女士的讲述作为补充。不过，我对张家兄妹的访问，都在吴女士之前。
又按，张国庄当年是张家兄妹的邻居，张家兄妹称她为“老姑姑”，在老北京话中，“老”是最小的之意，对她的采访详见下篇。由于对张德泽先生家中之事知之甚详，这里我将她讲述的相关情况插入访谈以作补充，以仿宋体并标出[ ]号以示与正文的区别。
张宗尧退休前是中国摄影出版社总编辑，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
定：对张德泽先生我是久仰大名，他讲官制的那本书注84，我上大学的时候就读过，一直是手边上常用的书。你们也都挺有成就的，你们有你们生活的经历。我不是要从你们(那里)了解故宫的历史，我想做的是另外一面，就是看看你们的父辈是怎么走过来的，也就是说，作为普通人的生活是怎么延续下来的——说是普通人您不会介意吧？
张宗尧(以下简称宗)：咱们就是普普通通的人，咱不像影视界的名人……
定(对宗)：我看了一下您写的东西……
宗：那个是流水账。
定：没关系，我看那些东西无非就是找一些线索，想想要问您点什么。刚才我也跟您说了……
宗：你问故宫那帮人是怎么生活的，这个我都是历历在目。因为我1930年生人，1930年的时候他们已经在故宫工作了。可惜他(指其父)那时候写的诗我都背不下来了。
皇城啊，我写过一个回忆录。我们都住在皇城里头，米粮库是搁米粮的地方，恭俭胡同，搁弓箭的，什么小石作大石作，是做石头的作坊。还有蜡库，是专门搁蜡的。都是在皇城里头，都是为皇城服务的。我从一岁出生以后到1949年北京解放，全在皇城，特别准确就是地安门里头。《游龙戏凤》不是有一句戏词儿，李凤姐问他你在哪儿住啊，他说：“我在北京城里大圈圈，大圈圈里头小圈圈，小圈圈里头黄圈圈。”就说他是皇帝，这是明朝的正德皇帝。后来露出龙袍来了嘛。凤姐就跪下求封，一夜皇后。这不光是戏，是传说，《游龙戏凤》过去说有点黄色，其实也不是，就是皇帝调戏一个卖茶的少女。就是像说故事似的，不足为据注85。
1.父亲1925年到故宫
宗：我父亲很小的时候，具体几岁我不知道，我爷爷奶奶就去世了。爷爷是教私塾，河北东光县张巴狗村，家里是中农，我5岁的时候回家一次，我5岁的时候就知道事儿了，家里很富裕，老吃炒鸡蛋嘛。我对这鸡蛋记得特别清楚，炒的这鸡蛋成疙瘩，不是片儿的，一盆，他不是贫下中农啊。那时候给我的印象，村里太美了，出村一片绿草地，放牛的，在草地上，大树底下。时间不长，但是给自己的印象很深。
我大爷是旧军队的，比我爸爸大得多，是亲大爷，但是我们都没见过。到我爸爸10岁的时候就给他从河北带到北京来了。我爸爸到北京不久，他就得病去世了。我爸爸就寄养在无儿无女的一个老太太家，老两口，由他们把我爸爸培养大，这是1915年。然后我爸爸就在免费的中学半工半读，他们就相依为命。最后我父亲给这老两口送终，可能是我爸爸20岁之前。
定：您知不知道这老两口住在哪儿？
张碧君(以下简称碧)：这就不知道了。
定：他们是旗人吗？
碧：不知道。
[张国庄(指向碧)：她的父亲也挺苦的，也是跟着哥哥进的北京。我还见过那爷爷(指张德泽寄养的那家老人)。那老先生好极了。在小石作住的时候我也就10岁吧，那时候老先生死的。]
定：咱们就从您父亲说起，他最早在一个什么学校？
宗：我父亲是这样，小学可能上了，到了中学跳着上的，初中上了一年，高中又上了两天儿，大学听了几天课。他自学英语，在辅仁大学认识了沈兼士注86。
碧：在一个免费的中学，反正半工半读，就叫平民学校。我爸爸功课好，他不仅自己学，而且还教别人。在中学的时候就教别人英语吧，就半工半读了。在一个大户里头，给一个少爷讲英语课。后来还在北大讲课什么的，在北大兼过职。
定：您父亲怎么去的故宫呢？
碧：我记得到故宫是魏建功介绍的，他夫人叫王碧书注87。1925年1月，我爸爸还不到20岁，就19岁吧，他在北大兼职，可能认识的魏建功。我爸还在大辞典编纂处认识一个叫黎锦熙注88。我爸爸就得益于认识魏建功和黎锦熙。这些人后来都是名人了。故宫那个时候还不叫故宫博物院，叫“清室善后委员会”，1925年改为故宫博物院。
定：善后委员会那些人都是怎么来的？都是陈垣他们推荐去的吗？
宗：有些学生，在那儿(指平民学校)听课的或是上学的，反正是急需要人。我父亲出的东西还找过胡适、傅斯年，好像想自己能有点发展哪，就这个。
定：您父亲在善后委员会做什么您知道吗？
碧：先试用啊，就抄抄写写，整理档案什么的，小书记员儿，还不到办事员。他也不管别的，19岁嘛。就那么慢慢干，慢慢升，就升到文献科科长，也就到科长了。上次不是故宫要搞80周年大庆吗，他们也查到我爸的东西了，一大批材料都在他手里呢。我爸爸是有心人，都是自学，他不管别的，他就干档案，在查档案的过程中全记，好在那时候比较自由，爱干自己的事就干吧，不太干涉，也没人扣帽子，所以从(一九)三几年就出了东西。我爸爸说那时候出书好出，人家觉得有用就出，也不用通过什么关系，也不要自己的钱嘛。你看他1925年到的故宫，这些东西1932年就出来了，这本《中外交涉史料》注89啊，特别像样，我爸一人弄的，质量特好，咱们馆有5份吧。这是搞的成本儿的史料。《北平音系十三辙》也是(一九)三几年的时候(出的)，他搞语言学得益于黎锦熙，黎锦熙是搞语言的。现在就这一本了，早就绝版了，纸也都脆了，我们也想整理出版，没顾上。
2.丽珍姑姑
碧：我爸爸年轻的时候，不是给一个大户人家做家庭教师么，教家馆。这个杨家的小姐呢，丽珍姑姑，跟我爸不错，比较喜欢我爸。
宗：后来的杨家在东直门住。东直门大街路南，我还在那儿住过，四合院，外院是南房，里院是四合院，这已经是败落了，原来的杨家是大宅门，几进房子，后头还有后花园。
[老姑姑：你丽珍姑姑不姓杨，姓赵，赵丽珍。有个卧云居士，知道吧？赵静臣。是你丽珍姑姑的哥哥还是弟弟，唱老旦的。]注90
宗：卧云居士是杨夫人的弟弟，就是我父亲教的这个孩子的家长，父亲教他英文。丽珍大姑跟父亲年轻的时候相好，但是父亲家穷，家长不愿意，就另外嫁了一个杨济安，但是旧情难忘呢，就认干亲了，他们的孩子们认我爸干爹。走动比较多。
碧：我出生以后还经常上他们家去呢。别看他们家有钱，对我们也特好。他们家办大的活动，我们还去做客。
宗：卧云居士是票友，唱老旦的，在龚云甫之后，李多奎之前注91，地位相当高，名声也好，因为他做派、唱腔都比李多奎好。李多奎京剧界叫李多爷，外号“拼命李”，就是嗓子特别高。卧云居士不是，有韵味，凄凉悲壮的劲头。我听过他的《辕门斩子》，也有照片。那时候我很小，到他们家去玩。
碧：我们去了给磕头，磕头给钱。
宗：他们叫太太嘛，不叫奶奶，旗人的称呼。
碧：我印象里到节假日晚上，在院子里摆多少桌宴席——赏月。
宗：后来杨济安的妹妹在故宫工作了一段，父亲介绍的，通称小姑娘。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春节拜年对她还得磕头，她是他们家里头最年轻的，但是是我的长辈，是父亲同辈的人。
[定：赵家是干吗的？
老姑姑：不知道，他们家特有钱，旗人，排场可大了。
定：怎么个排场？
老姑姑：到庆和堂注92去出份子，得带着老妈子，带着两包子衣服。去的时候穿得挺什么的吧，等回头吃饭的时候，吃完了饭了，就得到后头换一套衣服去。等到这伙人打牌，唱什么的，她又换一身衣服，得换三回衣服。那衣服都是大镶大沿的。]
宗：丽珍姑姑她们欣赏堂会，我见过她们姑嫂拍的一张《贵妃醉酒》的剧照，她去(“扮演”之意)杨贵妃，她的小姑子就是小姑娘去太监，就是高力士。一有堂会的时候这女眷们都集中，穿着旗袍，这儿(指胸前)挂着玉兰。
碧：(赵家)后来败落了，这杨家自己一支出来，养一个老太太。
宗：以前运动好像还没受冲击，“文化大革命”受冲击了。打到北京郊区什么地方，山区里头当小学老师去了。以后回来还来过我们家里。
碧：我爸和丽珍姑姑不能成亲呢，他们的管家就给我爸爸介绍我妈了。那个管家认识我姥爷。我爸和我妈就成了，具体当时成的情况我也不是太清楚。我妈说他们那时候特别简单，一介绍就行了。我爸24岁结的婚，我妈才十六。1929年结的婚。
[老姑姑：我大哥我大嫂(指张碧君的父母)漂亮着呢，那时候。我现在回忆起来，他们的形象历历在目，我就是不会画。我大嫂那年才16岁啊，能干，说话干脆着呢。那会儿穿着竹布小褂儿，竹布您知道吗？比这(颜色)浅，圆襟儿的衣服，穿着白裤子，大肥裤腿儿。那会儿还兴系着裤腰带，露着那穗儿，粉色儿的穗儿，帅着呢我大嫂走路。小背儿头，后来就烫发了。]
宗：父亲出去时打扮吧，白色的纺绸啊叫什么，大褂儿，皮鞋是白的，涂那个大白，我记得父亲走的时候总是拿大白蹭蹭，拿着扇子，草帽儿，去了以后脱了这大褂，里头还一小褂儿，小褂儿里还一个背心，多复杂啊，显得挺潇洒的。
碧：我妈年轻时漂亮，老了都特漂亮。我们几个女儿没一个长过我妈的。
宗：我母亲在妇女里边属于开化的了，老礼儿很多都免了，什么三十儿晚上供财神爷那一套全不信，顶多八月十五赏月。他们结婚的时候就打乒乓球，支个案子俩人就打乒乓球。
碧：连重男轻女都没有。
宗：相反，重女轻男，喜欢女孩子。
定：张老先生一直说河北话吗？
宗：不是，完全是普通话了。写《北平音系十三辙》的时候，他很多词儿问我老祖，因为没有再老的北京人了。
3.米粮库8号
碧：我爸爸1925年进入故宫，还住过小石作。小石作的事连我哥哥都不记得，得问我那姑奶奶(指张国庄)。
日本没来之前，1930年到1937年有几年时间，我们家就住在米粮库胡同8号院，这个胡同是存放皇城米粮的地方，胡同在地安门内大街路西。说我最大的姐姐，生下来一个月就死了，没活下来，我哥哥(指张宗尧)就算老大。那时候我们家境比较好，生活比较富裕，比较舒心，整个儿社会环境也比较安定。我们好像租的一个四合院，房子有好几间，北屋、南屋、院子，都是我爸爸租的。
宗：在米粮库8号啊，我们是二房东，从大宅门里租来的8间房子，西屋的两间租给外来的于贯之，是地主，还有一母亲，在这儿住，可能做买卖是干什么。
碧：后来跟这个于大爷于大妈来往还挺频繁。我记得后来他们在东四那边买了一所大房子。
宗：这是在(一九)三几年，我不到10岁。我父亲他们当时生活很富裕，不像日本时代那么艰苦。我们家就是父亲一人工作，全家7口人。养着一个姥爷，一个老祖，母亲，还有一个女用人，还有我。大妹也生了，我是1930年生的，二妹后来也是在这儿生的。老祖是我母亲的奶奶，她还抽大烟，抽鸦片哪，每个月给她买回来，长条的，像口香糖那样子，锡纸包的，抽。咱妈的父亲，就是姥爷，到我懂事的时候他已经是在这儿赋闲待着了。
碧：我姥姥家姐儿三个，没男孩。我妈是老三。我姥姥去世比较早，我妈她们姐妹三个就由我姥爷和我老祖这么带大的。
宗：姥爷行五，大二三就从来没见过也没听说过，就老说有个六姥爷，就是姥爷的弟弟。姥爷50多岁就死了，得臌症，就是现在的肝硬化，腹水。
碧：那会儿我姥爷也没事，我姥爷我老祖都不干事，都靠我爸养着。
[老姑姑：那可不是么，从前那个岁数的人干什么呀。]
碧：那我妈没和我爸结婚的时候我姥爷怎么活呀？
[老姑姑：我听说你姥爷是在一个戏馆子里管事儿，那也不错啊，养活她们仨姑娘，还有老祖。这就是小时候听到这一点儿。老祖老北京人啊，他绝对不是旗人，就算市民了。]
宗：我小时候上学还有人力车，不是包月，就是人家出来拉座儿吧，把我们——我和张翼龙(即老姑姑的哥哥张国瑞)的儿子，我们俩都上一年级，把我们送到北池子，到北池子呢，他再赶紧拉散座儿去。我们下学再给拉回来。那时候还花钱雇这个。说明还有富余。不知道挣多少钱，一般是觉着可以。
我举一个例子吧，那时候都办得起堂会，二妹妹办满月的时候在会贤堂，就是什刹海，那儿有一个饭庄，就把那饭庄包下来注93。它这四合院，都搭席棚，一进垂花门来有一影壁，影壁前面有一舞台，小舞台，很矮的，就这么高，请来一些说唱的，那时候叫艺人，在外院南屋是演员化装，然后进来表演，然后大家出份子。客人们就可以在桌子上喝茶呀聊天呀，听不听的随便，很随意的。把刚满月的二妹抱出来，哎哟这孩子又白又胖，你说我说，乱成一锅，大家就借这个机会娱乐一番。我们兄妹7人，(对碧)唯有你二姐过过这种生活。
碧：我二姐一百天的时候还参加了北京市的，现在叫什么健康宝宝比赛吧，那时候北京市就有啦，我二姐还入选了，当时说又白又胖，身上干干净净。
宗：我老祖死的时候是73岁，大办，我们住的是四合院，没有南房，北房三间，西房两间，还有耳房，有一跨院，跨院有南房。院里都搭席棚，棺材放在东头，有供桌，门口搁一人多高的大鼓，来了客人赶紧就打鼓，这鼓特别重。北京的特点是婚丧嫁娶这些人都参与，彼此都凑份子。
[老姑姑：……没大办吧，那请点儿和尚，都是你大姨拿的钱。咱们故宫里头挣的这点儿钱哪儿能那个什么呀。你妈她们不是姐儿仨么，你大姨有钱，嫁的那主儿是地主家，保定府的。所以那会儿啊你们家别看那么多孩子，比我们家生活好。租米粮库那么多间房，就是你大姨帮你们啊。(对众人)：他们家孩子多，她大姨还给他们预备一个金太太。]
碧：金太太是保姆，不是满人。那时候也有四五十岁。跟我们家时间挺长的。
宗：我有一次有一个错误，那就是五六岁。分西瓜，让我端着一牙儿(一块儿)送给金太太，我给扔到垃圾桶里头了，她是下人哪，怎么能给她吃呀。这就不对呀，现在我还内疚。
碧：我这大姨的女儿和儿子，小时候享尽了荣华富贵，但是到最后家就破落了，大姨抽大烟。表姐是半聋哑，就嫁到农村了，深泽县注94。表哥就在天津，银行职员，身体也不好，最后得糖尿病、尿毒症去世的。这个表姐我妈活着的时候哪年都来，来了也帮忙，我们也都给钱。二姨就嫁到四川去了，不知道怎么嫁到那儿去的。1952年我姨夫去世，我二姨带着两个孩子投奔到我爸爸这儿来，我爸爸比较宽容。当时没户口限制，就住这间房，一直到1956年。我二姨一直没有收入。
定：“国宝南迁”的时候您父亲也被派去了是吧？
宗：派到上海办事处，很艰苦，就一间房，临时租的，他在那儿整理东西。但是上海不知道跟南京有什么关系，因为离南京很近。所以我3岁还上过一次上海，8个月以后就回来了，我大妹是在上海生的。
碧：妈说过，说你爸挺可气的，我这儿怀着大姐，他非得让我跟着一块儿到上海去，结果大姐在上海生的。
宗：让妈去是为的保护他。上海走在街上野鸡(指妓女)太多，拉人。妈跟后头：“怎么回事？”她一厉害，就轰开了。那时候还知道上海话说“白相”，就是玩一玩。
后来由上海又回来了，说法就是咱们家人口多，拉家带口的。一般去都是单身汉哪，就让我们回来了。
碧：当时妈说万幸，幸亏没去，爸如果去了，回不来了，一大家子都留这儿了。
宗：他后来说(故宫古物)拿走了1/6，多少件他说不清楚，因为他主要不是管古物的，是从文献馆调出来的，当然也有文献，也有档案。我就听父亲说档案是一麻袋一麻袋。
定：台湾那边虽然拿走的东西不多，但全是好东西。
宗：挑的，懂行的人挑的。
定：是您父亲他们挑的吗？
宗：不是，是请的更高级一点儿的专家。他们只是整理，我父亲不懂古物，她叔叔(指吴效兰的叔叔吴玉璋)可以。
4.陟山门3号
定：日本人来之前你们在故宫的生活味儿特别浓是吧？
宗：而且生活还过得去。
定：你们挺幸运的，在那么好的一个地方长大。
陟山门内的原清朝御史衙门(定宜庄摄于2006年)
宗：嗯，是。但是也有苦有乐。上北海听戏，这是乐的事，苦的事就是在日本时代吃混合面这一段。刚才说这个聚会呀堂会呀都是在日本侵占以前。
定：你们家怎么抗战以后生活就不好了呢？
宗：不是我们一家，普遍的。这段最苦了，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女用人没有了，这个房子也不能再租了，就搬到乙14号，还是米粮库，3间，没多久就搬到陟山门，两间了。陟山门那儿不是御史衙门么，现在拆啦。
碧：这陟山门3号是宿舍，就两间小房子，我父亲级别也不高。1925年以后到故宫，都挺晚才分的房子。整个陟山门住的都是故宫的人，都认识。什么单士元、单士魁，什么白二爷、白四爷。我就在陟山门生的，(一九)四〇年，我妈生小孩没到过医院，都请的接生婆。生下来就没赶上好时候，我从小就身体挺弱的。我妈也说我营养不良。
宗：日本时代呀在街上走，见日本兵躲得远远儿的。在中学，尤其是上小学吧，每天见着日本老师，得先鞠躬，升国旗，听宣讲。这段儿呀稀里糊涂，净顾玩儿，打架，跳间，背石头，男孩玩骑马打仗，弹球，一兜子球。这都玩过。
定：日本人进故宫了么？
宗：没有，他们没祸害故宫。北京不像南京，没糟害那么厉害。
碧：到解放前夕就很困难了，我到15岁之前，就是从陟山门到1955年搬到九条之前，我没睡过床，两把椅子就是床了，睡条案上。我们都还上学，倒是还没饿着，但是吃得也不好，有混合面吧，小孩不懂得，生活还快快乐乐。我爸爸什么时候到大辞典编纂处兼职去的我不知道，挺辛苦的。我妈妈也去，帮着整理卡片什么的。我哥哥比较大，什么都让我哥哥干，大清早黑天的推着小车，就卖破烂去，跟着我爸，到德胜门外晓市，到崇文门卖旧书什么的。
定：你们家有什么东西好卖？就是书？
宗：有书，衣服，还有炉子，洋炉子都卖了。就那个德胜门，一部《清宫秘史》小说就卖5毛钱，还相当不错。生那煤球炉子，煤球买着很困难，要配给，上东交民巷去排队领了票，然后安定门外去领煤球，自己拿小车推，这个都是我去。后来为节省这煤球，我们就搭那柴火灶，烧柴锅，到大高玄殿注95那儿割草。草有这么一人多高，然后一捆拉着回来。大高玄殿都是故宫的，是文献馆大高殿分处，我爸就在那儿办公，好像是分处主任似的。到夏天，晚上在大高殿那儿住，咱们家房间小嘛，实在挤不下。
大高殿有两个工友，其中一个就是姥爷的弟弟，六姥爷。是我爸给介绍到文献馆当听差的，每天上下班。在德胜门住，地名就叫铁影壁，这铁影壁呀，原来在德胜门那儿，后来挪到北海五龙亭去了。那儿更是贫民窟了。六姥姥是在恭王府当奶妈，跟这个姥爷长期分居，不在一起，没孩子。这六姥姥非常干净。
我们进故宫都不花钱，我经常到南三所注96去找我父亲，送饭哪，送伞。景山也不花钱，景山是属故宫管的。一解放，解放军就进驻了。
我那时候已经十几岁了。读书倒是没耽误，反正给我买一辆自行车，每天骑自行车上学。我在五中，大妹在女一中。
5.同事与邻里
定：您父亲的朋友主要是同事还是亲戚？
碧：主要是同事。
定：在故宫的时候您父亲跟同事的来往多吗？
碧：还行，我觉得来往不少，我二姐办满月，我这老祖办丧事，都请人，都来好多朋友，都要出份子。过去可能是比较单调吧，办这些事热闹，能使生活丰富点儿。当时不仅是办满月，还有生日什么，互相之间都来往的。但是对外的这些关系、朋友之间的来往都是我妈操持安排。
宗：大人的生日也彼此过，亲朋好友来往就靠办事，就靠婚丧嫁娶。你过生日了，他家孩子过满月了，去聚一聚啊，大家伙儿就去了。看谁家有能力，大家也送份子，基本上得拿出点儿钱来。那会儿的乐子就这样。而且当时送幛子，就是在院子里挂着一条条的布啊，是绸子是缎子的。咱父亲不会玩儿，去了就当给记账的，拿一本儿，谁送份子多少钱，写上，最后给本主一交，也算义务劳动。
吴效兰(以下简称吴)：现在这商品社会一来呀我感觉，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当然过去也分，可是过去故宫一个职员和一个工人，哎，住到一块儿也和谐。我们家不就是科员么，隔壁姓赵，那赵二大爷就是一个工人，挑水什么就干这个，我们两家儿处得挺好。孩子也是这样，大人也是这样，分不出来是什么。到现在这社会，您如果是科长，不叫这科长不行，李局、王处，非得叫这职称。
碧：过去就这一点，住一个院儿里的，家属啊，孩子来往非常密切。我记得小时候爱串门，从特小的时候就串门儿，院里的小孩一块儿玩，孩子们也都串门儿。就我们住的四合院吧，各家儿街坊也都挺好的，聊天儿，什么白大妈呀，赵大妈呀，走得特别近。我整天就常到那白大妈家里头。他们家做饺子给我们家送一盘儿，我们家做饺子也给他们送一盘儿，那会儿互相之间都送。我哥哥就特坏，他从小就手巧，雕塑啊，刻图章啊，他拿泥做的那自来红、自来白的点心，做得还特别像，就给人家赵老太太送去啦。
宗：老太太拿去了，还特别高兴：“这是泥的。”那时候的玩笑也是典雅、高雅的。掺有工艺美术在里边。那时候的同事，工作上是一致的，地位也都是一样的。而且他们很闲情啊，除了打牌之外，你看学唱京戏，学画画儿，学刻章，就因为熏陶吧，在故宫这地儿熏陶。我们家什么古玩这那的都没有，只是收藏一些扇子，扇子呢有七八把，也不是太多，都是竹子做的，各式各样的，带轴的，上边有窄的有宽的，山水字画。请一些这圈里的人，会画的，画呀，写呀，互相给题字，同人之间：“某某，过来，求您一个扇面。”这就留个纪念。这样，有点儿风雅的劲头。我还给父亲的朋友启功刻过一个很小的图章，就是因为他要给人扇面上写字儿，用于盖在扇面上。我父亲一盒子扇子，一盒子图章，大大小小各式各样儿的。
碧：他们都是自学成才，都是实践出真知，那时候哪儿有什么正式专业呀。都是在干中学，爸爸是干一行爱一行。
宗：单士元就说过，说他家什么东西也没有，但是他看得多，他看到的都是故宫的真的，说他不就是上几天那营造学社么，变成古建筑专家了。单家非常突出。他们哥儿五个，单文质，是单士元的弟弟，画国画，画走兽。单秉彝，就是单士魁，是中医，他后来在档案馆搞那些个方儿，就是清宫秘方儿。他守得住，坐冷板凳，他愿意坐，一直到评上研究馆员。还有一个汤友恩，汤大爷么，是因为接触了这金石，刻图章。我那时候好像是上高中吧，跟他学的刻图章。也学画，跟单文质。故宫还有位朱家溍，他自己说，他这学问是玩儿出来的。我们家也是这样。接触什么就研究什么，就这么回事儿。
为什么京剧感染人？“一步来迟，死罪呀死罪。”“未曾远迎，当面谢罪。”表现了中国传统的礼仪，客气极了。那时候的人都是两个名儿，互相说号的时候多，挺亲切的。我父亲名字是张德泽，号洵如。洵如洵如，母亲叫他也是洵如。李德启就是李子开，他号叫子开，名字叫德启。他会满文，他还教过我父亲他们满文，后来调到图书馆，个儿挺高，有点儿驼背。李子开不活动，参加这些他很少，他好像就是专门搞满文。他们3个人，方更生、李子开还有我父亲好像情投意合，就结拜把兄弟了，还有那金兰谱呢。有一张照片很珍贵，他们3个人在一起，戴着口罩，穿着棉袍，戴着小帽站在那儿，这是在我出生之前了。
定：大家都拜把子。
宗：拜把子好像都仨，仨仨的。那时候还有点儿清高，见面都是谈一些文化方面的事，上北海唱戏啊，那次雇一个大船，而且是锣鼓场面注97都有，就不是只有二胡，唱整出的《打渔杀家》。主角是单文质，唱萧恩，女的是谁我就忘了，(拉)胡琴是金震之。我应该去的是员外，我学的这个，可是让别人唱了。
吴：你是晚一辈的，不让你唱也是对的。
宗：当时这伙人除了画画儿、刻章，也唱戏，也打麻将。这些人里头聚餐，那时候不叫AA制，没有这名儿，叫公东。我这也坦白地说，到前门外，去吃女招待。什么叫吃女招待呢，小说里讲的吃花酒就是这个，就是那时候送饭的人，跑堂儿的，就是服务员了，那时候叫女招待，北京这个还比较规矩，不是妓女。穿着旗袍，袖口特别短，齐肩，胳肢窝这儿掖一块手绢，手绢干吗使呢，就是有时候客人非让她喝杯酒，擦擦嘴。那时候没餐巾纸啊。打情骂俏地进来，说说笑笑的。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到白云观去玩，集体去旅游去，回到前门，带着我，让我管女招待叫大姐。我参加就这一次，平常也不带我啊。孩子去不合适。平常不知道他们在哪儿。我父亲是比较守旧的，尤其是她(指吴效兰)的父亲，从来不参与这些个，再说也没那么多钱老去吃吃喝喝，不像现在，那有的人花天酒地，那简直超过多少倍了。在我们家打完牌，老太太就给做饭。时代不一样了，现在礼仪差多了。
碧：那时候我爸有一个大正琴，特别简陋，一排音符，一排按键，3根弦呢，定3个音。现在市面上都没有了，咱们家那个也不知上哪儿了，也没有了。那是我爸爸的业余爱好，他弹得可好啦，弹的曲子都特别好听，老弹这几个曲子：《梅花三弄》《苏武牧羊》还有《茉莉花》，我当时都不知道这叫《茉莉花》，最近几年才突然懂了，噢！这是《茉莉花》，我记得就这几首。我就是跟我爸爸学的，我也爱听唱片什么的。但是那时候无从听起呀，又没电视机又没收音机，没有。我喜欢音乐，我爱听，那时候最喜欢人家结婚，没有弦乐，不带弦，没有大提琴小提琴，就是铜管乐，就跟现在军乐似的，就是黑管、长号什么的，特好听。还戴着那种带穗儿的，大檐帽，一有人结婚我就跑去听，凑热闹，我觉得真好听。我特别爱看热闹，还看死人的，这一家子人儿打幡儿呀，穿着白衣服白鞋，纸人纸车，还有用秫秸秆儿做成四合院儿的，然后一烧。我们小孩跟着看，觉得挺有意思的。
宗：开始有收音机，就听马三立的相声，“今天我生日”他老是(说)“我生日”，现在人家是大师级的了，我爸爸欣赏那个时代的电影明星，如李丽华注98、周曼华注99，这是他们那一代。
定：是干吗的？
宗：女影星。还有胡蝶注100。就像现在的追星族吧。
碧：我爸爸还带我们几个上天桥，天桥简陋着哪，那个戏台，条凳。听过《红楼梦》，尤三姐尤二姐的，解放初我爸爸又带我们上那个——那就是新的了，1950、1951年，上北海，也是比较便宜的，也是坐凳子的那种，听评剧，《刘巧儿》，也是我爸爸带我去。我爸还带我上公园玩儿。我妈不去，我妈忙啊，那时候又得做饭、带孩子，做饭还得自己和面、擀面条，炉子也是的，为了省煤球还得烧柴锅。在家里又纳鞋底儿、补袜子、搓麻绳，多难哪。但是咱们小，不知道，也就过来了。过去的人得干多少活儿呀，你说我妈累不累，最后还能活到八十五。
在陟山门的时候我们家住在角上，西屋是比较有钱的，是故宫财务科的，姓王，人还不错。北屋也是一个挺有钱的，女婿是个国民党军官可能是，人家一到夏天就排子车拉一车西瓜回来。但是我的印象里咱们怎么不像现在贫富不均的对有钱人那么仇恨，没有！他有钱有他的，人家就是有钱，为什么有钱咱也不知道，咱也不管，有钱他吃好的穿好的，咱不知道咱也挺快乐的。
6.京剧
宗：故宫啊，西太后有两伙人，宫里头侍候她的一伙。故宫里负责唱戏的机构叫升平署，都是太监、小太监，学的，你像李莲英，能翻跟斗。还有宫外头的，像谭鑫培、杨小楼他们，这些人到宫里去侍候，唱戏，是随叫随到。故宫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以后，留了一个教戏的老太监，叫陈子田，档案里可能有他的名字，给西太后唱戏的注101。就教故宫的这些职员们，文献馆、古物馆，谁爱玩，喜欢唱，其中就有几个人很突出，其中有朱家溍。朱家溍拜的是杨小楼，杨派。还有像吴志勤，号廉夫，就是我的岳父，唱老生，好像是余派，没拜谁。还有金震之，金六叔，胡琴拉得特别好，简直专业了，在北京市很有影响。他的家里就等于是一个票房，他夫人也唱青衣，两口子都能唱。纪中锐唱老生，当时他是非常帅的人，很年轻，嗓子也好。还有叫罗恩泽，唱花脸。我父亲不喜欢唱，爱听。
故宫自己也有场面，戏装用的就是故宫的戏装。我父亲还有一张照片，就是穿着康熙帝的盔甲，坐着的。现在不知找不找得着。可有兴致了。
碧：就说这伙人里边这业余生活啊，又画画儿，又唱戏，拉胡琴，他(指张宗尧)都是跟他们学的。(对宗)：京剧你跟谁学的？
宗：跟金震之啊。大概会了七八出。
定：他是什么家庭的人哪？
宗：在旗的，在陟山门那儿的故宫宿舍他跟我们挨着。他最突出的是字，行书啊，楷体啊，写得特别好，因为故宫得要写展览用的牌儿，写那个。我认识他的时候已经十几岁了，是搬到陟山门才认识的。他也教戏，教白大爷的俩儿子，还有我，一个学老生，两个学花脸，我学花脸。首先学的是《二进宫》。还有《坐寨盗马》《赤桑镇》《托兆碰碑》。
碧：他唱花脸，裘派。
宗：后来我就唱李勇奇(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中的角色)……我爸爸特别欣赏吴素秋注102，上长安戏院，天桥，带我去看。我们钱少，买后排的票，谢幕了他拉着我到台前去看吴素秋。听梁益鸣注103，梁益鸣是马派的。
碧：我爸我妈都特别喜欢京戏，我哥哥我弟弟他们受熏陶，从小就是票友。都能自拉自唱，拉京胡，我哥哥唱得最好。但是我不行，我没有京剧细胞，听不懂，一让我听京剧我就睡觉。因为那些历史的故事咱不知道。咱们北门这个玄武门，定期的就唱戏，好像是两个星期(还是)一个星期一次。那都是故宫的票友。我嫂子(指吴效兰)都去唱。
宗：她(指吴效兰)能唱，唱老旦，“文化大革命”时学唱李奶奶、沙奶奶，还有雷母。
碧：老姑姑她嫂子的爸爸(指齐燕如)是主力。
宗：我岳父吴志勤是唱红净，关公。唱关公不容易。也唱诸葛亮，老生。我们还一块儿唱过呢，《二进宫》是就我的，调门低，凑合着。
碧：往一块儿凑，唱戏，这就是当时的聚会、活动。
定：比现在唱卡拉OK可迷多了是吧？
宗：迷多了，而且它迷得有道理啊，这些人对京剧美学理解得相当深，这个里头学问太大了。
碧：从什么时候起这玄武门上头就唱戏？
吴：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的时候，1950年、1951年。我父亲就是那时期公开彩唱，为捐献。
宗：我没看见过，我已经参军了……说到这儿就是，人们对京剧呀，相当迷，迷得不得了，我就那样。下学的时候路过地安门大街，商家那收音机放呢，《甘露寺》，自行车也不骑了，赶紧驻足，站在那儿就听，听完再回家。
7.胡同里
宗：现在留恋什么呢？胡同里啊，确实是另外一种天下，特别安静，全是平民住着，当然也有大宅门。小贩呀，各种卖东西的都形成一种气氛。尤其是夜晚卖硬面饽饽的，拿一个灯：“硬面——饽饽——”在屋里听着，哎哟，有点儿凄凉的劲头。吹小笛子的瞎子，就一个曲子，就是那么几句，习惯了一听，卖柿子来了。那剃头的，磨剪子磨刀的。
碧：那时候没有说买菜还有菜店什么的，都是车，车走到这儿吆喝卖菜啦。还有一个瘸腿老头卖的烧饼，现在真找不着那种吃的了，双面芝麻的。还有卖烂蚕豆、芸豆的，卖驴肉的，都是用一个筐，到晚上点个油灯卖萝卜。小本经营，虽然简单，但也没有毒，没有食品安全问题，那时候都赊账，反正我们家赊账，那油盐铺，记账，到月底。老北京人也老实。再比如说吃水吧，就是大高殿这儿有一水井，水井上有一个水车。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有一个长胡子老头儿，大概有六七十岁了，把水井抽上来的水，搁在水车里头，然后有两副大木挑子，就是两个大木桶，一个挑子，然后到各家儿。有钱人他也是这样吃水，每家弄一个大缸，他挑一挑水，在墙上就画一横儿，再一挑再画一横儿，我们家墙上就画满了“正”字儿，到一个月到底多少“正”字儿，最后结账。
剃头挑子注104
8.“打老虎”
碧：1952年搞“三反”“五反”运动，不知道怎么一下子就查出来白四爷偷盗国宝的事。白四爷就是普通的管理员，管古玩的。他确实偷盗了国宝，结果牵连了那么多人，大伙儿都恨他呀，所以那次结下仇不少。当时共产党解放军就怀疑说是不是好多人都偷啊，就把好多人都关起来了，我爸是关在东岳庙，还有人关在白云观，俩地方。当时觉得东岳庙好远好远的，关在东岳庙就不许回家，不发工资。1952年正赶上我妈生我小弟弟，没工资，苦极了，上家抄家呀，把我爸练功的靴子、马鞭都给收走了。当时把这些人都叫“老虎”，“打老虎”啊。(唱)：“集中力量打老虎，不得胜利不收兵。”我还会唱呢。跟“文化大革命”似的。我们院里就有那“打虎队”。那时候我小，我记得我特懂事，来一群人翻箱倒柜，我就说我爸爸绝不是那种人，我告你们去，告到毛主席那儿去。真跟他们发火，也因为是小孩儿。关了多长时间，几个月还是——不短呢。当初我还担心我爸爸别自杀什么的。
宗：他没有用过公家的东西。整他，“三反”就整他，所以他挺生气的，他马上就要跳楼。
定：所有故宫的人都关起来了？
碧：都关起来了。两部分人嘛。
张莉：单老他们也关了吗？
碧：关了吧，反正都关起来了。后来呢，都清理完了都没事，就补发工资了。
9.反右到“文革”
碧：1956年的时候就条件稍微好一点儿啦，就搬到东四九条，比陟山门就改善了。到1958年刘少奇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当时就是一个我爸，一个单老，还一个欧阳道达，他们比我爸级别高一点儿，就给这三家这个院，欧阳是后院西边的北房，单老是后院东边的北房，我们家就前院北房这一片。咱们故宫的机构不是也经过几次变迁么，来回地变动，那段故宫归国务院，这个房1958年归国管局，从1958年搬到这儿来，一直到现在。
哎哟，我爸爸一直受挫折。我爸爸说话直，你看我什么样我爸爸就什么样。我像我爸。什么跟外界的人际关系，后果，不懂！1956年反右之前吧，参加九三学社，开神仙会注105，我爸提了一大堆意见，后来没划成右派，就把这些言论当成中右言论，说有情绪什么的，我爸还庆幸呢。
宗：神仙会是让随便说，往往说了以后就抓辫子。我那时候也有右倾思想，就是没有弄成右派。
碧：“文化大革命”我爸爸说要说他是学术权威，他够不上，他又不是当权派，就有几张大字报，没给打倒。就是到干校去劳动改造了。
宗：对。“文化大革命”没斗，说这些都是名牌。可能上边也有这精神。故宫啊周总理说不许开放，关起门来。
碧：我妈正相反，我妈有心计，我妈可沉得住气，是我们一家之主，里里外外都是我妈，跟周围都靠我妈维持，非常小心谨慎，我爸说话我妈老说他：“又得罪人吧，又得罪人吧。”我说话我妈都千嘱咐万嘱咐，“文化大革命”我妈担心我爸爸啊，那些照片全让我妈给烧了。
1969年1月我们家我爸先去了江西五七干校注106，接着我哥哥全家、我陆续去了东北、河南的“五七干校”，弟妹们下乡的下乡，下厂的下厂，我们家处在四分五裂的状态。我妈可有准主意了，固守北京的家，哪儿也不去。“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我们全家人又都聚集到北京这个家了。我妈我爸这辈子啊，真不容易，也真不简单！
1971年我爸在干校觉得实在支撑不下去了，太苦了，那时候也看不到前景，就申请退休了。
宗：“文化大革命”上五七干校也太苦了。我父亲一生气，就不去了。对他们赌气了。
碧：退休回来，我爸爸在故宫干了这么多年，在北京干了这么多年，不许回北京，户口也不许转回北京。我大姐当时在朝阳(辽宁省朝阳市)支左注107，就把他的户口落到朝阳去，落到我大姐那儿了，我还专门去过一趟给我爸办关系。我哥哥在空军，后来把我爸爸的户口作为随军家属给转到空军，又转到街道办事处。上(20)世纪80年代当时中央办公厅主任是胡启立，我和我爱人贾尊胜给胡启立写信，胡启立还真给回信了，责成当时的延永生馆长，让我爸爸回到一史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还算不错。都是靠我们儿女啊，我爸爸一点儿这本事也没有。我们要是不活动，我爸爸就惨了，就一直归到街道没人管了。我爸就管做学问，对这些事不过问，爱在哪儿在哪儿，什么职称不职称的，一概不操心，连自己挣多少工资都不知道。
我爸爸1998年去世。就这么受苦受累，最后无疾而终，93岁。没住过一次医院，连一次小手术都没动过，不像现在人这么娇气。我爸爸就一点养生之道，不馋。你多好吃的东西也就七八分饱，在吃上从不挑剔。
宗：我曾经跟我的子女都说过，我说我跟我弟弟，都不如我父亲，因为他自力更生啊，我们都不如他努力。
碧：我爸爸最后老是知足，就觉得从农村里出来的一个穷孩子，在北京扎了根，那么一大家子20多口人，到最后四世同堂，觉得也挺自豪的。
1991年五一节张德泽夫妇与子女在景山公园内合影
(前排左起：长子张宗尧、张德泽、夫人孟淑玉、长女；后排左起：三女张碧君、二子、二女、幼子、幼女。张碧君提供)
五、犹记当初未嫁时张国庄口述
时 间：2004年6月30日
地 点：北京灵境胡同某居民楼张国庄家
访谈者：定宜庄
在场者：张莉、张碧君夫妇、张宗尧
[访谈者按]老姑姑是张宗尧兄妹对张国庄女士的称呼。我为张女士做访谈，也是张碧君介绍并亲自驾车陪我去的。张国庄女士的哥哥名张国瑞，字翼龙，也是最早进入“清室善后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之一，编撰有《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现存清代实录总目》(北平，1934年)。他解放前就已离开故宫，如今已经很少有人还知道他。在这篇访谈中，老姑姑对他多舛的一生有着充满感情的追述。
与吴效兰的父亲、叔叔一样，张国瑞也是旗人，但他并不是像吴志勤一家那样作为故宫留用人员，而是像单老、张老一样被从平民学校推荐进入“清室善后委员会”的，而且他是旗人这一点，即使与他家交往几十年的张宗尧兄妹也不知道，属于很早就将民族身份隐去的一类。但身份虽然隐去，旗人特有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并没有失掉，这从老姑姑对她大姐的描述以及对自己婚姻的态度，可见一斑。
张家兄妹的口述提到，他们父亲那一代人之间的交往圈子，除了亲戚之外主要就是同事，情投意合的成为拜把兄弟，同住一个大院中的结成儿女亲家(张宗尧与吴效兰即是)，张家与老姑姑家几十年仍有来往也是一例。
老姑姑的谈话充满对旧日的眷恋，确切地说，是对她闺中生活的眷恋。在她心里那时的一切都是最美好的，这固然使她对记忆中的许多人与物都有美化之嫌，但她成长的环境却的确有着浓郁的文化氛围，她虽没读过书，但天资聪颖，对这种氛围有特别深刻的感悟，这是这篇口述给人印象最深的一点。
张国庄(定宜庄摄于2004年)
1.父母和两个姐姐
定：大妈您是1919年生的？您是在北京生的吗？
张国庄(以下简称庄)：北京生北京长的呀。就是北京人，宛平人。
定：宛平什么地方？
庄：不知道了。听说我那个爷爷姓林，有一个姓彭的，跟我爷爷是一殿为臣。姓彭的没有儿子，(爷爷)就把我父亲过继给这姓彭的了。姓彭的不是有一片产业么，都是为官的，都有产业啊，我爷爷死了以后，姓彭的不承认我父亲，不承认，那时候也没有立字据或者什么的，没有，合着我父亲一生气，哪儿也不认我(指父亲)，那我不姓林我也不姓彭，我重新打鼓另开张，就这样姓的张。那产业我(指父亲)也不要了，自个儿就谋生去，自个儿就拉过洋车，也做点小生意，就那样，这都是听我大姐说的。
定：您父亲不是旗人吧？
庄：是旗人。
[张碧君：啊？您在旗啊？]
庄：可不是在旗嘛！
[张碧君夫妇：今天才知道！]
[张宗尧：真不知道。老姑姑没跟我说过，从来没说过。老姑姑是不是旗人？我估计也许不是，因为她在我们家看来是非常随便的，一点旗人的……旗人是要请安的，反正是规矩特别大。]
庄：姓张的没有在旗的，我父亲为的是脱离他们那帮人。
定：他姓张跟他不想当旗人了有关系是吗？
庄：根本就是有关系啊。赌气不姓你们俩的姓。
定：那就是说姓林的和姓彭的都是旗人了？
庄：都是旗人，还是清朝的官哪。因为我那会儿就听说，说有一片坟地特大，到清明的时候都上那儿烧纸去，因为我小，就不带我去，又是个女孩儿，就不怎么重视着。
定：那坟地在哪儿啊？
庄：那就不知道了。
定：是姓林的坟地还是姓彭的？
庄：不知道，都不清楚了。
定：那您奶奶呢？
庄：就更不知道了。
定：您父亲说过他拿粮饷吗？
庄：我哪儿知道哇？我6岁我父亲就死了。
定：后来您父亲就到城里来了？
庄：一直在城里住，就住在宝钞胡同注108。穷得没辙了，就租个洋车，拉洋车。虎妞注109您看见了吧？到那儿租一洋车拉两天儿，挣俩钱儿，就这个。后来我姐姐大了，就做卖活。我二姐能啊，做那洋袜子，那头铰开了拿手缝，缝了我二姐卖去，挣点钱。挺苦的。
定：您父亲就拉散座儿？
庄：拉散座儿。
定：你们家在宝钞胡同的时候有房子吗？
庄：不知道啊，后来就搬走了。我父亲我倒有印象，我父亲大高个儿，那会儿老穿个长袍短褂的，你瞧现在演的那个穿长袍短褂的，就那种人，文明着的呢。
定：拉洋车也那么文明？
庄：甭管干什么他那气派还是那样的。我们是(兄弟)姐妹四个，两个姐姐一个哥哥，我是最小的。我大姐比我大十七，我二姐比我大十三，我哥哥比我大十一，属猴的。我上边还死了一哥哥，叫张国祥，他8岁死的，我母亲想我那哥哥，就得病，死了，我17个月母亲死的，她家是哪儿的不太记得。家没家了，没有啦，我父亲也死了。我大姐是五四运动那会儿的大学生，上的不知道叫什么学校。
定：就是说你们家那时候还行，要不然您大姐怎么上得起大学？
庄：那时候还行，大小姐啊，叫什么格格，这都不太知道啦。我大姐照的两把头的照片，照得好着哪。五四运动的学生，干革命去了呀。就那时候她就自己找对象，家里就不认她了，就除名了好像是。这么样亲戚朋友的都对她不感兴趣，没人拿她当回事儿，瞧不起她，“疯丫头”。
定：那她做什么呢？
庄：她跟着他到保定了，到他们家。这姐夫本人不怎么好吧，他家可不错。我记得清清楚楚的，他们在保定东马峪寨，亲爹叫王老槐，都管他叫王善人，是秀才。我到今儿还记得呢，到节年就周济，大笸箩的铜子儿，一吊钱是5个大枚啊，他们本乡的人随便拿，拿去。那老爷子挺好的。
定：您大姐到保定就教书？
庄：教书啊，她哪儿能干农活呀。我大姐她有学历啊，到农村是了不起的老师了。人家知道她有学问，就请她去教两天书，这儿教书那儿教书的。在一个姓赵的地主家家教，赵老财，大地主，他孙子叫赵希尧，也在北大念书，跟我大姐他们都相当不错，赵希尧把她请到那儿教书。就挣俩钱，也是瞎奔。我大姐的字写得好着呢，我大哥有时候也让她帮着抄书。
定：那您姐夫也教书？
庄：嗨，不守本分，没有正业。东跑西颠地就那么样，就跟着军队乱跑，有时候还穿着军装回来。
定：穿军装是干什么？东跑西颠是做买卖呀？
庄：不价，什么都干，有时候做生意吧。香山那儿有一个白堡子矿，还是他办的，赔了好多钱。后来就跟着共产党了，给共产党的机构干吧。
定：那后来不就是老革命了？
庄：不是，这儿待两天那儿待两天没有正经事。他要是守本分我大姐就不能不理他了。俩人老吵架也是。
定：您大姐后来跟他也不好了？
庄：不好了也没离婚，那时候不兴离婚哪，她就带着儿子。
定：您姐姐后来还革命吗？
庄：没有，孩子多。她跟我姐夫老不见面不是吗，孩子还不少，一个姑娘仨儿子，见着面了怀孕了就有了。现在她的儿子不错，大儿子死了，二儿子就是我那二外甥，原来就在速成中学这儿念书，就跟我们家住，后来就上西安了，现在是西安的组织部长。甭管怎么说吧，挺不容易的，就知道要强。她死了也差不多20多年了。
定：您大姐后来跟您家有联系吗？
庄：有啊，她结婚以后，我们家里不是也败了，没办法了，我小，就仗着大姐管我呀，她得带着我。我才六七岁，她就生了一个儿子，我就帮我大姐看孩子。我大姐管到我8岁。
定：您大姐性格怎么样？
庄：我大姐厉害，就因为自个儿有这点缺点，厉害不出去。
定：什么缺点？
庄：就是自个儿搞对象，这就不行。我二姐是明媒正娶的，轿子抬的，那行。我二姐夫是汇文中学注110的一个学生，是个守本分的人，根本人家儿啊。
定：什么叫根本人家儿？
庄：就是守本分的人家儿，家里有钱，也不干什么。我哥哥让他到故宫里头，不干，瞧不起，就养鸽子，有好几十只呢。他们自己的独院啊，自己的房子。我上他们家去就给我煮鸽子蛋，拿着鸽子蛋回家。那会儿他们家还有包月车，送我回家。我哥哥不让他养鸽子，说养鸽子的不是好人。
定：为什么？
庄：都是纨绔子弟啊，净打架。这鸽子还得说过死的过活的。别人家也养鸽子，你这鸽子要是到他房上，你要过死的他就拿弹弓给打死，过活的就给送回去。这样。我现在才明白，敢情养鸽子是一种营生，可赚钱了。我上北海遛弯儿，有人说起这养鸽子，说护国寺有养鸽子的白家，是数得着的养鸽子的专家，特有名儿，人家那鸽子养的。白鸽子的脖子上有黑的一圈，叫墨环儿，黑鸽子脖子上要是白的一圈儿呢，叫玉环儿，那鸽子可值钱了。现在没有了。
定：姓白的也是靠养鸽子为生了？
庄：就是啊，他们家倒是挺有钱的。
定：您二姐就在家待着？
庄：我二姐当了一辈子的家庭妇女。我二姐老实、窝囊。她那男的死了她又嫁了一个主儿，末了儿也不好。
2.哥哥张国瑞
庄：我哥哥多苦啊，他17岁我父亲就死了。我哥哥是在平民中学，家里不是败落了嘛，平民中学不要钱。我哥哥他学识好，也聪明，那会儿陈垣不是平民学校的校长吗，因为他成绩好，陈垣就给他介绍到故宫去了，他是我哥哥的恩师注111。
在故宫工作那会儿家庭就平稳了，我还记得一月挣36块钱，36块现洋啊你要知道，一块现洋换46吊钱，一吊钱是5大枚，小子儿是10文。2大枚买一个烧饼。
故宫博物院院长是吴宝中，副院长是那志良注112。那志良是我哥哥的老同学，旗人，姓那嘛。还有我亲(qìn)爹，就是我嫂子的父亲，叫祁增贵(祁元福)，也是旗人，他原来是当官的啊，在清朝是二品官呢，在宫里啊。也在文献馆翻(译)那满洲文。在故宫里翻译满洲文的还有李子开，他叫李德启。
张莉：他(李德启)20世纪70年代末还健在呢，1979年我们还去他家访问过。他参加过翻译《满文老档》。30年代的时候，您亲爹就跟他一块翻译过《满文老档》？
庄：不是，就是李子开会，一般的都不会。我亲爹是他们邀请去的。他们都挺有才的，他们的墨笔呀写起来飞似的，一会儿就一篇儿。写得好着呢。
张莉：您哥哥后来在文献馆担任什么职务？
庄：……不清楚。我哥哥好像是科员。1938年我19岁，那年古物往南迁，我哥哥他们就跟着到上海了，古物在南边也得有人看哪，也得有个交代啊，往这儿走往那儿走的，还有往国外走，往台湾走。反正他说到那儿去挺不容易的，日本时期，挺乱的。押车走，他们押的火车啊，我大哥(老姑姑称张碧君之父张德泽为大哥)是后去的。文献馆都是档案，有《四库全书》什么的。我反正受点儿熏陶，也知道点儿。
定：他们是自己整理以后拿走的吗？
庄：装箱，箱里是什么档案都得标清了。到那儿去好交代啊，哪个库存，存到哪儿。
定：走了多少人呢？
庄：不太多，我大哥跟我哥哥是很少的愿意去的人，有的那都不愿意去。
张莉：他们俩是负责的，是科长，这在我们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馆史里写了。
张碧君：一走走了好几年哪。我爸说他是幸运的，回来了。
庄：4年呢。我哥哥有时候回来两天，又走了，回来两天又走了，回来是到家看看，他不放心哪，我嫂子老写信告诉他，说我那么大了，扔下就不管了，老责备他，他就回来安置安置，回头又走了。后来他回来那年我都二十二了。
定：有的就派到台湾去了？
庄：有不去的，我哥哥就没去，他说有家在这儿，有我，有我嫂子。我嫂子就说你要走就连她(指张国庄)带着。
张碧君：住米粮库的时候都谁在那儿呀？
庄：就我哥哥我嫂子，我亲爹我亲娘，还有祁燕如，祁燕如是我嫂子的哥哥。我嫂子跟我哥哥上小学是同学，认识吧。我有个二嫂子，就是我嫂子的嫂子，她们旁院的二哥么，这二嫂子就相中我哥哥了，我哥哥长得也不错，白白净净的，又在故宫工作，她就非让我嫂子嫁给我哥哥。大石作有两间房，他们就在那儿结的婚。
定：您哥哥跟您嫂子关系挺好的？
庄：那会儿都守旧，我哥哥闹脾气我嫂子也不敢言语。我们家都仗着我哥哥呢。我哥哥行啊，想起我哥哥做事我真佩服他，要不我听他的呢。我哥哥脾气不好，可是他也有威信。
我哥哥就爱喝酒。就说那庆和堂，注113故宫里头的人办事去都甭拿钱。不是甭拿钱，当时手头没那么多钱，一说找张先生就成，我哥哥一句话，都赊着。有一年也不是真的假的，庆和堂给他来了一个账单，我哥哥一瞅，站起脚来拿着这账单就上庆和堂去了，说咱们从此以后再也不和你交买卖了，那经理吓得：“张先生张先生别价别价，哪儿能不交故宫的买卖呀，那哪儿成啊，这是我们新换的管账的，他不知道，到时候就给您发出去了，要我知道哪儿能行啊。”说着我哥哥回来了，跟着好几个菜就给送来了：“张先生您可别价，故宫这线儿别给断了啊。”
定：就是说宁可欠着也不敢要账？
庄：不能要账。我哥哥到时候就准给他们，有信用啊。
我哥哥他受挺大的波折。解放前，他不是搞地下工作嘛，文献馆那个方更生，还有方少烈，他们俩都是国民党的，方少烈是铁国民党，解放后给镇了，不像我哥他们真正是故宫的人。他们跟我哥哥老说不来，那回不知怎么闹了一回意见，我哥哥就把方更生给开了，方更生是临时书记呀，说开就开了。那会儿的书记可不是现在的书记，就只是写字的书记。他们住西连房，美了一阵儿呢。方更生不是给开除了么，他就走了，南下了，国民党不是上南边去了？他恨我哥哥呀，他就有誓言：“我有誓言，我要能回来，我就先接收故宫博物院，头一刀先砍张翼龙。”结果他来了就把我哥哥给开除了，我哥哥就跟故宫没关系了。没生活呀，怎么办呀，我哥哥就上红光电影院那儿卖票去了，挺苦的。
[张宗尧：方更生后来是国民党市党部的。中间走了一阵儿，好像上重庆了，回来以后就是接收大员，有势力了。张国瑞在位的时候对方更生有所……说过什么坏话吧，因为方更生是搞政治的，不务正业，不像这伙人，老搞文牍主义。张国瑞离开故宫以后，到现在米市大街的一个电影院，大华的对面，解放后叫红星，解放前叫一个比较外国的名儿，卖票，我还去看过一次电影，通过他，不花钱，一打招呼就进去了。]
定：后来您哥哥再也没回过故宫？
庄：没有。42岁就死了。
定：然后呢？
庄：然后就上华北大学注114啦。上华大以后没什么问题了，给分到河南人民法院去了。当秘书，写字，他写字写得好啊。也不知道是怎么死的。有个证件，说他死了，给我嫂子，写的是“引荣节哀”。是整死的就这么说，引什么荣啊，死了还什么荣啊。42岁。到现在我也不明白我哥哥怎么死在河南了。我就觉得我哥哥太亏了，我哥哥为搞地下工作，半夜上我们家去，把我们老头的大褂拿去化装，出去躲去好像是。
定：您嫂子也没问问是怎么回事儿？
庄：窝囊着呢我嫂子。算个烈属，可到底怎么个烈法儿啊？我嫂子守旧着呢，按说我哥哥死了，她也就40多岁，家里又那么困难，她也不说去找个主儿，就那么待着。揽点什么乱七八糟的活儿吧，挣点钱。我哥哥生了仨儿子一姑娘，后来孩子就大了。反正那会儿我嫂子尤其她是在旗的，男女界限分得特清楚。旗人家的姑娘个性都强，都是守旧派，特守旧，说什么现在新式派的这个，一点儿也入不了。她也80多岁死的，我老忘不了她的好处，我跟着哥哥嫂子长大的呀。
这人哪不能太窝囊了，专门欺负你老实的，尤其现在这个社会，更不行了。也不能太厉害了，得差不多。
定：后来您哥哥算旗人还是汉人？
庄：汉人。他不当(旗人)了。我更什么也不是了，我也没上过学。
定：您的孩子呢？
庄：汉族啊。
定：可是您都知道自己是旗人。还有旗人习惯吗？
庄：没有，都是新式派的了，到我这儿更没派了(笑)。
3.自己
定：您读过书吗？
庄：没有，没上过学。反正能看报纸。
我那时候挺不得实惠的。家里我嫂子她们特讨厌我。是呀，本来人家小两口儿过日子挺好的，有这么一妹妹。可我哥哥还不行，谁欺负我也不行。我哥哥坐在屋子里就这么说：“我要不在家，谁要上这屋子欺负你可不行啊。”不是跟我亲娘(指嫂子之母)她们住一院嘛，我哥哥要走了啊，我亲娘就上这屋子里来说闲话，家庭妇女嘛：“二姑娘，”管我嫂子叫二姑娘，“这不是有的是刀子绳子水缸，死给他们瞧！”我小时候也厉害啊，也可恶，我说：“亲娘您瞅瞅，我哥哥刚走您就上这屋说这个来，我哥哥回来您也照样这么说。”我拿着她的烟盒烟袋，我说您走吧走吧，就让她走。我有哥哥撑腰呢，我哥哥不是说了嘛，我要不在家谁也不能欺负你。回头我哥哥回来，我亲娘来了，我哥哥夜里打牌，她就说：“二姑爷，赶明儿您这屋我不能来了。”我哥说：“怎么了？”他心里有数着呢，就知道是我们之间的事。“庄儿不让我上这屋来了。”我哥哥一听心里就明白了，那会儿不是四间屋子么，我在那间屋子，听见她来给我告状我就出来了，她要给我告状我就说，她要不给我告状我就不说。我说：“你刚走我亲娘就让我嫂子寻死去，因为这个我让她走。”我哥哥不问，说：“去去去，走走，小孩子说什么啊，去上你屋去。”我也不敢不走啊，心里委屈。我哥哥就说了：“您哪，您得原谅着点儿，我们这父母死得早，没有调教，您别生气啦，您歇着去吧，甭跟她一般见识，理她呢。”就这么样给糊弄过去了。
那会儿跟着哥哥嫂子过日子，我在家还挺厉害的，我哥哥惯着我呀。我跟我嫂子老吵架。她有她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那时候我恨她老管我。可是这会儿想起来，不管你成吗，现在倒想让管呢，你看现在这世道。
定：您多大岁数结婚的？
庄：二十四啦。我哥哥跟故宫走我耽误了嘛。我大嫂子给我找了好几个，有个叫李志兴的，我挺愿意，我不敢，不敢答应哪。我大嫂做不了我的主啊，得由我哥哥做主。我都是包办的呢。我绝对服从家长。我知道我大姐让人瞧不起，我不能让人瞧不起。
定：后来您哥哥做的主？
庄：啊，给我找的这个主。您瞧说得多好，又有房子，还有地，续弦可是。姑娘大了就得续弦啊。从前都是十八九岁就结婚，我二十三，结婚那年都二十四啦。
定：他和您年龄相差多少啊？
庄：差12岁。
[张宗尧：这老姑姑心情老不好，婚姻是哥哥做主给她包办，嫁给一个比她岁数大很多的男的，这男的还结过婚，她也不知道，就委委屈屈地……
张碧君：她个性又强，又不甘于受气，打架呗，就老打架。生了3个孩子。最小的在香港。]
定：他是哪儿的人呢？
庄：北京人，东直门外陈家集那地方，我都不清楚。他死了以后找坟地才上那儿去。做生意的，不是旗人。他自己是铁路的，制图的，等于是念过书的人。我后来不和他们家来往。原来家里挺富裕的，公子哥儿，爱唱昆曲，玩票。跟田瑞庭，过去挺有名唱昆曲的，他女儿叫田菊林，是把兄弟，会吹笛子，这不还有他的笛子嘛。
定：您也能跟着他唱吧？
庄：他自个儿吹着唱，我听的。跟他说不来，不跟他学。不跟他学也受点熏陶。我还会唱两句呢，那叫杜丽娘，会几句(唱昆曲《牡丹亭·游园》［步步娇］)：“袅晴丝飞来闲庭院”——这得随着笛子唱——“摇漾春如线，停半晌，整花钿……”我就会这两句。昆曲挺深奥的，后继无人了。
我自从生了孩子就在家里待着。拆天安门那阵儿是1958年吧？我不是没事吗，就参加拆天安门的房子注115。哎哟天安门那房子可好了，围着天安门住的都是皇上的皇亲国戚吧，周围净是房子，真好，好着的呢。那房子都大四合院儿，硬木的大落地罩，那都真正是好木料啊，都是硬木的，花梨紫檀的什么都有，隔扇哪，万字不到头的，有葫芦的，有蝙蝠的，长寿字儿的，可讲究了那屋子。当当都砸了，全砸啦，砸得我这心疼啊。法院也是我们给拆的，要不天安门广场哪儿有那么大的地方啊？
那会儿工业还不是那么发达呢，拆那房怎么办呢？人工拆，把房子弄一窟窿，弄这么粗的一绳子穿进去，大伙儿拉，还喊口号呢：“一二三——嘞！”一使劲儿，甭管多结实的房子，灌浆的房子，架不住人多，稀里哗啦，众志成城嘛。要不有时候一想起来真是的。什么事我都历历在目，什么都忘不了。
跟那儿干得好不是嘛，房管局就收我当壮工啦，壮工，当了4年。像我们这样儿的当壮工不太适合，怎么不太适合呢，我们这种人跟他们在一块儿还是有差别。我怎么不干了？因为像我们这样的人，不适合在那样的场合待着。从绒线胡同注116出车，上德胜门外拉灰去，一天两趟，死胶皮车啊，拉着，俩轱辘，那会儿我还有点牛劲儿倒是，我跟马××，她是病包，走不了啊，回来我还得拉着她，那会儿还有例假呢，就顺腿流了，去两趟都血崩了。我说我去一趟成不成，他说不成，就得去两趟，一瞧这个不干了，起这儿就辞了。工会主席就告诉我，张姐你别辞啊，你就告病假，我说干吗，离开你们房管局就不活了是不是。
2004年张碧君夫妇在柳泉居为张国庄庆贺85岁生日纪念
前排左二贾尊胜、左三张国庄、左四张碧君
4.小石作(zuó)注117
[张碧君：北海公园的东站，景山前街的西边，大石作里边还有一个小石作，小石作胡同。]
庄：小石作我们住在10号。那会儿的大院子，有三进院子，你们(张德泽家)住中间的院子，我们住最后的院子，小石作那胡同里边，故宫的人多着呢。那大高殿(指大高玄殿)，那里头的房子好着的呢。(对张碧君)：你爸爸可能比我大9岁吧，是不是？就跟我亲哥哥一样，跟他们净在一块儿，他们都管我叫老妹妹。我没上过学吧，我不认识字，他就教我。就这样坑坑坎坎的路，把我给培养出来了。
我大哥(指张德泽)爱聊天儿着呢。有的时候他们也到家来，拿着胡琴，唱唱，我记得那时候有个名琴师，叫孟广恒，那是著名的琴师，也是玩票啊。差不多故宫的都爱唱戏，我哥哥也爱唱戏，我哥哥唱《黄金台》，金震之拉京胡。我大哥不唱，他爱听。
故宫那会儿挺不错，火着哪，热闹。故宫里头文献馆有的是人哪，会唱京戏会拉胡琴儿，唱单弦的，八角鼓。那时候冬天吧，后门里头有个庆和堂，谁家要有个生日呀，满月呀，都上那儿去。庆和堂有个戏台，方更生会唱单弦，都跟那儿唱单弦呀，唱大鼓，也请一班的人，还有一个唱西河大鼓的王艳芬，这些人。那时候我就最小啊，反正凑份子去就跟着我嫂子。这帮人都没了。
原来吴素秋跟我们住对门，她也爱跟我们聊，她也教我们。我不懂板眼，不搭调，就瞎唱(唱《打龙袍》，老旦)。
[张碧君：她唱老旦、唱青衣都行。挺棒的。
定：是跟她哥哥学的？
张宗尧：不是，是跟吴大爷， 跟这伙人学的。怎么学的咱就不知道了。]
庄：我在北海唱着玩儿，遇见一个戏曲学院的大姐，约我上她那儿学去，我说我心里明白，你们这玩意儿我学不了，因为什么？没钱哪。你上那儿去，一说今儿组织个什么，得有场面哪，你得给那场面钱哪，人家白给你吹呀？这种玩意儿我明白，我不参加这个，拿钱的不去。就拿过去跟现在一样的，你要是没有钱跟那儿穷混去，人家瞧不起你呀。
定：那您哥哥他们当年唱戏也得有钱？
庄：我哥哥他们故宫自己有场面，自己有票房，这事我明白。(在北海)有人跟我打听富氏三友，肃王爷的三个女儿，富兰友，富桂友，富竹友注118,我说知道啊，那富竹友那会儿常上我们家去打牌。还有廉太太，廉南湖，留日的博士吧，他娶了一个日本太太，叫春野注119,她常上我们家去打牌。她会打毛衣，给我打毛衣，不像咱们那么打，她这线搁到那手上啊，使那针一挑一挑的，快呀。故宫里头原来有个古文化研究所，溥心畬在里头当校长，溥心畬、溥杰。我说我们家就是穷，学不了这画儿，学画可不少费钱，这颜料买不起。为什么古画、名画它值钱呢？红的那里头都得有朱砂呀，画叶儿那都得有翡翠呀。没有朱砂不行，没有朱砂色儿就变了。
定：您怎么什么全懂啊？
庄：受熏陶啊。那时候他们来就听他们讲话呀，溥心畬、溥杰，这都是常见面的人。常找我哥哥他们聊天儿去。聊的都是诗词歌赋啊，画儿什么的。
张莉：那会儿他们都在宫里呢？
庄：啊，还在宫里呢。那会儿还有相片呢，他们一块儿照的相片。溥心畬长得跟女的似的，一个大背头，老穿缎子鞋，千层底儿的缎子鞋，白丝袜子，内联升的。别的皮鞋什么的都不穿。
定：我听说溥心畬挺风流的，是吗？
庄：有这么一说。这风流佳话那是难免，有才子就有佳人，是吧？不是人家勾引他就是他勾引人家，一般人都向往他呀。漂亮，皮肤白着呢，才子佳人嘛，那都必然的，他们都不甘寂寞是不是？哪儿能那么枯燥啊——我瞎说啊。
定：我知道老姑姑的学问是从哪儿来的了，您哥哥他们一群人老在一块儿聊天儿，您就老跟那儿听。他们也不管您在旁边听着，因为您是小孩儿呀。
庄：对对对。讲的时候就爱听。
(老姑姑会学很多种老北京市井的叫卖声)
我要不说也没人知道了。从前那会儿做生意的，他祖辈儿三代都卖这个，所以他吆喝得也挺好。就什刹海那儿，冰激凌雪花儿酪，那么大一个铁桶，里头有一个小的圆筒，空隙有这么宽吧，都砸的天然冰啊，把一块儿冰砸成这么点儿，搁在这周围。那会儿没这么高科技啊，都用人转，拿绳这么一转呢，冰就擦成末儿了，冰上镇的凉的雪花儿的酪。一边拉，一边吆喝。拿一小勺儿，一舀，搁到杯子里，再搁点儿饮料什么。
定：比现在冰激凌好吃吗？
庄：好吃。它天然冰啊。天然冰，冰窖的冰是透明的，跟玻璃似的。人造冰是乌的，是不是？什刹海原来热闹着呢，哪儿像这会儿弄得乱七八糟的。那会儿搭的席棚都在那河里头搭的，走上去，卖鲜货的，玉兰花儿，那会儿(妇女)穿大褂，哪儿能就这么干着出去啊，得戴鲜花儿。像咱们这普通小家儿的，也戴一对啊或者4个，它有那茉莉，穿着好看。卖莲子、鸡头米(即芡实)、菱角米，可好了，你们没看见过。鸡头米和鸡脑袋长得一样，浑身都是刺儿啊，头儿就跟鸡嘴似的，得拿一个棍儿，上头有根针，这么一掇，还扎手啊，戳住了拿刀一拉，里头就出来了，跟羊粪蛋儿似的，把它煮了，单有一钳子，这么一轧就开了。
定：多费事啊。
庄：那费什么事啊。从前那筒子河，那净是莲花儿、藕啊，莲花儿开这么大朵，这莲花儿全是宝啊，外国人都买那莲花儿。荷叶熬荷叶粥，绿豆粥快熬得了，把鲜荷叶往上一盖，粥有鲜荷叶味，清胃的。过去哪儿哪儿都是荷花儿，真是一笔好钱。现在北海瞅着都要死了都。那会儿我哥哥的小学老师姓陈，陈老师他们家包那河地，故宫管不着筒子河那段儿，陈老师包下来了，管理得好着呢。陈老师有个兄弟是个瘸子，瘸五爷，他不能工作呀，他就看那个河地。那陈老师挺有钱的，真阔呀。
包月车，这你们没人能知道。这车的下边有脚铃，要拐弯的时候踩着脚铃，这么一抬，叮当叮当。还有那种电石灯，那灯好看着哪，车两边一边一个。头里拉车的也有一个喇叭，一按那喇叭，那声儿我还记得呢：di-gu-di-gu, di-gu-di-gu，那种太平景象，没有啦！
张碧君：老太太怀旧。
庄：不是怀旧。你看现在这样儿，都这模样了！
我们住小石作10号。小石作净是好房啊，大高玄殿旁边，小楼那儿，那会儿是一个衙门，大高台阶大门，里头挺不错的。11号有个太监，也姓张。他那房子特好，大四合院儿。我那时候也就十岁、十一岁，瞅见那老爷都得有规矩，小孩也得叫他：“张老爷！”太监就忌讳叫先生，不让叫先生。得叫他老爷，这你们不知道吧？他“宫”了以后啊，他那个都搁到升里头，写着他的名字、生日、八字，供着。这是有说头儿的，为的是指着这名字，“指日高升”的意思。这没人知道注120。
定：那不都烂了？
庄：不会。(众笑)故宫里头有使它永远不坏的东西，使它保存。
张莉：太监什么样儿啊？
庄：跟老太太一样。
定：那时候太监多不多？
张碧君：有，我听说北长街那一块儿，路西的后宅胡同吧，50年代的时候住好些太监呢。景山也有太监，就是轰出来在景山住着。那都是老太监了。有个刘爷爷，个儿挺矮。
庄：太监他一个人孤身哪，就养好多狗，小巴儿狗。哎哟这小巴儿狗打扮得好看着的呢，使绒绳梳着小辫儿，身上也老有东西挂着，穿着小缎子衣服。太监不是胖嘛，太监都胖，走道儿跩跩的，一群小狗跟头里开路。那会儿也没汽车，要这么多汽车非得给轧死。太监也结婚，有个张太太，张太太的样儿我还记得呢，梳着小元宝头，戴着各种簪子什么的，那会儿不是梳头都戴簪子么。穿得好，打扮得也好，出来都有老妈子跟着。有什么用啊，都是穷人家的女儿嫁给太监，不就为的吃点饭。这叫什么世道啊。
[张宗尧：她留恋过去的三座门。大高玄殿前面有三座门，西边有两座牌楼。迁到陶然亭公园的是牌楼，牌楼迁走一个。还有金鳌玉
桥，是很高的一座桥，这边一牌楼，那边一牌楼，煤车要上去都得几个人推上去，特别高。现在是平的，中南海还修了很高的栏杆。老姑姑最怀念这个，因为他们经常到那儿玩去。……她人很聪明，很怀念故宫这一段儿，特怀念，其实她没在故宫干过。]
当年的三座门
昔日大高玄殿前的牌楼注121
附图：张国庄所述居住地点与活动区域图
六、皇城内的百姓人家陈允庄口述
时 间：2005年3月17日
地 点：马甸文联宿舍张宗尧家
访谈者：定宜庄
在场者：张莉、张宗尧、吴效兰注122
[访谈者按]前面谈过，京城有数重，内城之内还有皇城。皇城始建于明，很像是北京内城的城中城，在有皇帝的时代，也是京城这个中心的中心。皇城四至，据《燕都丛考》：“正阳门之内向南者曰中华门，东南曰长安左门，西南曰长安右门，东曰东安门，西曰西安门，正北曰地安门。”如今除地安门仅留地名之外，其余几门都早已不见踪影了。注123
陈允庄女士住过的纳福胡同和恭俭胡同，就都在皇城之内，只不过在民国十七年(1928年)迁都之前，前者叫内府库，后者叫内宫监，皇城内的地名类皆如此。另如上文提到的米粮库，还有惜薪司、司礼监、织染局等，都是当年的内官衙署。对于将这些地名改成纳福胡同一类，当时人就很有意见，认为这是历史观念薄弱且不学无术的表现注124，却也反映出皇城中民居已经多过官署的现实。当然如今对皇城的误解甚多，未必是因改名导致的不知源起所致。
明代的皇城是民间不得出入的禁地，清朝却是民居列肆之所注125,史籍虽言之凿凿，却很少有人注意及此。大多数写北京城的人，都想当然地认为这里居住的都是满族权贵或者八旗人家注126。事实上，清代八旗各有驻地，都仅限于皇城之外，皇城之内反而允许商人开铺和民人居住，这当然不是由于清廷比明廷更为宽容，而是因为无论宫廷还是内城旗人，都需要有人为他们的衣食住行服务。陈女士的访谈中说这一带平民多，拉三轮、拉排子车的多，摇煤球的多，确实是当时的真实场景。在1928年北平市社会局对内外城郊赤贫、极贫人数所做的统计中，内城“赤贫”者超过人口10%的有3个区，位于皇城的中心一区、中心二区就占了其中的2个，也是由皇城内居民构成的这一特点决定的注127。
陈允庄是吴效兰的表妹，但不是旗人，而且她也是本卷所有被访者中唯一不是旗人的一位(前面张宗尧、张碧君兄妹也是汉人，但对他们的口述，我是作为附录放在吴效兰口述之后的)。我是通过她，才注意到在京城的分布格局中，还有皇城这样一个与其他诸处不同的所在，并进而注意到居住于这里的人们的生活方式的。
陈女士访谈中引人注目的重点，是她家族中几位女人的婚姻与遭遇。她的父母及几个姑姑的婚姻都集中于皇城这一地域之内，是当时婚姻地域圈紧密狭小的一个例子。至于前面对张宗尧先生的访谈中所谈到的，北京人的生活水平在日本占领时期一落千丈，在此篇中也为陈女士3个姑姑家庭的败落所证实。陈女士从女性的角度对她几个姑姑遭遇的讲述，则能使人对这种败落造成的后果，得到更深切的体会。
对陈女士访谈的另一重点比较轻松，是谈老北京人的家常菜。由于地处北方，北京人的餐桌不可能像南方那样四季常青，但生活在天子脚下，北京人在“吃”的方面却丝毫不肯苟且。这就造成北京家常菜的特点，即用料便宜普通，不外乎萝卜白菜之类，但做法特别精细讲究，家庭主妇为此殚精竭虑，不惜时间，这点在陈女士的讲述中有具体和充分的体现。在本书其他诸篇，还会不断谈到各家各人所做的口味不一的家常菜，可以比较参照来看。
由于老北京家常菜吃的是功夫，吃的是时间，所以在当下这种喧嚣浮躁的年代，打着“老北京家常菜”的饭馆，就或者赚不到钱，或者因做不出真正的味道而招不来客。反倒是用料昂贵、做工较为简单的某些南方菜馆，可以大行其道，也就不足为奇了。
陈允庄，女，1949年出生。
恭俭胡同(定宜庄摄于2005年)
纳福胡同东口与腊库胡同南口交叉处(定宜庄摄于2005年)
[吴效兰(指向陈允庄)：她是我表妹，她的父亲是我亲舅舅。我舅妈90多岁才去世，她老跟她聊。她对北京的民俗比我了解得多，有些她经历的，有些她听说的。所以我主动把她约来了。]
陈允庄(以下简称陈)：我们这三家儿住得都不远，他们当初住米粮库的时候，我们住的是恭俭胡同。她(指吴效兰)妈是我姑姑。
定：我很想向您请教请教有关北京的民俗，但我今天来主要不是听您聊民俗，我想听听您的家世。
1.爷爷那辈儿
陈：我们家到我这辈儿，在北京也有八九代了。我们家早辈儿，是绍兴黄酒罐陈家，绍兴黄酒啊，不用外边的罐，得自己做罐，我们家专门做那罐子，那些罐都是陈家的。
我爷爷那辈儿一共有6个爷爷，我爷爷行三，前面俩爷爷是前边的母亲的，我爷爷的母亲是续弦，后来又生了四爷、五爷、六爷，还有一个七爷，是叔伯的。我大爷死得早，没听说是怎么回事，好像就是正常病死的。我二爷有精神病，好像是走失了。我们家一辈儿出一精神病。二奶奶他们家是(河北省)河间县人，后来好像二奶奶就回娘家了，就没音信了。我爷爷行三，是警察署的署长，东四区的，就是北新桥啦这一块儿。比现在的东城区小，但是比三四个派出所都大。我六爷呢，是做大买卖的，就是古玩和首饰啊。他们的古玩店特别大，你知道鼓楼前头那烟袋斜街，原来的红旗纸店，原来是首饰楼，那首饰楼是我六爷开的。现在后门桥那桥南喽，路西喽，那两间房，不是聚宝斋么，到现在还是聚宝斋，那是古玩铺，你看别处全拆除门脸，那儿到现在还没有拆，那也是老陈家的。但是我六奶奶他们家人吧，抽大烟全都跟六爷要钱，就抽穷了，穷得特别快。我七爷是专门给戏班子的。
定：给戏班子是唱戏还是干什么？
陈：我妈说七爷拉胡琴老拉不成名，他手指头肚软。他就给人家管大衣箱小衣箱。所以我小时候呢，我母亲老带我去看戏。现在不是也有大衣箱小衣箱么？大衣箱是专门管衣裳配套的。现在管大衣箱小衣箱的人都不行，给人穿衣裳都穿不规矩。比如说咱们要看戏去，就能看出纰漏来。我不会唱戏但是我爱观察这些，我爱听京戏。我七爷他们家呢，我七奶奶不会过日子，后来就特别破落。
定：你爷爷他们那辈儿有没有女孩呀？
陈：爷爷那辈儿没女孩，大概有个女孩死得比较早。我们家是这样，一辈儿男孩多一辈儿女孩多。到我父亲这辈儿男孩少女孩多，要大排行我有9个姑姑。
定：您爷爷他们哥儿七个的时候住的老地方您知道吗？
陈：在崇文门下三条，出了崇文门原来有一个3路公共汽车，从那儿拐弯有一个下头条下二条下三条，现在拆了，没了。那边回民多，我们家为什么跟回民搭街坊搭得也很好呢，就是因为我有一个姑奶奶嫁给回民了，那时候我们都吃牛羊肉啊。咱们汉民是以猪肉为本不是么，搬开那个地方了才吃猪肉。我的回民朋友特别多，而且(不管)哪个回民朋友都把我当亲姐姐亲妹妹地对待。到现在还是这样。
[张莉：朝外也有下三条，吉市口也有三条注128。朝外下三条附近也都是回民聚居区。我姥姥家就在坛口，挨着那么一坛，那儿不有个黄寺吗，在黄寺的殿后边他们盖的房。]
陈：坛口附近啊，都是回民大户的坟地。像我们这两家的坟地呀，都挨着他们回民的坟地。这都是听我妈说的，我哪儿能知道这事啊。
[张莉：坛口往外东大桥附近过去叫坟岗子。(一九)六几年还那样呢，后来改成公园了。]
定：您爷爷当警察署署长是什么时候？是辛亥革命以后吗？
陈：对。就是当警察后来升的署长。
定：您爷爷当署长以后就住在地安门那边？
陈：在火药局二条。火药局一共六条呢。
[张莉：那时候为什么都在火药局买房？我们家也在火药局。
张宗尧：这个地段儿好，房子也好，全是供皇宫服务的，你像恭俭胡同注129、小石作、大石作、油漆作、帘子库、蜡库、米粮库，都是皇家周围。]
陈：这库都是在地安门以里，东边到现在的皇城根遗址公园啊。这块儿为什么库多呢，就是供宫里用的，叫内府库，现在纳福胡同过去叫内府库。
2.一个大爷和四个姑姑
陈：我爷爷有4个闺女俩儿子。我大爷(指爷爷的长子、父亲的哥哥)那是实在没辙了，我姑夫给介绍当的警察。我大爷特别懒，爱喝酒，老跟我爸爸要钱喝酒。我大妈要现在说就是有点二百五，说话不着调。给我爷爷怎么气死的呢？他们两口子打架，我大妈就上警察署闹去，我爷爷要面子，一着急就中风不语了。哪儿有说穿上孝袍子闹事的呢，我爷爷又是署长，又要面子，他是面上的人。我父亲17岁我爷爷死的，1924年死的。
定：怎么叫穿孝袍子闹事去？您大爷死了？
陈：没死呀。她就是成心闹，说我大爷死了，她没人管啦。要不怎么说她是二百五呢，就是说她不懂事。
定：这是从哪儿娶的这么一位？
陈：南苑的娘家。南苑就属于农村了，那会儿，离鹿苑挺近的。我那大妈长得也不好看。就是乐家养鹿的地方吧。乐家还在北安河养鹿。
定：就是同仁堂乐家吧？
陈：对注130。
定：咱们一个一个地说，您这4个姑姑都找的什么人家儿啊？
陈：我那大姑姑嫁了一个警官，他们也是绍兴人。他们上辈儿还在南方，到他父母这辈上这儿来了。我大姑夫就是管银闸胡同(沙滩红楼附近)那边的，要不怎么“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到处东藏西躲呢，就是学生运动的时候，他当官是他管片儿，镇压学生来着，所以大姑妈那时候特别害怕。我大姑妈这人特别能干，要按她妈和我妈说，我这能干的劲儿特别像我大姑妈，是事儿都拿得起来。我大姑妈肺病吐血死的。
就北京人这规矩呀特别大。我大姑妈那大儿子，2003年死的，他上我们家来，我们家不是住二楼么，从一进楼门儿，他一咳嗽，就是给你一声儿听，我就开门，一开门：“哟，大哥来了。”我还得跟他这样，我不这样，他说你没规矩。一进门儿：“二舅妈！”这全楼都能听见。我们那口子呢，是琉璃河注131人，他不是北京人，他没有这规矩，不懂。要吃饭可就麻烦了，吃饭他呢得坐这边，我妈坐那边，左为上右为下，他呢，老得坐下座。我不能陪着吃饭，我们那口子得陪着他吃，我们那口子不是北京人，他不会陪人吃饭，他呼噜呼噜吃完了，我们那大哥他把筷子就撂下了，我妈说：“你慢慢儿吃，他不懂这规矩，你慢慢儿吃。”他再擎回那筷子来。你说他不在旗，比在旗的不在以下吧？
大哥去年死了。他是唱大鼓的。后来不撂地儿了他就打小鼓，挎一蓝包袱皮儿，收文物收衣服，是高级收破烂儿的。2003年“非典”注132的时候他是胃癌发烧，犯病了，当“非典”给收进去，头天晚上送进去，第二天早上通知家属，死了。
我那3个姑姑全嫁的满族人。我三姑夫他们家姓韩，他们家有钱，南长街跟北长街那儿不是有个西华门吗，西华门北有个二层小楼，那是他们家的，后来没钱给卖了注134。
1901年的西华门注133
后来我姑夫死了，我三娘儿(即三姑)的婆婆特别厉害，我三娘儿受气。有一个小叔子，也抽大烟，后来抽大烟抽没钱了，就把二萍就我那二表姐，跟她那弟弟，给送到孤儿院了。我三姑就特别穷那时候，给人家帮工就是当保姆。那难看啊，尤其咱们北京人当保姆觉得是低人好几等，反正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改嫁的，后来就嫁了一个老头，这个老头叫王西成，在交道口，交道口不是有个(一九)五几年盖的交通部大楼吗，对面儿有一个修鞋的，这儿就是他们做鞋。我这三娘儿呢，就嫁给这王老头了。
我爸我妈不甘心，就说我这妹妹要丢了我不甘心，就找我这三姑，有一次有个街坊就说，交道口那儿，就是兵马司那儿，有一个鞋铺，说我瞧着像你们姑奶奶。这大概是1950、1951年吧，我才一两岁，我爸爸呢就嘿儿勒(吆喝着、照管着之意)着我，我记得特清楚，我记事也早，夹着一双鞋底子，有鞋面儿有鞋帮，夹到(腋窝)这儿就去了，我还哭还闹。我爸爸就拿着这鞋底子(到那儿)满屋里看，看也看不见，我爸就把鞋搁那儿，带着我回来了。我父亲后来又让我大哥拿了一双鞋底子，还到那儿绱鞋去。我父亲要去呢，我姑姑肯定得躲，我大哥去呢，孩子变化大呀，我大哥比我大十六么，可能是18岁，拿着鞋底子，说是绱鞋去，一撩帘看一下，抱着我三姑就哭了——这我大哥跟我妈学舌我都听着呢——“三娘儿您怎么上这儿来了？”我爸跟我妈就去了，这就找着我三姑了。就把我三姑给接家来。那时候我三姑得了子宫癌了，现在知道是子宫癌，得的是血痨，死了。
我三娘儿跟她女儿都特惨……
……
老娘儿就是最小的姑姑，比爸爸小的姑姑不是叫娘儿么，上海人也这样，叫老娘娘，就是老娘儿。我老娘儿死得早。我那老姑父是肺病，肺病死了以后我老娘儿有一个小叔子还有一婆婆，抽大烟，老娘儿还有一个孩子也死了，我老娘儿就跟那儿受气。我父亲这人特别疼兄爱弟，一过正月初五就把她接回来，到腊月二十三，买着肉买着面，再给送回去。腊月二十三到正月十五这才几天呢，再接回来到这儿住，住了差不多一年吧。
吴效兰：这一年就过春节这几天回去，剩下都在娘家待着。有家不能回，老靠着弟弟这儿养着，心里也……
陈：有一次我大姑妈打孩子，结果我老娘儿的手这儿挨一扫帚把子，打着虎口了，虎口痨。这点不好好，就是一穴位。再说我姑父是结核呀，肯定有结核菌，虎口烂了没多长时间她就死了。
定：她婆婆是什么人？您不是说是满族人吗？
陈：我妈就跟我说他们家抽大烟而且规矩还特大。
张莉：还有二姑呢？
吴效兰：二姑就是我妈。
定：就是只有您妈妈嫁得还挺好的。
吴效兰：填房，但是注135。
陈：因为我姑夫前面的媳妇没孩子，生不了。痨病嘛，生什么孩子呀。
吴效兰：我爸让人给瞒了，娶了一肺痨回来(指前面的媳妇)，当好人娶回来，到我们家8个月就死了。我听他们说，我妈结婚时都二十九了。就因为给我大舅看那孩子看到13岁……
陈：对，我妈结婚，我姑姑出嫁。我姑姑为什么29岁才出嫁？就是因为我大爷的儿子，我奶奶拢着不给我大妈，不让我大妈进门儿。那这孩子谁看呢，我奶奶老了看不了，(我二姑)这一没出门的姑娘，得，您晚出门吧。我二姑侍候我那叔伯大哥一直侍候到13岁。然后我妈接着侍候，侍候到二十几岁给他娶的媳妇。
吴效兰：后来正好有这机会，有人介绍，一看我们家书香门第吧，就同意了。
定：(对吴)您母亲嫁过去生活还是不错的吧？
吴效兰：怎么说呢，就是在日本(人)来以前还是不错的，住四合堂那大北房。我哥哥比我个儿还矮呢。2001年春节死的。
陈：知道为什么比她个儿矮呀？我姑姑生了7个孩子，前头3个全死了，一个不见一个面儿。怀着这个呢，该生了，那个死了。
吴效兰：我哥哥是老四，我是老五，后来还有一个效珍，效珍都3岁了在西连房住的时候死的，后来1948年生了一个效萱，效萱生了几天就死了。
我们家还有个姑姑，这姑姑丈夫死了以后呢，就到我们家来住着，这姑姑是特别刁，那老满族的规矩特别多，给我妈气受，就这么说吧，不给孩子吃饱，我妈一回你们家她就恶狠狠地说：“又上陈府啦——”就这口气。
3.父亲和母亲
陈：我父亲是1907年生的。我们家的文化都不浅，读私塾啊。我父亲也是读私塾，但是还读高小，也读公立学校。我父亲，打咱中国有电话，他是第一代电话员，那是考的，他们第一伙都是考，16岁就考电话局了。他是职员，兼在工会里管账。我父亲一进电话局就组建电话南局，是北京的第一个电话局注136，在广渠门附近。北京西单这儿是二局。他到武汉去过，上武汉成立电话局，又上天津成立电话局，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就步入正轨了。解放前我们家有电话，我们家那号是2000号，我父亲在电话局是8000号，你要是打8再加3个零是我父亲接，你要是打2再加3个零就是我们家接。后来一解放，我妈是第一代的街道主任，那时候好几个胡同才用一个电话，我父亲在电话局嘛，就把这电话给了地段当了公用电话了。
我父亲特别爱吹笛子，在全电话局都是特别有名。他跟单二叔(指单士元)他们都是把兄弟，一个笛子一个箫，就让你听着感觉特别舒服。他一吹箫我们家孩子都特老实，淘气的都不淘气就听着。
定：您妈妈是什么地方人？
陈：我妈也是北京人。我姥爷他们家住到现在的蜡库胡同。这儿是纳福胡同吧，这儿一小胡同就是蜡库胡同，现在是山西一个矿务局的驻京办事处。拆了那房子，就盖了一个驻京办事处。就那房子，他们100多年一直住在那儿。他们是个大家，我姥姥是满人，我姥爷不是满人。我姥爷姓赵。反正姥姥家规矩特大，我现在说不上来。我姥姥是大脚，我们家没有裹小脚的，包括我姑姑。裹小脚都是南城裹小脚，北城都不裹小脚。
我姥爷他们家的人都特别聪明，也都是念书的人。我姥爷是哥儿三个，有一个弟弟丢了，好像就是念完书自己找完工作就跟家里失去联系了。
我妈不是1909年生的么，学生运动(指五四运动)不是1919年么，她就十几岁了，那时候是都不让小孩念书，她就上红楼那儿念书去了，我们家离那儿特近。我舅舅淘气，就为了让我妈看着他去，结果我妈学习倒比我舅舅好，我妈从来没掉过前三名，她高小毕业。
我姥爷呢，按现在说就好像是搞移植水稻的。就是帮着南朝鲜的朴先生，朴先生不知道叫什么，他儿子叫朴兴夏，我们(一九)八几年还到南朝鲜找过，也没找着。朴先生在南朝鲜有一个媳妇儿，在丹东还有一媳妇儿。朴先生往南朝鲜大面积种植水稻的时候，他不是得来回跑么，后来把丹东这媳妇儿休了，留了一个小姑娘，叫阿妹，就把这阿妹由我姥姥看着。朴先生看我姥姥这人特别实在，针线活儿做得也好，后来他到南朝鲜，就把我姥姥、姥爷带过去了，他觉得我姥姥、姥爷特别可靠。朴先生他们不是子女特别多嘛，他是一个大家族，挺大的一个大家族，哥们儿挺多的。我姥姥在他们那儿给他们管了3年半不到四年的家。我妈到朝鲜是16岁，就教他们孩子汉语，后来不能老挨那儿待着呀，我妈到了19岁，就该回来了，不回来怕嫁不出去了。所以我舅舅是留日的留学生。要不怎么“三反”的时候也整他呀？
我妈33岁我姥爷死的。我大哥一岁多吧，我姥姥死的，我没见过姥姥。
定：您父亲和您母亲是人家介绍的还是因为是街坊？
附图一：20世纪30、40年代北平市民的婚书
结婚证(婚书)
印花税票
附于婚书后的说明
手写婚帖
陈：别人给介绍的。我妈有婚书，那婚书还挺好的，还有印花税(参见本文附图一)哪，现在保存这样东西的人也挺少的吧？没给您带来。订了婚吧，得给我爷爷守孝，守了3年，完了才嫁过去。我妈结婚的时候呢，我奶奶不让我大妈进家，我妈跪着说：“妈您让我嫂子回来吧，我们姐儿俩没见过面。” 我奶奶为什么对我妈特别好呢，我妈这人从来不多说话，但是都做在礼节上，所以我妈跟谁关系都不错，跟我这几个嫂子的关系也特别不错。
我妈不到二十四结的婚，1933年生的我大哥。我母亲生了11个孩子，我是第11个。
定：你妈妈后来是做什么呀？
陈：就是家庭妇女呀。我们家子女多。我妈那人特别勤快，一到大白菜下来了就做泡菜，做打糕，原来我们家都做打糕吃。在我印象当中我觉得我妈特会做，什么都会。因为我们家是一大家，甭管我姑姑他们家还是我姥姥他们家。
我妈跟我姑姑说话声音都特别轻，就姐儿俩悄悄地说。我妈跟我姑姑说话的时候，比如说：“二姐您上我们家。”从来不这么说，都说：“姐姐您哪天家去呀？”所以我现在跟我大姑子说话也是这样：“姐姐您哪天家去呀，您想吃什么我给您做。”所以我两个大姑子挑不出我毛病来。我们家曾经评过全国的“六好家庭”，1959年到1961年评了3年。
我们家住过的地方挺多的，那时候我们家可能住在水道子注137，就是崇文门外三里河，现在拆了。为什么搬到水道子呢，就是我父亲在电话南局。我大哥在那儿生的。我奶奶可能是死到那儿了。后来住过纳福胡同，景山东街的三眼井注138，三眼井工程，现在成保护区了，我们家就住那儿，就是纳福胡同。生我就在纳福胡同。这间房现在还留着。这我都没说过，我们院北房3间不是还有个耳房么，南房不是二房东么，他瞧见一个穿红衣服的小孩儿，钻到地底下去了，他就刨地三尺，那时候的人都迷信哪，那耳房就没有人租，后来我们家是孩子越来越多了，5个男孩，房东就非得让我妈住那儿去，说是五虎将，镇着这房子，从我们家一进去，这院儿还就是挺安静的。我们对门儿那郑大爷郑二爷那都是老公(即太监)，他们有一妹妹，我们叫郑奶奶，郑奶奶说，我就愿意跟你妈在一块儿，跟你妈在一块儿我心里踏实，不害怕，你们家有五虎将。
那地方拉三轮的多呀，拉排子车的多呀，但是摇煤球什么的，都是供宫里用的。像吉安所，知道吉安所吧？在三眼井那边，就是停灵的地方，宫里什么人死了就到吉安所。现在那条街还特别穷呢。司礼监，就是司礼死人的事儿。其实司礼监胡同特别小，大概不到50米吧。椅子胡同就是一个椅子形儿，这个胡同里没有什么念书的人，平民特别多，都是捡烂纸、拉三轮的。有时候居委会他们就让我给讲胡同的历史去。
我父亲死我妈一个眼泪都没掉，我16岁啊，我姑姑劝她哭一声别这么憋屈着，我妈说我不能哭，我一哭我这精神就崩溃了，这一帮孩子我怎么带啊。
定：您父亲当时什么病？
陈：“困难时期”注139他不是老浮肿吗，浮肿以后就老是肝不好，到1966年9月16号他就肝硬化死了。“文化大革命”刚开始。
我母亲哪，一个是老家庭出来的，再一个我受老的家庭教育比较多，所以我们母女俩跟一般的母女俩不一样，所有的事我都随着我母亲，我从来不跟她说个“不”，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我每天都要跟她聊天儿，天天都聊天儿，天天都没有重样儿的。我为什么知道这么多老北京的事儿呢，就是跟她聊天聊出来的。
我妈的想法比较新，她说哪个媳妇儿她都不跟着，怕他们之间产生矛盾，所以我就一直跟着我妈过，我很少出差去。比如开会到外边去了，我老得找点茬儿不出去。我妈可以到各家去给他们看孩子做饭，但是一有病一感冒，我妈有哮喘病啊，就给我送来。要细说都有很多矛盾，但我觉得都不成为矛盾，我妈是我的我就应该管，只要为我妈干什么都应该，我就这想法。我1996年调整机构因为有病就下来了，下来没两个月我就想自强自立，我就做牛肉卖，其他的时间我就跟我妈聊天儿，我也是有意识的，觉得她年岁大了，我想知道点什么事儿。她想不起来我还问，这事儿怎么回事儿呀，那事儿怎么回事儿呀。我母亲90多岁死的，到现在我转不过来这感情。
4.跟母亲学的做菜
陈：我妈特别会做菜。我老给她打下手，打着打着我就都会了。
吴效兰：所以她会做朝鲜泡菜。摆那泡菜坛儿，家里也是外头也是。
陈：您知道我今年做了多少朝鲜辣白菜？我做了40斤都没够吃。谁都上我们家要去。有人爱吃我特高兴。昨天我一同事跟我聊天我还说这事来着，有人问我满族人尝饺子怎么尝啊，她说怎么什么事儿都问你。
定：您就说说怎么尝饺子吧。
陈：比如说吃饺子吧，谁坐哪儿谁坐哪儿这就不说了啊，我煮饺子去了，我得让我妈尝饺子，我妈怎么尝饺子呢？拿一小布碟，咱家的小布碟特别小，放一点醋，搁上那饺子拿手一按，行，这就行了，再拿一(放汤的)小布碗立马跟着，吃完饺子把这汤给喝了。
张莉：跟我们家一样。
陈：哎，这满族人就这么多讲究。连筷子怎么搁都有讲究。我妈不是满族人，但是我们家规矩特别大。吃饺子其实挺有讲究的，初一要吃素馅。现在这么多亲戚，还就是我会做。我跟你说啊，素馅现在很多年没有人再做了，黄花木耳香菇，原来没有香菇的时候用松蘑，豆腐片儿，胡萝卜、白菜、菠菜、香菜、芝麻、姜。我得一样一样炒，一样一样做，我要明儿吃，得从今儿个就开始做，做到晚上去。黄花要怎么弄啊？黄花这不捋顺了么，摘，摘完了磨(mò)，跟切韭菜似的磨，磨得特细，完了用刀背剁，这是黄花。木耳香菇呢就甭说了，切完剁、剁完切，这木耳不能拿油煸，一煸就爆啊，就得煸黄花差不多了搁点木耳，煸香菇差不多了搁点木耳，匀着得煸三样儿。煸豆腐片末儿的时候呢，不是都剁碎了么，要先搁姜煸锅，再搁豆腐片末儿，让姜味儿能入到豆腐片末儿里头去，然后搁酱油。白菜、菠菜都要烫了，白菜要烫得时间长，菠菜烫得时间短，然后白菜、菠菜、胡萝卜得煸熟了，然后要不搁点玉兰片，要不搁点藕，剁碎了，再搁点胡椒面，一共13样东西，做这个素馅，你说现在谁做？谁有这耐心做它呀，所以我每年做这素馅都特累。素馅吃的时候不能加腊八蒜，不能加腊八醋，只能吃普通醋，这叫素。特别讲究。
定：是不是特别好吃呀？
陈：特别好吃！咱们这就算认识了，等有机会上我们家我给您做，保管把您吃撑了。每年过年我们家聚会，聚会二三十口子我一人做饭。我们家现在还有这习惯呢，三十早上必须得上坟，三十晚上过12点就得吃素。三十晚上吃完年夜饭，要把所有的东西都过碱水刷干净了，就为的12点以后吃素。注140这吃素里边还挺有学问的，都是素菜啊，一个是白菜和胡萝卜，胡萝卜和白菜心弄成酸甜儿的，搁糖，搁醋；还有芥末堆儿，还有温饽，还有炒素咸什，这是四个素菜。
定：素咸什是什么？
陈：素咸什是四样，有黄花、有木耳、水疙瘩丝儿，还有豆腐丝儿。我年年做。北京吃春饼还有一讲呢。……咱们怎么光谈吃了(笑)。
定：没关系，就说吃。刚才二娘儿三娘儿的话题太沉重了……春饼我知道，是最好吃的东西。
陈：我跟您说这合(huǒ)菜怎么炒。一个是酱肉，不能用猪头肉来替。大肚，没有大肚，这个不能算是春饼。大肚，您买去，就那一个圆的，里头是空的，是猪胃，两层皮儿，这么大个儿，做得了缩这么点儿了。买回来自个儿炖，炖完了切丝儿。
张莉：那不就是松仁小肚吗？
陈：不是，那是小肚，是后来的新产品啦。大肚是大肚，大肚特别贵，20多块钱一斤哪，大肚含胆固醇是最高的。但是会做大肚的人并不多，一般的洗不净。这肚啊，原来是用醋洗，先用碱后用醋，那洗不干净，黏膜掉不了，照现在的做法是这么洗：倒点素油，哗啦哗啦使劲一洗，那黏的什么东西就都掉了，这是我发明的。你看，有酱肉，有大肚，有鸡蛋，鸡蛋是烙饼烙到半截儿就摊一薄片儿，烙到半截儿就摊一薄片儿。炒青白蛇，你别说炒豆芽菜炒韭菜，你得说炒青白蛇，把两样炒一块儿，就是青白蛇。白菜呢得切帮，切丝儿，先煸了，再稍微搁一点盐，这边是粉丝，煮好了沥出来以后，这边把白菜盛出来，再用姜煸锅，白菜搁里头再搁上点酱油。合菜是什么呀，白菜、粉丝、韭菜。炒菠菜不要搁粉丝。肉丝菠菜，豆腐丝蒜黄。
张莉：这好像跟我们家一样。
陈：这蒜黄咱们自个儿发，原来哪儿有卖蒜黄的呀。把蒜种上以后盖上东西不见阳光，然后它自个儿长，就是蒜黄。
定：吃这点东西费多大劲儿啊。
张莉：是啊，做春饼怎么也得做一天。
陈：这羊角葱不能拿刀切，得拿手撕。这要切吧，这葱就不好闻了，原来刀没有不锈钢刀，都是铁片儿刀，有铁锈它就不好吃了。现在没羊角葱了，我跟你说，11月买葱的时候多买点儿，你让它发芽儿。
张莉：我们家吃羊角葱都是一掰了以后就整根儿的。过去他们讲究吃腌什么来的？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就是葱里头搁点儿香油，搁点儿酱油，一腌，我就记得我妈老给我爸做，也都得用手撕。
陈：你说的那是三合油。咱们吃汤，吃片儿汤啊，吃馄饨啊，就要搁点三合油。也是葱，切也行，切成末儿，拿盐腌一下，搁上香油，入了味儿以后，等吃的时候一倒酱油。
做好多东西呢春节的时候。比如做豆酱吧，就买那肉皮，咱们吃肉就把肉皮攒下，那时候肉皮比现在的好吃，现在的肉皮特别薄，而且熬不出那胶来。不够呢就买猪蹄，熬猪蹄胶，然后把猪蹄再提出来。然后咱们自己腌的水疙瘩，现在外头卖的水疙瘩不是咱们老北京腌的。豆腐干，不要香干，香干做出来不好吃，要白干，然后有黄豆，有青豆，有胡萝卜，就这几样。汤必须得熬到一定程度，能定冻，如果定不了冻，这豆酱算是失败了，不能先搁葱姜，得先炒胡萝卜，然后把豆煸熟了，搁上酱油，再把汤倒里头，最后搁葱。就不能再动了，再动它就凝不上了，那东西特别怕动，就搁那儿。家里人吃得多呢，做得也多。
定：这种豆酱特别有营养。
张莉：还好吃，尤其是吃饺子，就这豆酱，然后蘸腊八醋。
陈：我们家从来都上天源注141买咸菜，其他的地儿哪儿都不去。现在一买就买七八十块钱的。原来是我妈吃什么我得跑一趟，吃什么我得跑一趟。我跟您说我妈那嘴刁到什么程度，有一次我妈得肺炎，在海军医院住院，没咸菜了，她牙不好啊，就买那糖熟芥。那会儿还是那老甘家口大厦呢，不是有天源的专柜么，我们那口子就在那儿买了一小疙瘩儿，回家就给带去了。我妈吃粥，我就拿手指头掐着那咸菜搁碗里了，我妈不让切咸菜，拿手撕。我妈说这个呀，这咸菜是跟大街上买的。我说您怎么知道的？她说天源的咸菜不是这味儿：“这不是天源的味儿，天源的味儿爽口，这个吧，吃到嘴里乌涂着。”后来我们那口子来，我问他这咸菜在哪儿买的，他说就甘家口这儿呀，我说：“妈您这嘴可够刁的啊。”
定：您母亲怎么有条件这么刁呢？
陈：老侍候姑奶奶呀。我妈是挨着个儿侍候姑奶奶，哪个姑奶奶住娘家我妈都得像样儿。我这几个姑姑都特好说话儿，但是我妈妈就是受的这教育，侍候姑奶奶就跟侍候婆婆似的那样儿。我妈跟我姑姑说话客气着的呢。
定：您母亲会做席吗？
陈：大席面比如说扣肉，有大菜，有凉菜，有炒菜，二八席。
定：什么叫二八席？
陈：就是8个大菜，8个炒菜，凉菜不算。这叫二八席。还有十二的，12个大菜，12个炒菜，12个凉菜。这就够大的席面了，都是大圆桌。我们家这几个哥哥结婚，我们家没请过厨子，就我妈、我二嫂跟我做。我妈过80岁生日90多口人我一人做饭，从早上一直做到晚上，连炒带做。
我三哥结婚的时候我19岁，我们家来了92口子人。我三嫂她们娘家琉璃河的，提出吃合子，取和和气气之意，我烙了92个人的馅饼。我们那口子头一次上我们家来就是给我三嫂送亲，头一次来就吃的馅饼，到现在他说我可真不忘那馅饼。我结婚的时候我婆婆考验我，这琉璃河讲究是什么讲究啊？看你会过不会过，头一回就叫你烙饼，这饼要烙得圆，就说这人会过。这是我的长项啊，我烙了8张饼，一摞，横一刀竖一刀一切，我婆婆傻眼了，就那么瞧着我，我说您干吗那么瞧着我呀，因为我大姑子小姑子都不会做饭，到现在三十晚上一块儿过年得我做饭，现在给他们惯的是必须得三十晚上吃素馅。年年做，我给他们家还做过素馅呢。连我大嫂娘家聚会都是我做饭。像我这岁数这么能干的少有。我用左手。
吴：她左右开弓，左手也可以切可以弄，她左脑右脑全开发了，她这人高智商，我说你也没赶上好时候，你要年轻点儿你搞个公司。
陈：最近我家亲戚办了两档子丧事，都是让我去当顾问，就是怎么干都是有讲究，不能让娘家挑出毛病来，不能让农村的老亲老友们挑出毛病来，所以在这些方面我好像知道点儿吧。
5.我自己
陈：看不出我有病来吧？我得了一绝症，克隆氏病注142，就是一段肠子干了，长40公分，所以我不能蹲着，我坐沙发挺难受，我就这么挺着合适。跟我一块儿得这病的人基本上都死了，就我活得挺滋润的。
我原来在建材局建材集团公司档案处。1996年为什么退下来？因为调整机构，我有病，每年都得一万多块钱住院费，我就退下来了。当时我儿子上大学，他是保送的华中理工大学，我母亲有病，哮喘，咱们都靠工资生活啊，我母亲又得看病，孩子又要上大学，我心里特别不平衡。我想我退休了干什么啊，后来北京大都饭店有一个厨师长，他跟我爱人是同学，他说你们家那酱肉肯定能卖得好，我一炮就打响了，我一天卖了100多斤牛肉啊，就熟牛肉，生牛肉得200多斤，一个小时就卖光了。
定：那做起来得多累啊。
陈：也不累，我觉得我挺能干的。
吴：她也会做，她也愿意给人家做，她也好求。退休了以后她卖酱牛肉，卖朝鲜辣菜，就在他们那建材局宿舍里边，你要今儿不开张都不行，都堵你家门口儿去。
附图二：陈允庄所述居住地点与活动区域图
七、淡然远去的艰辛郭淑惠口述
时 间：2005年11月15日
地 点：东四某居民楼郭淑惠家
访谈者：定宜庄
在场者：李南、雷帆注143
[访谈者按]郭淑惠女士属龙，1928年出生，我为她做访谈时她77岁。她官宦人家出身，父亲是汉族，母亲是旗人，与上文的胡女士、朱女士一样，她也未报满族。
对于郭女士的往事回顾，可以用“去日苦多”一词形容。她毫不隐讳地谈到因祖母、外祖母好吃懒做并染上抽大烟、打麻将等习惯导致的家庭衰败，和她父母为此而受害一生的悲剧。这是在我所做为数不少的妇女口述中非常罕见但我相信是真实的描述。事实上，明清两代笔记中对于京中妇人“不知织衽，日事调脂裹足，多买肉面生果等物随意饕餮，家徒四壁”注144的风气就已多所批评。这提醒我注意到，不能将清朝衰亡之后旗人男子游手好闲全凭妇女辛苦操持的现象，看成是一种固定的模式。总之，如果不了解北京人尤其是北京妇女生活的另外一面，对旧日京城以及旗人社会的认识，就会失之偏颇而有美化之嫌。
郭女士给人的印象平实而开朗，她的居所位于东四的繁华区内，明亮而温暖，卧室内悬挂着她与丈夫沈老当年的结婚照以及50年金婚的大幅彩色照片，还有她自己的机绣作品。不听她讲，我看不出她与沈老50年曾携手走过怎样的艰辛。还有，我也从不知道北京的手工艺中还有机绣这么美轮美奂的一个品种。
郭女士一家与基督教青年会联系很多，我原以为她是信徒。但在我访问之后第二天她打电话来，我问她，她说不是。
郭淑惠(以下简称郭)：我祖父是从浙江来的，我们老家是萧山。知道宛平县吗？我祖父原来是宛平县的县长，四品，叫郭以保，可能你能查到。我父亲12岁我祖父就死了。我不太清楚我祖父的情况。什么他怎么上北京来的，我就是听他们说。
我外祖父比我祖父高两级，他是督粮道，就是管俸粮注145。那会儿做官不是都拿俸粮嘛。所以他这个官就比我爷爷的官大，他是二品。这都是听我外婆说。我外祖父是满人，我外婆是汉人，因为什么呢？我这外婆是第二个了。我为什么叫外婆呢？满人没有叫外婆的，南方人才叫外婆，可我外祖父那会儿给派到福建，到那儿去做官，外婆也是从北京带走的。我母亲是在福建生的，在杭州长大的。后来等我母亲大了，12岁，才回北京。为什么叫外婆呢？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就有点儿南方化了。我外祖母说福建话我都听不懂，她在那儿待了十几年……可是是北京的根儿，我母亲可以说是老北京人，她是满族。
定：您知不知道您外祖父的名字？
郭：我知道姓启，叫启省三。
定：他的老姓您还知道吗？
郭：老姓不太知道。他们都是以名为姓，还姓过铁，这是不是老姓？我母亲姓董，叫董铁芝，截止到现在，往下就全姓董了。
定：您知不知道您爷爷那会儿住在什么地方？
郭：从我印象里头，最早就是炒面胡同，东四，稍微往南一点儿，现在叫前炒面胡同。我外婆董梦兰，他们在十二条。
1.父亲的一生
郭：我父亲叫郭仁轩，他没上过什么学校，都是在家里请先生教，那会儿不兴上学。他比较聪明，就在米市大街，男青年会，那时候梅兰芳在那儿教戏，他学戏。后来他又学了英文，学英文打字。
我父亲不是学了英文打字么，就有人给介绍说，你到东北，那时候叫奉天，就是沈阳，到那儿呢我有一个朋友，开了一个洋行，你可以在那儿工作，月薪100块大洋。那时候就已经有我了，我才1岁多。我母亲，我哥哥，我，全家就都去了奉天。我们在那边过得挺好挺好的。据我妈说，100块钱根本就花不完，你想(一九)二几年嘛注146。还用了一个帮忙的，也是老人儿，帮着带孩子。买橘子都是一箱一箱的。我母亲他们老说，说只要我父亲一进门，我就掏他的大衣兜，看带了什么好吃的。
可是我奶奶还在这儿呀。我有3个奶奶，老早死了一个，一个跟着我大爷，还有一个，就是我的亲奶奶。我父亲他们是哥儿俩，姐儿一个，我这个奶奶就生了我姑姑跟我父亲。大爷不是她亲生的。那时候等于是还没分家，我们都走了呢，没办法，我大爷就得负责我这奶奶，她就跟我大爷一块儿过。
我这个亲奶奶是江苏人，她会唱小调，抽大烟。到我都记事了，她还抽呢。她就事儿多，她就总觉得我大爷对她不好，封建嘛，总觉得得跟自个儿的亲儿子在一块儿才好。她就写信，说要瞧孙子。我哥哥那会儿三四岁吧，她非得让我爸爸把他带到北京来。我父亲没办法，老家儿的话不能不听啊，只能就坐火车回来了。就他一人，带着孩子，我跟我母亲就没回来。
郭淑惠与父母、哥哥的合影
(父亲怀抱的是幼时的郭淑惠)
结果呢，火车半夜里轧人了，他往外一探头，(那死人)正好就在他那车厢底下。这一撞车一晃悠呢，上边挂的一个菜篓子，就是柳条编的，里头可能有酱菜一类的东西，小菜篓子，那种，掉下来正砸在他脑袋上。他一看底下，上头再一砸，当时就吓一跳，可还是坚持着回来了，抱着孩子回来了。回来当天晚上，我这奶奶就家务事呀，我大爷怎么怎么不孝顺，怎么怎么对她不好。你想他本来就吓一跳，有点儿轻微的脑震荡，加上害怕，结果她再不让他睡觉，半夜里就精神错乱了。30多岁，精神错乱了。
那会儿呢，老人她就迷信，就说是中邪了，不是说看见轧人了吗，就更觉得是中了邪了，又说是后院有黄鼠狼了，就请什么瞧仙儿的了，歪门邪道的，反正就胡来。根本就不是说赶紧上医院看看去。就没好好治。反正我父亲一下子就不行了，工作也没有了，钱也没有了，人也病倒了。就写信让我们都回来了。
我父亲精神错乱以后，就老打人哪，乱蹦哪，请那挺棒的男的摁着都摁不住，就得捆到床上，那铁床的栏杆他都能够把它拽弯了。可能就是捆的还是怎么回事，最后就是腿伤了，等于是瘸了，说是风湿性关节炎，其实就是给捆得受伤了。扎针灸也不行，腿肿得大蜂窝头似的。那时候我大爷在中国大学工作，我不知道他是干什么，他有点儿收入，我们有点儿祖产，反正就这么变卖着给我父亲治病。最后也是实在没办法了，干脆，分家。就我这奶奶在中间儿搅和，人家也受不了，成天老是人家对她不好不好的，其实谁对她能好？谁对她也好不了。
那时候我都记事了，大概有五六岁了。分了家以后，我母亲老想着把我爸这腿治好了。开始是住在现在的北京医院，那会儿叫德国医院，西医也是没有太多的办法，后来又给转到协和(医院)，协和那会儿是美国人开的，反正都是外国人。我父亲说，他那个主治大夫是外国人，建议开刀，开刀取样化验，然后睡石膏，连脚带腿，整个儿用石膏给你固定住。还吊秤砣，吊秤砣是为了让这膝盖拉开。让他这样睡3年……
众：啊？
郭：结果睡了两年都不到，这个腿就僵直，根本就弯不了了。医院没办法了，也不管了。后来他就根本起不来了，就等于是一平板，要翻个身就这样，你想说凑合一点儿都凑合不了。这我都记得很清楚，后来我才觉得啊，这个不是事儿，他是拿你做实验，根本就不是按风湿性关节炎或者膝盖髌骨损伤这些来治的，外国人对咱们中国人就是不那么什么。
定：您父亲后来一直就不能动了？那精神呢？
郭：开始的时候犯了好多年，就是精神病，糊涂，一阵儿一阵儿的，给他一个喝水的小壶，他能拿小壶砍我妈去。最后就好了，清楚。精神错乱后来就犯过一次，是我弟弟(一九)五几年参加志愿军去朝鲜，他看报纸啊，说朝鲜那儿打仗什么的，他紧张。他说英文我们也听不懂，就糊涂了那么一回。最后我父亲是上边特胖，腿底下就萎缩了。最后连脚后跟都没有了，躺的，他30岁卧的床，60岁死的，30年你算！我妈就这样侍候了他30年。
我父亲是1968年死的，“文化大革命”当中。30年，你说我们这家怎么过的啊？就是祖上留下点房产，就变卖这个，从我印象里从我小时候一直到我结婚，没有说是有一点收入。
定：那时候你们卖的是哪儿的房子？
郭：开始卖的不是祖上留下的老房子，是我们后来买的房子。买了不是为的住，就是为了生活，为了出租。分家的时候分给我们西城的一个院儿，有十几间房吧，开始是租出去了，那时候是日本时期，租给的是日本人。我还记得跟我母亲到江米巷(东交民巷)那个，算是日本领事馆吧，上那儿去取房租。开始时候是那样，后来就没办法了，指着这点房租不够用的了，就把这房卖了。还有一块(一处房产)在鲜鱼口，口上有一个亿兆商店，是卖百货的注147，那个房子是我们的，分家时分给我们那儿一个院儿，这也都卖了。
老东交民巷，原名东江米巷，老北京漕运站点，后变成使馆区，远处小楼是英国大使馆
卖完了房子卖首饰。原来东单有个东单晓市儿，宣武门也有一个晓市儿，我们最早是住在和平门，就上宣武门晓市儿。后来首饰也卖没了，那就卖家具，我母亲那家具全都是好木头，大柜什么的，全卖了。
我这奶奶不是抽大烟么，据我父亲那么说，她可能从十几岁就抽。不给她买烟泡去，一急了她能把这一锅包子全给你扔了，炉子都能给你踢了，就这么大脾气，她就是烟瘾闹的，没办法。
定：解放前北京都有烟馆是吗？
郭：有啊。
定：在哪儿啊？
郭：我记得我们住在半壁街，口上就有一个，有一个吕祖庙，庙的旁边就卖这个。我没替她买过，她让我们去给她买呀，我们都不管，我和我哥哥都不管，我们跟我妈我们是一头儿的，都不管她的事儿。她没有办法了，就满处找人买，就这么一小块儿，长方的，黑的，拿纸包着，就是烟泡。买回来了点上灯，(把烟泡)搁到烟锅子上头，烧着。闻着是香，抽着她更过瘾啊。她也活了50多岁，最后死的时候怎么着？10个手指头10个脚指头全是黑的，烂。一点儿一点儿地从手指头往这儿(指手心)烂，烟毒。反正我就记得她在东边这间屋，中间儿是个厅似的，3间房吧，中间儿吃饭，这边是我们住。你想这边是一瘫子，那边一抽大烟的老太太。
我们结婚以后我们家还挺穷的呢。姑爷来了，你说吃什么？我们家都吃窝头，没有别的，就切了丁儿给他炒窝头，炒窝头！这是新姑爷来了，款待。我母亲会做饭，她炒的窝头都是一粒一粒的，好像炸的似的，可是油还不汪着。她侍候我奶奶侍候我父亲侍候我们这些孩子们，她不弄行吗？
定：您那奶奶嘴刁吗？
郭：刁。奶奶刁奶奶不动，挑。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做。都是我母亲做。没说嘛，什么脏活累活都是我母亲的。老太太的脏衣裳也得她给洗。
母亲留给郭淑惠的嫁妆
(定宜庄摄于2005年)
定：您父亲的脏衣裳也得她洗。
郭：那当然啦，谁洗？还有我们的。我妈大家闺秀啊，小姐出身，那会儿我听我母亲说，她的嫁妆就有二十四抬，那会儿都是两人抬，3间屋搁不下。就是说我们家还不如我外婆家呢。我母亲后来还有4个箱子，就是那种福建漆，金花，红的箱子。给我哥哥俩，我俩，我现在还有这两个箱子。我妈这一辈子可真不容易。
2.母亲的娘家
定：您母亲嫁过来以后他们家还有别人吗？
郭：有哇。但是我外祖父我没见着。他们原来住(东四)十二条，这说的是我外公的家。我外婆是汉人，据这么说，可是实际不知道是不是，都这么传，就说她是我们家的一个丫鬟，侍候太太的，这么着给她收了房。
定：大脚小脚？
郭：大脚。可能就是北京郊区的，农民。要是城里的(汉人)都得裹脚。我祖母倒是小脚，就是抽大烟那个。
定：您外婆抽大烟吗？
郭：不抽，她就是打牌。我的外祖母做饭做得好，我也是跟她学的。可是她在家里头打麻将的时候就什么都不干，打电话，那时候就有电话了，打电话叫菜叫饭。今儿吃盒子菜注148，薄饼，盒子菜。这一盒里头什么菜都有，那会儿就往家里叫。她朋友也挺多的，不管是玩牌也好交往也好。我印象就是她有一个朋友，我叫费外婆费外婆的，经常来，都坐汽车来，那当然得有谱儿了，你这主人也得看什么人下什么菜碟啊。她把这个家整个就是……
抽烟的妇女
定：那她也够能花钱的。
郭：这个家就是让她给毁的。孩子她不管，闺女嫁出去了就嫁出去了，儿子不着调的就不着调了。我一个二舅，三舅，四舅就是我妈妈的弟弟了。我大舅不是我这个外婆的，不知道是抱的还是怎么的，我们叫他白胡子大舅，特别老了，他就在十二条，好像也没有工作。我二舅还有点技术，就是拉胡琴。在家里头招一帮人唱戏，最后他就结了婚了，我这二舅妈也是大家闺秀，嫌他邋遢。你看梨园行的人都是脏了咕叽，油脂麻花，一天就是拉了唱了玩了吃了，就这个。我舅妈嫌他脏，她的雪花膏搁到那儿都不让他往瓶里头下手，就那么讨厌他，最后他就出走了。
定：是您舅舅出走还是您舅妈出走？
郭：舅舅。就是没法在家里过了。我舅妈一直在北京。我三舅还不错，在铁路上。四舅最早干什么我不知道，从黑龙江回来以后就在青艺(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东单头条那儿，不知道是卖票还是干什么。
定：您外祖父那么有钱，怎么孩子们那么没落啊。
郭：我跟您说，越是有钱的家，孩子就越是不争气。因为他脑子里想的是他有钱，也不知道学点什么，有钱就花，就浪荡公子。他不在乎，最后拉洋车就拉洋车。北京的旗人就是这样，根本不考虑说我要有一门技术，我怎么生活，没有，因为他有后盾。他总觉得有钱，可是那钱，那房子说卖就没了就，就完了。我外祖母后来为什么上我那儿帮忙去？她最后连房子都没有啦，哪个舅舅家等于都养活不起她啦。最后她一直就跟着我，我的孩子小的时候她给我帮忙，给我看孩子。
3.我丈夫这一辈子
郭：我就记得我搞对象，这说起来就又长了。我的对象啊，原来跟我哥哥是同学，中学同学。好像他上到二年级的时候，就上不了学了，交学费交不起了，就叫他去学徒了。他们家10个孩子，就他父亲一人挣钱，他们家不是旗人，是汉人。老头还行，原来在白纸坊邮票厂，后来调到和平门集邮公司，他管邮票。后来他小闺女接了他的班。他们家住在铁门儿，就是宣武门外，菜市口的北边，也不是自个儿的，是房管局的，租的。现在马上就要拆了。
我爱人是托了他舅舅认识的一个人，这人家在地安门，在王府井这儿开了一个修理门市，修理电冰箱，哎那时候也有电冰箱，就学的这个手艺。这人就是他师傅，你们也许知道，是工商界最大的右派，叫吴金粹注149。
他那会儿刚学徒啊，他这师傅就说要立字据。立什么字据呢？不是用电么，电打死了不管，他不承担责任。管吃，管住，一个月就给几块零花钱。而且要有铺保，你如果犯了错误，你要有保人。他舅舅跟他这个师傅是好朋友，都不行，都得找一个铺保。等于是立了字据有了铺保才用你。他这师傅啊，还是骨结核，他老得给他换药，接屎接尿，那会儿门市旁边有厕所，他就给他倒尿盆。还得从家里给他取饭。干这个。干那个活儿都是油啊什么的，特别脏，也没有工作服。人家定的是三年零一节，节就是季度，就是三年零三个月，结果他学了三年半。
学完了就没事干了，就等于你没地儿吃饭去了，他就自个儿干。开始呢，就干点零活儿，后来是在江米巷，有一个白俄人开的工厂，叫他去给人干，我记得一个月300块钱。也说不上是金圆券还是什么券，反正300块也没多少钱。最后大概是解放前夕，这个白俄人呢，就欠了一屁股两肋账，就说他要走了，他要回俄国了，给人家干的那个活儿没干完的、半截的，连他那乱七八糟的工具什么的，就都留给我爱人了。留了一个牌子，叫“懋利行电机厂”。结果1952年的时候说是他接受了“敌产”，哪儿有什么敌产呢？
这么着，我爱人就一人接着干，算是自个儿慢慢地干起来了。租的是东单二条的房，有一个小院儿，有一座小楼。小院呢，等于是家庭工厂。开始那会儿呢，把他的师兄弟招了来，他有一个师哥，姓纪，他姓沈，他那个师弟姓关，他们3个。现在活着的就他这个姓关的师弟了。他们就收了点小徒弟，就这样干起来了。还不错，1947年、1948年那会儿不错，那会儿有点活儿，像梨园行的马连良他们，家里都有冰箱。就是围城那会儿没什么活儿。从1952年以后就不行了。
那时候他还在协和(医院)干，协和那儿有冷库、血库，有停尸房，他也在那儿干。1951年的时候协和就说，你要是在我这儿工作，你那买卖就甭开了，你等于就是协和的职工。我当时特别愿意让他在协和，因为我特别喜欢协和那个气氛，它那个管理都特别好，一个月50块美金的工资，多好啊，我那会儿也没工作，孩子也多。我说你就在那儿，可是他舍不得(那个厂)。
我记得特别清楚，后来1952年，刘仁是咱们北京市委副书记的时候就找他，跟他说，北京市要有个拳头产品吧，你就做冰箱。你需要多少资金，我也可以什么，那时候还没合营呢，就是说先资助他。他要了多少钱我都记不清了，他说我就想协和不干了，就要开这个修理电冰箱的厂。结果还真的就贷给他款了，还贷得不少，就在东华门，馄饨侯旁边，开了一个门脸儿，还叫懋利行电机厂。就这样，等于是把资本家的帽子给自个儿扣上了。
“三反”“五反”是1952年吧？“三反”的时候是在协和，“打老虎”注150，打的是他师傅，张工程师。过了几天，打老虎爪子，沈永昌，就是我们老头儿的名字。“五反”的时候就是他这个工厂，那时候大概就十几个人，开始还说人少不算，到1952年就定的资本家了。等于“三反”“五反”都有他。他学徒出身，受了那么多苦，还是响应号召，还给他贷款，你说他这一辈子！
最后是1956年，合营就(把厂子)合出去了，合到医疗器械厂。第一台电冰箱就是他设计的，雪花冰箱，那又怎么着？没用注151。1957年，右派。说你们厂子得找右派，没有右派不成，都得有，哪个单位都得有。他也不知道是说了什么，好像是说工人里边也有不守法的，这就是说你污蔑工人阶级，就扣上了，右派。
定：他性格怎么样，是特别爱说话吗？
郭：他是特别爱交往，特别爱聊天儿的这么一个人。我跟你说，门口看门那老头儿啊跟他特别好，食堂的管理员跟他特别好，上边的书记跟他也特别好，没有他不跟人家交往的，这么一人，所以说话呢，就顾不到方方面面，最后就给他来了这么一个右派。右派呢是六级，最小的那一级，就降职，降薪。倒是时间不长，半年吧，好像上边审查以后，又给他恢复了。等于是摘了帽子了，还是右派。
定：对，摘帽右派也是一种右派。
郭：“文化大革命”批我，说我是反动资本家家属。我说不对，他不能算是反动资本家，他是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是发扬咱们的工业，对吧？我们不干反动的事怎么能算反动资本家呢。他们说你爱人是右派，就是反动资本家！我说他摘掉帽子了，“摘了也是右派！”那时候我不懂，我以为摘了就没有了，就不算了呢。还是。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给他下放车间，做钣金工，每天抡那大铁板，多少斤。还电焊工，天天晚上回来，什么也看不见，得点金霉素眼药膏，点上这眼药膏睡一宿，第二天又恢复，去上班。后来他跟我说，在铺底下搁了一瓶敌敌畏：“我真不想活了，没意思。可是一想啊，我死了你和孩子可怎么弄啊。几次都没死成。”唉……
……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还要给他轰走。我们北京人，农村也没有亲戚，非得让他走。我们奶奶家那儿原来有一个帮忙的老太太，他们家在三河县，河北，人家是烈属，人家老头儿是牺牲了的八路军，她说你上我这儿来吧，他就答应了。我头上班把铺盖卷儿都给他弄好了搁到那儿了，我下班回来一瞧，哟，这铺盖卷儿他没拿走啊，后来一问他，说派出所说了，你是东城区长大的，从年轻小时候学徒我们都知道，你这个档案都在这儿呢，你农村没有家，轰你上哪儿去？留下，我们跟你们厂子说去。最后是派出所的人跟厂子说，把他留下了。
李南：还不错啊。
郭：不错什么呀？我都后悔，应该走。走了呢，那儿不会欺负他的，一个是烈属家，一个是他有技术，电工活儿他都会，在那儿干点什么，都比在这儿强。在这儿抡大铁板、电焊，那都是力气活儿呀。
……可是呢，我这儿说了你们也许……我不理解，他一直老想着入党，老想着写入党申请书，也是有人鼓动他。我说呀，咱们不入，入了，今后要再有什么运动啊，你就是钻进党内的资本家，对不对？你要不入呢，咱们嫌疑小点儿。他不干，非得要入这党：“我要入，我要给儿女转过这个面子来。”为什么呢，我这二闺女，那会儿上兵团啊，不要她，就因为家庭出身，所以我这二闺女就老是跟她爸爸翻着。大闺女也是受冲击，也是叨唠她爸爸不该当这资本家。他就是要入党，要为孩子们转回这个。1984年去了一趟意大利，学习先进技术，最后批准他入了党。这事我都可笑，有什么用啊我说，折腾得你都已经这样了。
从意大利回来以后又去各地巡回考察，我还跟他一块儿去，整个儿转了这一大片儿，南方都去了，就是没上新疆那边去。1986年就病了。开始时候就尿血，不知道是什么毛病，就去照片子，化验，说是肾结石，就把结石摘出来了。摘出以后呢，还尿血，就查出是前列腺癌。1987年做的前列腺手术，5年头上转移了。转移了以后1994年，我们俩人办的金婚，办这金婚50年。我们3对，在青年会办的，我说我推着也要推你去，我说我们何止50年呢，从他跟我哥哥同学我们就认识注152。
他病了8年，这8年他做了3次手术，年年都住院，我侍候8年。开始3顿饭都是我送，后来女儿从广州回来了，中午饭是她送，我在家给做，医院里头护士都跟我们特别熟:“今天送什么饭呢？又是不重样儿?”一个星期不带重样儿的。他倒不是说非得吃燕窝鱼翅鱼啊肉啊，不是，你算他家10个孩子，他吃过什么燕窝鱼翅啊，吃过什么鸡鸭鱼肉啊，他那可口的饭就是北京一般人家的家常饭。你比如说煮热汤面，他要吃带咬劲儿的，还要羊肉煨汆儿，搁点酸菜搁点香菜，他就愿意吃这种饭。炸酱面他能吃一大碗，煮嘎咯儿他也能吃一大碗。
定：煮嘎咯儿是什么？
郭：是棒子面儿做的。棒子面儿和上了按成扁儿，切成小方块儿，搁笸箩里面摇摇，煮，也跟热汤面似的，也不是疙瘩汤，叫煮嘎咯儿。最好啊，是用牛肉酸菜，嫩点的牛肉，切成片煨上，切点酸菜，稠糊糊的，他能吃一大碗。
众：我们都没见过没吃过。
郭：赶明儿给你们做一回(众欢呼)。从前他不吃胡萝卜，后来不是说胡萝卜抗癌嘛。我是特别爱吃胡萝卜，我母亲那会儿就爱吃胡萝卜，我跟着她一块儿我就喜欢吃，我们北京人是做胡萝卜酱，豆酱。到过年，肉皮，切了丁儿，煮了，完了有胡萝卜，有熏干儿，有豆，那是凉菜，过年都有那个。他还特别爱吃我做的胡萝卜丝儿的团子，胡萝卜丝儿擦了以后拿油煸熟了，里头搁点排叉(北京传统小吃)哪，鸡蛋哪，不能搁肉，搁肉吃团子就不是味儿了。
最后他是1996年2月走的。到转过年2月，他就死了10年了。
郭淑惠的新婚照
(1944年)(郭淑惠提供)
郭淑惠50年后的金婚照
(1994年)(郭淑惠提供)
4.我自己
郭：我中学就上了一年多，在厂桥，女子职业学校注153。我们那会儿上课啊，不是净是念书，还学做饭，有烹饪课，有美术课，有缝纫课。我的堂姐姐，就是我大爷的闺女，就是那儿上的学，裁的那呢子大衣可好了。她毕业了我没毕业，我就上了一年，也是交不起学费了，不上了。
20世纪40年代初河北省立北平女子职业学校的女学生
那时候是日本时期，我就在锡拉胡同的齿科医院注154，在那儿当卫生员。擦地，刷杯子，干这个，13岁吧。反正也挣不了多少钱，就能减少家里的负担。我哥哥那会儿就上西郊，土木工程学校，那个学校那时候不要钱，吃混合面窝头，只许吃，不许拿。他偷着拿一个，装兜里出来，告诉说我浑身都哆嗦，给家里拿回一个窝头。然后日本投降，我就结婚了。
定：您结婚的时候多大？
郭：可以说我周岁是15岁，虚岁17岁。我是1944年结婚。
定：您老头儿比您大多少？
郭：大4岁。那会儿我妈跟我爸都不同意，连我哥哥都不同意，说他们家孩子太多，10个孩子，老太太又不工作，就指着老头一人生活，你什么都不会干，你到那儿你受罪。
定：那您呢？
郭：我当然同意啦，我们是自由恋爱呀。他和我哥哥是中学同学，后来他不上学了，但是还是好朋友。每到休息，他都到我们家来，这么着我们俩人认识的。我喜欢他什么呢？能干。到我们家来了，不管是什么活儿，都愿意帮着干，打水呀，添火呀，收拾炉子，什么都帮着干，我们家电灯坏了，都是他的事儿，他还会做滑车的冰刀，用铁做，铁活儿呀。什么都吃还，什么都好吃好吃，我真觉得这人不错。
我这个爱人啊，特别特别孝顺，不管是对他自己的父母还是我的父母，都特别好。我父亲老躺着，血液不流通，不是有猴指甲么，他拿豆腐给他闷，闷完了拿钳子给他铰。还买栗子给我父亲剥了吃。
结婚的时候还一个笑话儿。我母亲到他们家看他去，那是还没结婚以前，等于是了解了解他们家的情况。去了看着还不错，3间房，那房子也不错，中间儿是客厅，这边是老头老太太住，那边是孩子们住。正好他那个小妹妹，还不是最小的那个，是倒数第二个妹妹刚生下来不久。他们家是一个大炕，炕上有一个柜格子，就是搁被卧的柜子，因为孩子多嘛，就把孩子搁那里头藏着，怕我妈看见，还有那么点儿的小孩，更不乐意了。我爱人说：“哎呀，她真乖，没哭，一哭更露馅啦。”(众笑)还这么一段儿。
我结婚以后他妈还生哪！又生了一个，最后我们俩一块儿坐月子(众笑)，合着他最小的这个妹妹比我大儿子还小呢。他们家10个孩子，他是老三，上边俩姐姐，中间是6个男孩子，最后两个妹妹。他等于是男孩子里头老大。所以他也得持重，他就顶梁柱似的。
我们这个老太太呀，可能说啦，她什么她都会，可是她就不干，都是她大姐二姐干。大姐是管账，管细活儿，二姐呢，是洗衣裳、纳底子。人家养10个孩子，人家不动针线。开始是跟妯娌们在一块儿有婆婆，家里还不错，有用人做，有做活儿的，也有做饭的，所以她什么事儿都不干。也是玩牌。我说你们都不懂，她打清水儿的，什么叫清水儿的呢？就是早上起来不吃不喝就打下去，不像我们打麻将，什么事儿都没了，消遣，她不是。
我结婚以后呢，就是家庭主妇啊。(她的)大闺女二闺女都不管了，都是我的事儿了。做饭、洗衣裳、看孩子，全活儿。第一年冬天，到三十晚上了还给他们做呢，做棉袄。其实在家我也没做过，她会招呼啊，她会教。她生了孩子她也不管，我也得抱着啊，小姑子那时候才一岁半。
定：我发觉那时候当女的比当男的容易多了。
郭：对。要不他们说哟，做饭多麻烦啊，我说有什么麻烦啊，我什么日子都过过，好日子我也过过，出去有车，人力车。
定：那是什么时候？
郭：解放前，我们老头儿办厂的时候，拉车的不是就为拉人，是为拉机器。开始时候是人力，后来改为三轮，我出去我也可以坐啊。后来他把他师哥介绍到协和去接他的班，虽然说不算协和的人了，可是协和有活儿呢他还过去干，单给他钱，我们家也用不着买冰箱，老给人家修，修好了试几天。拉走了又来了，又修。
我结婚以后没工作，1948年生我那大儿子。后来我想学会计，学了一年，在西城立信会计学校，这个学校现在可能还有呢，完了又是生孩子，就没去。我那个表妹人家就学完了，人家就找到了工作，人家就上班了。我就放下了。我生了6个孩子。
北京基督教女青年会大门(苏柏玉摄于2015年)
我是什么时候啊？1956年我在青年会学的绣花。青年会那会儿办班，有缝纫班，有机绣班，我就参加了机绣。为什么我参加机绣呢？我的大伯母、我的姑姑、我的妈妈，都会绣花。那会儿的大家闺秀必须得学这个，必须得学点绣花呀，画画呀，琴棋书画，这些，要这个谱。我妈是手绣，苏绣，雕空的，我不知道她是在哪儿学的。反正我记事以后她就不绣了。我姑姑和我大伯母是机绣，说是有一个俄国老太太，跟她学的。那会儿都是用绒线，线坯子，我看她们绣的牡丹啊，真好看。所以我喜欢这个。
我1956年在青年会学完了，1957年老头不是就成右派了吗？不是就给我们降工资了吗？孩子小我出不去啊，还得做饭，还得看孩子，我就拿活儿在家里做。开始拿的是小孩的小围嘴儿，有一小兜儿，白的，蓝边，做和平鸽。后来做枕套。1958年我们就入合作社了，就是自己拿自己的机器，集中到一个地方，什么叫合作社呀？合作嘛。我开始入的是第三绣花社注155，在一个同事家里，她有一间房，有六七个人，人家也不要电钱，也不要房钱水钱，那就叫入社了，有收发员给我们送活儿。开始就做汗衫的领子，后来1958年就在南河沿租了一个3间房的厂房，把大伙儿的机器都拉了去，就集中了。自己的机器，厂子的料，厂子的线，那会儿都是计件儿，一个月你做多少活儿，给你算多少钱。做一个领子比如说是5分钱、6分钱，那么算。后来我们在东直门里弄了一个院子，就把南河沿这个房退了，那时候就算大集体了。最后(一九)六几年就把机器给我们折算了，你要是还要你的机器，那你拿回去，你要是不要你的机器了，那你的机器合多少钱，给你折钱拿回去，等于就是全民的了。我那会儿拿过去的那机器啊，是美国的名牌，胜佳的，是我姑姑的机器。得了，就按国产机器价，140块钱，我记得特别清楚，其实我那机器，300块钱不止。
(看郭女士的机绣作品)
定：您怎么做得这么漂亮啊？
郭淑惠的机绣作品(定宜庄摄于2005年)
郭：就是手、脚、眼睛要一致。我现在做不了了，手啊，跟不上这机器。
定：您当时做这么一个领子能挣多少钱？
郭：最早的时候这纱领子卖给他们是50块钱，手工也就是5块钱，给你5块钱就了不得了，那会儿。
定：您做这一个领子5块钱，那得做多少天啊？
郭：就这领子啊？我至少至少得做3天。最少了，一天8小时得做3天。因为你做完了以后还得雕空，雕空了以后还得拉网，最难的就是这雕空拉网儿的领子，特别细这活儿。再就是补花比较难。还没“反修”的时候我们给苏联做丝绒的大桌布，旁边带穗的，缎子上头补绒，出口的那个。后来“反修”了，跟苏联闹翻了，不出口了。
我记得计件那会儿，我这工资都没超过30块钱，一天8小时。最后这厂子定了级了，给固定工资了，我50块钱工资，最高的了。那也有定额，你一天要完成多少，都有数的。那会儿我们都拼命干，中午都不休息，吃了饭赶紧就剪线头，下绷子，上绷子。那会儿还限电，动不动就停电，我们都是用电动缝纫机啊，停电我们就没法儿干了，那也不走，挨那儿等着，什么时候来电什么时候干。那时候我们哪儿有什么奖金哪，什么都没有。
(一九)五几年那会儿评先进，争红旗，我在那儿可以说技术是数一数二的，可是评先进老没我的名儿。后来车间主任把我叫到一边，说我跟你说，凭你的技术，凭你的工作态度，各方面都够先进，可是你爱人是资本家，所以就不能树你为先进。我说我不在乎这先进不先进，我该怎么干还怎么干，没有我的名儿我也好好干，这是我的工作。所以这个车间主任，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有联系，这人挺好的。他现在出不来了，我们经常去看他。反正这么多年在厂子里头，我现在老同事还挺多呢。
在郭淑惠个人画展开幕式上与李滨(左二)、
李南(左一)及本书作者(左四)的合影
1973年我颈椎骨刺，就病退了。到(一九)八几年厂子又聘我回去，是刚才我说的车间主任介绍我去的，他在关东店的补花厂，说设计室缺人，想做点出口的样品，而且想教学生，我去了两年。在那儿做领带啊，领子啊，还有好多东西呢。他那儿有万能机，就是不用你推，它自个儿能自动摆针，是电动的，不是电脑。后来我们厂子再没有手工做的了，全是用电脑。电脑就是一个带子传送，这儿一个机头，把布铺到上头，它这传送带一转，这儿就出了一溜儿，特别粗！现在你看是手工活儿，都贵。
定：您说那时候的人都怎么过来的？
郭：反正人啊，就是工具。我现在还拿不到1000块钱，我徒弟拿的比我都多。不过每月900多块钱我也够了。我这钱不是用来过日子，我的钱都是交学费，买书买本、裱画、买镜框。过日子根本用不着我掏钱，闺女一箱一箱的东西，拿来；儿子，一袋一袋的面，拿来。这个房是小儿子的，他就为了让我能住北房，他搬到我原来(那套东西向的房)去了，孝顺。
附图：郭淑惠所述居住地点与活动区域图
八、不受点灾难，一生就白活了 文毓秋口述
时 间：1998年11月11日
地 点：北京市安贞里某居民楼
访谈者：定宜庄
吴老与文老
[访谈者按]文老即文毓秋，我因为一直称她为文老，这里就不改其例，不再像对别人那样将她称为女士了。
在本书的诸篇访谈者记中，唯有这一篇，我加上了一个标题。1999年拙著《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一书出版时，尽管也将这篇访谈收入了，却没有做访谈者记，而且竟然已经想不起来原因。如今展卷再读时，文老的音容笑貌依然，斯人却已仙逝有年，这里谨补作访谈者记一篇，用以祭奠文老，表达我对她的思念。
文老的丈夫吴老，是著名经济史学家吴承明先生。提到文老，就不能不提到吴老，因为我是通过吴老才认识文老的，但当年我为文老做口述时，吴老却不准文老在访谈中提到他的名字，他辞世在文老之后，但转眼之间，也整整4年了。
吴承明老是中国经济史学界的一代宗师，他去世后，2012年的《中国经济史研究》第二期曾发专刊纪念他，中国经济史学界的著名学者纷纷撰文，既高度评价他的学术贡献，也谈他低调谦和、乐于提携后进的崇高人品，更有许多人怀念与他多年的情谊。我虽然不属经济史学界的圈子，但也深知在这个“人无完人”而且“文人相轻”的世界上，能够得到学界众多著名学者如此敬重和爱戴的“一个真正的人”(李伯重语)，实在是少而又少，至少从我多年的经历来看，似乎只有他一个。
我与吴老相识，是通过郭松义先生。郭先生是我的老师，也是我任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社会史室当年的研究室主任，当年我们曾与美国的李中清、康文林等教授一道从事过有关清代内务府户口册的研究，我因此而与美国加州学派一些代表人物，以及中国经济史学界一些学者略有过往。郭先生对吴老极为敬重，我曾调侃说吴老是他的偶像，还曾半开玩笑地感叹说，人都老了，居然还有偶像可以崇拜，真是挺难得。那个时候，由于郭先生的夫人孙爱成老师有一手好厨艺，大家都乐于到郭先生家相聚，既谈学问，也品美味，又由于郭先生和吴老同住一楼，所以每每应众人请求，将吴老邀来出席，正如郭先生的回忆文章中所说，只要吴老一来，便成为中心人物，无论谈学术掌故，还是评美食美酒，说者听者都津津有味，那是我最乐于前往的场合，只要得知，便风雨无阻。
吴老一生并不顺遂。他曾是清华大学经济系的学生，1935年“一二·九”运动时是北平爱国学生运动领袖之一，后被迫离校，先后转考入北洋大学、北京大学史学系。时值国难当头，平津危机加剧，七七事变后，他参加由平津学生及医护人员组成的战地服务团随军服务，也正是在这期间，他结识了当时还是北平一个中学生的文毓秋，也就是本篇的被访者文老。
吴老后来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最终从一个热血青年变成一位学贯中西、淹通今古、深沉睿智的学者。在这个过程中，他经历了家国的深重不幸和1949年后历次运动反复不断的“洗礼”，他的前夫人洪达琳女士重病卧床近30年，都由他亲自照料，更有丧子这个沉重打击。李伯重教授曾回忆当年在吴老家中见到的情形：
1979年暑假……我到北京后不久，即去东大桥路吴先生寓所拜见他。到了吴府，只见房间狭窄，光线晦暗，家具简陋。由于空间太小，家中仅有一张书桌，堆满书刊和文稿。吴先生的许多著作，就是在这张书桌上，在昏暗的光线下写成的。那时吴师母已中风多时，生活不能自理，虽然请了保姆，但是吴师母的生活起居，都是吴先生亲手料理，不要他人插手。尽管工作、生活条件如此恶劣，却不见吴先生有何不悦之色，谈起学问，依然侃侃而言，丝毫没有怨言。我心里不禁深深感叹：像吴先生这样的国际著名学者，真是像孔子赞颜回所说的那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我感觉，刘禹锡《陋室铭》中的“斯是陋室，惟吾德馨”之语，其吴先生之谓欤？
用“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来形容吴老，再没有比这更贴切的了。
我即使是外行，也深知吴老在学术界德高望重，但他给我的印象，不是高山仰止，却反而是有趣。正如郭先生在纪念他的文中说的那样，他将安贞里附近略像样的饭馆几乎吃遍，对各家的特色和品位，总有准确而公道的评价。他不仅雅好饮酒，而且有品酒师的水平，据说很多名牌酒厂都把他聘为专家请去品酒，不知是否属实。有一次在郭先生家聚会，我携一瓶别人赠送的茅台酒凑趣，他立刻嗅出破绽，却不露声色，只是席散后悄悄对郭夫人说，定小姐拿的那瓶茅台是假酒，怕我难堪，还嘱咐她一定不要对我说。从此我每携酒来，都请他先品尝，他总会一语道破该酒的优劣，引得现场之人雀跃不止。
文老与吴老结婚，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事，当时二人都已经年过七旬，而文老一直与子女一起在上海生活。据文老说，作为“一二·九”时期的老战友，当她去探望吴老时，一眼便见到吴老家中摆放的当年他们一道参加平津学生战地服务团时的照片，往事一下子涌上心头，令她激动得不能自已。
文老是老革命，工资和级别都高于吴老，她未必理解吴老学问的价值所在，但她崇敬吴老的为人。吴老谦和沉静似水，文老热情率真似火，在我的感觉里，水包容了火，于是水火便相得益彰。我相信他们曾在一起，度过了最后那段短暂但美满的日子。
文老结婚后，便在北京和上海两地往来穿梭，只要在北京，她便是郭松义先生家的常客，每日登门八趟不止。而郭先生夫妇知道我在做旗人妇女的口述，便提议她与我谈谈，她欣然接受，这便是我做这篇访谈的起因。
文老的访谈被我收入到《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中，吴老是否看过全书，我不敢肯定，但他确实读过该书的序言。做妇女史离不开西方有关女性和社会性别的理论，而我当时对这些理论却一知半解，邯郸学步，疑虑重重，犹记吴老读完序言将书合上时说的一句话，大意是：理论其实就是方法。这让我茅塞顿开，似乎一下子就找到了方向。
怀念郭先生家“谈笑有鸿儒”的聚会，怀念众人围绕吴老品酒论学的日子，怀念当年郭夫人一桌桌色香味俱全的美食。当年的“鸿儒”中不少人已经仙逝，留下来的也在老去，往事如烟消散，思之不禁泫然。
《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一书是我做口述史的试水之作，各种缺陷在所难免，但即便如此，文老这篇，留给我的遗憾也是最大的。最明显的，首先是没有提示她更多谈到她的父亲。从这篇访谈的只言片语中可以隐约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究的人物。文老说，她父亲是杭州驻防旗人。只要多少读过中国近代史的人就都知道，杭州的八旗驻防在太平天国与辛亥革命时期，曾遭遇几度血洗，旗营覆亡，男女老幼惨遭屠戮，很难想象劫后余生的文老父亲，有过怎样痛切的经历，所以他才会对“杀鞑子”之举有切齿之恨，甚至不准许女儿与汉人通婚。但是后来，也许是为了生计吧，他既然更名为“文成章”，应该是也隐瞒了自己的旗人身份，进入了以“驱逐鞑虏”为宗旨的国民党的军校，并且从保定到沈阳再到重庆，最终竟以一个国民党军人的形象终其一生。在那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有他这样经历的旗人后裔很可能不止他一人，他们的经历、他们的心态，都是我们如今再也捕捉不到的宝贵资料了。
文老说她父亲是“封建军阀牌”的，她恨父亲对外祖母和母亲的无情，却说他肯给子女(尤其还包括女儿)每人交付17块大洋的学费，送他们到当时最新式的孔德学校读书，说明他绝非守旧之人。文老说她父亲是两种性格，正是他的矛盾之处。
可惜的是，文老对她父亲只讲了这样寥寥几句。而我当时竟没有进一步追问。现在追寻原因，可能是我当时太关注“旗人”和“妇女”这两个关键词了，或者说，我只关注了这两个词而未及其余，对于其他诸多相关内容视而不见，结果是丢掉了太多值得记录的东西。
对文老本人的访谈也是如此。过于关注“旗人”使我忽略了她后来的生活遭遇。她后来离开京城，投身革命，在她的讲述中，有些涉及后来的名人、高官，但都是片片断断，不成系统，而对“害了她一生”的国民党特务郭同震，更是语焉不详。我当时的不用心，导致了这篇访谈没有把文老一生的复杂和丰富呈现出来，这是非常可惜的。
总之，生活是多面的，人也是多面的，在口述的现场不能仅仅执着于自己关注的那一个方向，也就是说，不能“一根筋”，这也是我从这个案例中汲取的一个教训。
文老不是京师旗人，她的父母都是清朝覆亡以后从外省驻防旗营流落到京城的，我是将她这样进入京师的旗人家庭，也作为北京旗人群体的一员而收入这部书中的。
文毓秋：名文铭(毓秋是她参加革命前的曾用名)，1921年11月28日生于杭州，2010年8月20日逝世，享年90岁。
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时是北平市立女一中的学生，年15岁。七七事变后，到武汉，参加了位于鄂东黄安七林坪的红军训练班。1938年5月参加八路军的115师到山东，在文工团演过话剧，扮演过曹禺的话剧《雷雨》中的繁漪。解放时随三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从山东到上海，被批准转业，先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后调到华东局宣传部，并在上海艺术学院担任领导工作。最后调到黄浦区文化局任编导，在那里以副局级待遇离休。90岁逝世，葬于上海革命烈士陵园。
文铭女士于1954年与前夫离婚，1995年在京举行纪念“一二·九”运动60周年活动时与吴承明先生登记结婚注156。
1.我父亲
文毓秋(以下简称文)：现在提到家里什么事，我自己觉得很平常，一点儿不难过。我说人总要受点灾难，不然一生白活了。
我是1921年12月生的，阴历是十月二十九。我家是杭州驻防旗人，住的地方就叫旗下，现在叫湖滨，但我父亲从来没跟我讲过一句我们家的事，就给我看过一张照片，是我们家的祖坟地，说我有个姑姑，还有个表哥，但我从来没见过。到底他们在清朝时干什么我不晓得。我从来没问过我父亲是怎么从杭州到保定的。
我爸爸是保定军官学校第七期的注157。原来叫文焕然，那时都讲究有名字有号，他有个号叫文达之，就是“鞑子”，他觉得反正我就是满族，就是“鞑子”。我父亲心里对汉族的恨就是很深。你知道“八月十五杀鞑子”吗？不是要供香供兔儿爷吗，我爸爸就要把香吹灭，让它冒烟，告诉我我们是满族人，他们要杀“鞑子”，我们要如何如何，就是这种满族与汉族对抗的心理。我父亲叫了好久的文达之，九一八事变以后，他不得不投靠蒋介石的中央军校注158，不能再叫文达之了，就改名叫文成章。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尚武堂(苏柏玉摄于2015年)
我父亲一直在外头,不和我们在一起，我就记得他很凶，我从来不愿跟他说话。他最宝贝的是我，但也就是生活上照顾。我为什么恨他？因为我有个弟弟死了，他从东北回来就大发雷霆，觉得是我外婆和我妈妈没照顾好孩子，就把我外婆赶走了，那时我上小学六年级么，我就哭，还得了胃病，所以我最恨我父亲。
我父亲是很聪明的一个人，但他是两种性格。他从保定军校毕业后就跟着张作霖，直奉战争注159的时候他参加了，当参谋什么，在军阀里当个官那简直不得了，那时候条件家里是非常好的。后来他在直奉战争时把耳朵震聋了，不厉害，我还记得他住协和医院治疗，从那以后他不能干武了，就到东北讲武堂注160当了上校教官，正式工资是360块大洋，还不算外快，外快叫出去打野外，那还另外有些收入。张作霖死了以后他就一直跟着张学良。“九一八”以后没办法了，逃难到了山东。我爸爸抽大烟，但“九一八”以后就不吃了。
抗战后我父亲随国民党撤退到了四川铜梁，他与国民党是有矛盾的，1941年我在八路军115师时，萧华当主任，他让我做我父亲的工作，我就写信到铜梁他们的中央军校注161，信倒是回了，是一个讣告，说“此人已于民国三十年病故”。真凄凉啊，我说我现在倒好，一无所有。
尽管我对我父亲很恨，但是我觉得我父亲那种性格可能给我遗传了许多。我是相当倔强，随便怎么整我斗我，死不低头。
5岁时的文毓秋
我父亲跟着张作霖的时候，他带的家里人，我记得名字的大概有这么几个：冯恩善、冯恩祥弟兄俩，都是山东的，忠心得不得了。这冯恩善从我这么小就一直跟着我们，一直到他结婚还跟着我们。我们家的用人是不能进太太的房间的，只有他可以，我们不起来他都可以进我们的房间。我到现在还很怀念他，因为从小他一直带着我。还有一个叫麻代工，就高一级了，是个管事的什么。还有一个叫李之录，我这时八九岁，就有点印象了。还有两个用人，但是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我就知道一个叫猪八戒，一个叫孙某某。
2.我外婆和我舅舅、舅妈
文：我外婆和妈妈叫什么名字我都不知道，就知道外婆姓卢。我外婆是湖北沙市人，那里有个满洲城注162，我曾外祖当过一阵湖北巡抚，他姓傅。我外婆告诉我，说我曾外祖是个很廉洁的人，到晚上巡逻的时候，能在城墙里打着灯笼叫人陪着巡逻，我就记得这个话。我外婆说的是湖北话，我现在的湖北话就是跟外婆学的，还讲得不错。
我外婆是个大家闺秀。我的舅公，就是外婆娘家的弟弟，原来当官那个恩将军的孙子，他们一起在我们家抽大烟，这我还记得很清楚。他们是什么人呢？这个舅公的公公(南方话，指爷爷)在满洲的时候是恩将军注163。据说满洲的时候在那一带有三个半将军，他是不是属于半，我不晓得，这都是我外婆跟我讲的。我外婆还跟我讲，她从小就学针线活儿，15岁嫁到我外公家这儿来，大姑子小姑子一生气呀，她就自己也不敢睡，陪着她们。
辛亥革命的时候，我们家里的前后院、花园都给烧了，我外公外婆他们全家都是逃难逃到保定的，保定有个湖北会馆，另外那里还有我外婆娘家的一个亲戚，对我外婆很好。我父亲那时在保定军校，我父亲母亲是在保定结婚的。他们肯定不是自己认识的，是介绍的。我就生在保定。
我6岁我们家就离开保定了，连外公带外婆都在北京。我外婆当然不裹脚，到学校人家就问了，你外婆的脚怎么那么大？我说，她就是没裹好。因为要是讲了，满族人受歧视得厉害。
我好像特别重感情，我觉得外婆是给我影响最深的一个人。我外婆一直带着我，我睡觉也跟着外婆，外婆给我唱那个湖北的山歌呀。到十来岁了，夜里要是冷了我还把腿伸到外婆的被子里，所以我从小离了外婆一步都不行，现在脑子里也就是外婆。我外婆说的一句话可深了：“我死了，棺材做大一点，把你一起带走。”我跟外婆的感情就那么深。我父亲把我外婆赶出来，当然也离家不很远，她就找个地方住。正是放暑假，我就跟出来，每天和我外婆抻点面条吃，就从那儿我得了胃病。后来她回来了，她走了我们几个孩子怎么活？后来家里就是我外公、外婆、我妈妈和几个孩子。
我外婆非常善良，我觉得她是最好的女人。我真想写写我外婆，她就是再穷，也从来没有跟人家低三下四的，她始终有那么一种自尊。那时我家里也不算富，我爸爸每月寄100块钱，后来不行了，寄60块大洋，还算好的。有拉洋车的穷人请不起接生婆，就是我外婆半夜里起来给他们接生，连一口水也不喝人家的。她信观音，每月初八、十八、二十八都吃素。我小时候调皮，她每天磕头，我就在她背后捣蛋。但是我不是真捣蛋，我觉得我外婆信，我就很信。我有个老战友在景德镇当书记，后来调到省委，问我要什么，我说我什么也不要，你就给我送个观音菩萨来。我不会供，就是摆在家里，我为的是怀念外婆。
我外婆他们家里的人都是很有教养、很善良的人。我外婆就有俩孩子，我也就有一个舅舅。我舅舅也在南京，在国民党那儿，但我舅舅是个最好的人，他在四川当军需，没贪过一分钱，那是很难得的，解放后我从杭州把他接来了，还有我的表妹，我给他安排工作，在煤气公司当会计。没有一个人说他不好的。
我外婆最后是饿死的。那时我家在北京沙滩南侧的新开路注164。抗战以后我父亲就没回来过，家里的经济来源就全断了。我外婆生病，拉肚子，又没有饭吃，家里连被子都没有，就一块板，她就躺到那儿，临死时有邻居好心给她送一碗面，但她已经咽气了。那时家里就剩我一个舅妈带两个孩子，还有我一个弟弟，我舅妈就到各店铺磕头，那时北京兴这个。还有我舅妈的弟弟帮着，要点钱买了口薄棺材。我舅舅要弄个石碑，老板还非说我们没给钱，不给我们那个石碑。我外婆就这么死了，想立个碑还给人骗了。结果解放后我连我外婆埋在哪儿都找不到。
解放后我回家，看到家里就是我舅妈带着几个孩子，炕上就是个席子，连被子都没有。那时我才知道我外婆死了，那几天我跑到派出所还有什么地方，到处说了就哭说了就哭。我说穷人就这样受苦!
我没看我外公做过什么事儿，老爷子，留着胡子，他就在家里那么坐着。我们俩也是从来不说话。我外公也是抗战时候有了病，家里穷得没办法，被人送到天主教堂，据说还没死就给埋了。
我父亲临走时对我们别的没说，就关照说绝对不能跟汉人结婚。不是旗人绝对不找。那时旗人跟旗人，有人串线介绍，一说是满族就成。比如我们到了北京，找个舅妈，还是北京的旗人。
我舅妈纯粹是北京的旗人，那真是很典型了！过去满族人最怕的就是怕被选进宫，因为选进宫等于到牢狱了。我舅妈小时候为了逃避做宫女，就每天躲。她长得不好看，后来也没选上。她27岁结婚，也很晚，那时我10岁，我们家已经到了北京。我舅妈和舅舅，他们见面都要请安。我舅妈有个弟弟，她那个弟媳也是真正的旗人，可漂亮啦，又白又嫩。也是特别讲规矩，见了我这样的小辈，也都是您您的，解放以后见了人还请安呢。后来她得了乳腺癌，她宁可死，也不让医生给她开刀，就说女人，不能把自己的身体给外边看。就封建到这个程度。她那个礼节，那个封建意识！
我后来是参加革命了，要不，假如我现在能找到旗人，我还是找旗人。
3.我妈
文：我的脸和我妈妈的很像，我们家都是大颧骨，满族人啊，尽管我是南方的，家里算南方的那种型儿。现在人家一看就说：“哎呀，现在你老了，这么像你妈妈，神气啊，坐的那样子，都像。”其实小时候我像我爸，老了，人家就觉得我像我妈。
我妈妈什么时候跟我爸爸结婚的我不知道，反正结婚不早了，她比我大27岁，我上边有个姐姐嘛，比我大一岁。我妈妈跟我都没说过什么话，除非是打我。我也没话跟她说。我妈妈大家闺秀，一天到晚就晓得低着头，从来没说拿眼睛瞪着看过人，针线活儿做得可好，文雅。
我妈妈太可怜了，一个接着一个地生孩子，一共生了7个，得不到一点温暖。我从来没看我爸爸跟我妈妈有过什么表示，冷淡得要命。就有一次带妈妈和我们一起，到吉祥包了一个厢，看京戏，我记得的就这一次，反正很少很少。我妈妈那种人，她什么都埋藏在内心里，那种家庭她不可能有什么表示。我父亲太可恶，我很恨我父亲，到现在还恨。
满族人，像我们家，有个规矩，每天上学以前，要跪在床上，外婆和妈妈就问了：今天上学读书要怎么样？我们弟兄几个就要一个一个地说，说要好好读书。回来，跟外婆、跟妈妈都要鞠躬的。习惯了，也没有人强迫，但是呢，这个规矩很严。小学时候有一次，图书馆说发现丢书了，说是我二弟弟拿的。我妈妈回来就用了“文氏家法”，我妈手狠，用那板子打得他皮开肉绽。结果后来查出来不是我弟弟。那种家教都是非常严格的。我从8岁起就学做针线活儿，我第一个孩子生下来，在山东那种情况，给他做带檐儿的帽子，连扣子什么，还都是我自己缝的。
我妈妈很早就死了，可能是1942年、1943年左右，去世时多大岁数我也不知道。她被特务弄到济南，给人做针线活儿，身体不好，肺病。最后被特务弄死了。
我觉得我母亲一辈子太可怜了，有时我也觉得对不起我妈妈，我从来对我妈妈没一点感情。
4.兄弟姐妹
文：我妈妈生了7个孩子，现在活着的除了我就剩一个了。我大姐生下来以后就死了，第二个就是我。5个弟弟，在我小时候就死了俩，一个老三一个老五，活下来的3个，一个大弟弟被我带出来，也到中央军校去了，以后撤退到四川铜梁，就没消息了。另一个死在台湾。前年我老伴的同学从(中国)台湾“清华大学”来，我说你帮我写篇稿，他大概登了一个很小的广告，也不是大报，登说找我弟弟，没回音。我也不想找了，算了。假若我现在要真想找的话，我还有两个亲戚，我只知道他们本人的名字，不知道他们孩子的名字，假如我去台湾，我到“中央军委”去查，他们过去也有档案嘛。反正都死了，我查他干什么?
我最小的一个弟弟后来让我带出来参军，他13岁到部队，念小学，念中学，后来是卫校，一步一步地跟着。后来到了朝鲜前线，在部队当医生，搞放射科。回来以后转业到嘉兴，为什么转到嘉兴呢？因为他是属于浙江军区部队的，7纵注165，就不能到上海，只有嘉兴离我最近。我弟媳当然也是汉人，人很好，当医生的。我弟弟跟我妈妈性格太像了，到现在我要骂他两句，他只好掉眼泪，绝对不敢回嘴。我那侄子对我孝敬得不得了，我那儿子都不行呀！我孩子那一代呀就没有像我们这种姊妹关系了，孙子更不要讲了。
5.学校和老师
文：我5岁时在保定念过私塾，开始是跟我伯伯，他打了我一下，从此我就不去了，我记得我表姐，那时梳个大辫子，跑来请我，请我我也不去。后来没办法，我妈妈只好把我送到所谓的洋学堂，一个女老师带着一个班学生，大小都有，我是最小的。我小时候调皮得不得了，男孩子办的事儿我都能办。人家钓鱼我偷着把竿子撅断了，人家追我就往家跑，那时才四五岁。所以我外婆就说我托生错了。我5个弟弟，都文雅得不得了，就我像男孩。
你别看我父亲是“封建军阀牌”的，他有一个特点：他为什么在东北，让我们在北京呢？他说北京的学府是最好的，他让我上中法合办的孔德学校注166，就是现在的二十七中。我们的学校完全是法国式的，校长是蔡元培。市立中学大概是2块钱学费，我们的学校一个学期要17块大洋。他宁可把他3个孩子送到这儿。
我一年级没考取，因为我不会勹夕冂匚注167，第二年我就考取了。后来我就跳班，因为我别的基础还好。我在学校的样子不像满族人。从一年级的时候，老师对我都很好。所以人家学生都忌妒我。我小时候当然也活泼一点嘛。从二年级我就跳芭蕾了，所以老师喜欢我。那个时候，在北京城，大概跳芭蕾的就是我老师的侄女，她演的洋娃娃。我个儿高，跳也很简单，就是台上从这儿走到那儿去，然后把洋娃娃抱出来，跟着音乐这么走。大概跳舞也没很长时间，以后又唱歌啊什么的。我从小在学校里是比较受宠，家里也很宠，所以养出我这个性格来。
我们小学的老师全部都是北大毕业的。学校很开放，灌输了很多革命的道理，我尤其是对小时候的课文印象深刻。我们四年级老师姓庞，就讲五四运动。我们五年级老师就讲唐诗，讲莎士比亚，讲莫泊桑的小说，讲《西线无战事》呀什么的，我们才五年级呀，这个老师最近才死，被打了多少年的“反动文人反革命”。六年级是钱三强的长兄钱秉雄注168。
我们学校的宗旨就是“自由、平等、博爱”，老师跟学生平等极了。下课时打秋千老师都陪着我们，高小班的主任还跟我一道弹球。我一回家我妈妈就问了，她是很严格的，说你怎么那么多球？我说先生输给我的，我们管老师叫先生。我们对老师都非常尊重。我特别喜欢在学校，那时我家就住在北池子头条，离学校近啊，我带着我两个弟弟总是第一个上学，总是大门还没开，我们3个就等着开门进去。礼拜天我也到学校来。那时候真是黄金时代。
我为什么有这种性格，一是从小学校培养的，二是“一二·九”我参加革命。我为什么参加革命？还是小时候老师的关系。我对共产党是怎么认识的呢，我们五年级陶老师的妹妹在北大读书，她就住在我们学校，长得非常漂亮，人家说她就是共产党，我就想共产党那么漂亮？那我也当共产党，这就是启蒙。后来她被捕了，到延安以后被杀了，很惨，最后平反了。她姊妹几个现在还有，除了我这个老师以外，都是老革命。我这个老师在日本留学，她爱人是日本人，但是人很好，一直在中国，解放以后就把他们打成“特务”“反革命”，等到周总理批下来，说他对中国很好，没做过坏事，他人已经死了。我老师就剩了一个女儿，老太太现在九十多了，是很有文化修养的人。就因为她丈夫和妹妹，就把她整得连里弄的工作都不让她做，我心里特别同情她。还有个先生姓杜，是个非常好的很有名的诗人。硬说他是“反革命”。那时他在怀柔乡下，我也几次去看他。
反正那时候我在学校里，功课还可以。可就是好像老有学生忌妒我似的，后来搞什么新文化运动，提倡男女分校注169，我就趁这个机会调到女一中去了。当时我父亲还不愿意，他好的一面就是开明。一到女一中，正好赶上“一二·九”，我也就没好好读书了。
6.参加“一二·九”以后
文：“一二·九”运动是我一生的转折点，如果还在孔德，我也许不会走上这样一条道路。女一中那时是“一二·九”运动的核心，我们的校长叫孙荪荃注170，是个进步人士，因为她的被捕，女一中才变得非常出名，否则我也不一定会参加游行。
“一二·九”时我是交通员，一天到晚跑来跑去根本不上课。老师从小讲五四运动，讲自由平等博爱，我对这些东西印象很深。而且我那个老师的妹妹不是共产党么，我说共产党那么好，我也找共产党去，所以我那样做很自然。后来我要离开家，我妈不让我走，说你走了以后，你爸爸回来要人，我就没办法了。那我也要走。那时候叫抗战，我要抗战去。我妈非让我到我父亲那儿再走，我只好带着我大弟弟到我父亲那儿。我们俩人和另外好几个人一只船走的，就这样到了南京。
我到南京，我父亲就来找我了。他们国民党正要往九江撤退，巧就巧在他马上就要上船开走。他就带着我和我弟弟，跟他们一道坐船到九江。那是夏天，8月份，九江正好发大水。我就跟他们商量，我不敢说别的，就说我要到南昌读书去，那时候不晓得国家会一下子沦亡。他不让我走，他说你还小，你一个女孩不能出去，那时候是1937年么，我16岁还不到。他说社会黑暗，车船店脚衙，无罪也该杀，你懂什么意思么？就是推车子的、在船上干事的、开店的、衙门里的，都没有好人。他对旧社会认识很深刻。
我父亲用了各种办法。有一次喝酒以后就打我，但是我不怕，反正他也不会打死我。他还逼我结婚，我当然不干。以后我就想逃，但无法逃。后来中央军校准备往南去，开到了武昌，这回我可得了，我们同学会就在武昌，而且还都是我熟悉的人。有一天正好是我过生日，我爸爸去给我买大衣什么的，我一溜烟就逃了出来，什么都没拿。我父亲还真有本事，他居然能通过平津同学会打听到我的去处找到我，把我领到武昌一家不太大的旅馆。我就跟他谈判，我说：“你说过社会黑暗，我要是堕落了，我就不姓文。谢谢你把我抚养大。现在我就算是你朋友的女儿，再见。”最后他送给我一套军装，带马裤的那种军装，我拿了他三分钱，因为到汉口是要渡江的。我就那么走了，参加了“首都平津学生救亡宣传团”注171。
我到湖北黄安后，团里派了两个红军来接我，一个连长，一个战士，帮我挑行李，把我送到七岭坪的红军训练班学习去了。毕业后有的到新四军了，我又被分配回武汉，到了13军服务团汤恩伯这儿注172，实际上这个服务团是归共产党领导的，团长叫赵石注173，原来是清华大学的。
徐州大会战注174我们失败以后，徐州被敌人占领了。占领之前突围，我们团长让我跟他们记者一道先走，我就跟着陆怡注175一道突围，陆怡是《新华日报》非常有名的大记者，后来被划成了右派。那时我们突围才有意思呢，5月18号嘛，敌人探照灯照，我和高紫瑜两人就在麦田里扒拉着，一点一点地匍匐前进，最后从禹城走到郑州。郑州有火车到开封，我就和我们13军服务团会面了。然后我又先走，回到了武汉。
我从走了再没有跟我父亲联系过，可是这次徐州突围以后，实在什么也没有了，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他，他寄给我20块钱。这20块钱一到我手里啊，我记得我们团大家在一道，没有钱就用我这点钱。那时候的人真亲近，现在可不那么近，不那么好了。
到了武汉，我就碰到刘导生注176，他原来也是北大的，后来是北京市委副书记。本来我已经准备到延安了，因为我在红军学习班时的老师是方毅，他原名叫方敬吉，他那时候就在驻武汉办事处么。还有彭康呀、郑维三呀，都是我们红军学习班里的老师，我准备找他们去。结果刘导生说：“到后方去打游击吧。”我第二天就跟着他们走了。我坐火车到洛阳，从洛阳过黄河，跟浦安修的弟弟浦通修注177、现在的电影学院的申申——导演成荫的爱人——一道儿。我和申申当然熟了，她比我大一岁，我们俩太熟悉了，在电话里都吵架。
我先到了河北南宫(位于邢台市)，又去聊城看望了原来北大的朱仲龙、英循等人，在那里碰到了郭同震，就是这个郭同震，他害了我的一生。
郭同震原来和陆平(就是后来的北大校长)他们都在北大的东斋住，他不是北大学生，不知怎么冒个名儿就住在那里，听说他老婆是共产党，死在监狱里了。那时沙滩的公寓住了很多因为参加“一二·九”运动被开除的学生，他们不少人认识我，那时我就在北大对过儿住嘛。我就和他们一道排戏，排《放下你的鞭子》什么的，他当时在张瑞芳的那个北平学生移动剧团，我们就这么认识的。
到南宫碰到郭同震，他说：“小文，你跟我们一道走。”就这样跟他们到了山东临清。到了临清以后，我们觉得这个人不对，反正有点歇斯底里那样的，我们比较要好的几个人就商量，就脱离他了。我就只认识赵寸新——赵麻子，他原来也是北大的，解放后在北京当过文化局局长。我们就到管陶去找赵寸新，他把我们留下了。结果嘿，郭同震一看我们都走了，他居然带着其他那部分人找我们来了，就这样算是一起参加了八路军。
到了八路军115师注178以后，郭同震还当了大队长，到1940年时却找不到他了，都以为他受不了苦自杀了。谁知后来侦察员在费县发现他已经带上黑眼镜当特务了！那时济南有个日本特务机关，就由他负责，叫朝阳公馆，所有抗战时在敌后方被捕的人都关在那里。这样一来，我就倒霉了，因为我跟他最熟嘛。他后来还跑到北京我家里，骗我弟弟说他是跟我在一道的，把我第二个弟弟弄到济南去了，我妈那时正好没饭吃，想有个人能把弟弟带走更好嘛。我这个弟弟1941年还被他派出来找过我，他那年才16岁，我也不知道内情，问他怎么来的，他说打听着找到的，他不敢讲是郭同震派出来的。后来敌人一扫荡，他就跑回去了，跑回去以后呢，郭同震就把他不知怎么弄死了。我母亲后来生活没办法，一个人也到了济南，最后两个人都死在他手里了。这样一来，我不就跟特务有关系了么，从“反胡风”开始，就说我是特务，就整整整，还让我整人，我不会整人。结果就从“反胡风”“反右”“反右倾”到“文化大革命”，永远有我的事儿。
这个郭同震后来跑到台湾去了，1955年咱们的代表团参加亚非万隆会议时不是遭特务暗害，结果飞机(指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吗，策划害人的就有郭同震。
7.我的婚姻
文：后来的事怎么讲呢？在部队里头，跟我一起参军的，比我参加革命晚的，很多人跟首长结婚了。可是我觉得我是来革命的，所以不想这样。那时候的事我也不愿意多讲了。
我的前夫是上海人，搞文艺的，作曲，也是在部队，从延安来的。但我和他完全两种性格。结婚以后我怀孕了，他让我打胎，我说这又不是私生子，为什么要打胎？我不打。生孩子以后，我不跟他一起工作，调到县里去，敌人来了，我背着孩子“跑反”，就是跑到山上去，蛇都在那儿爬呀，还要弄饭吃，还要工作吧，我就写封信给他，那时候部队还可以转信，我说我现在带着孩子有困难，他讲什么：谁让你不嫁给首长呢！八一建军节，我想去看看他，背着孩子走了20多里路呀，他却说：“你来干什么?”我无话可说，背着孩子扭头就走，路上下大雨呀，我就在老百姓家里待了一晚上。他为什么呢，就因为在他这一级干部里头，没一个能结婚的，他是为了讨好人家。他就让人家看：她要跟我结婚，我还不稀罕呢。就这么讨便宜卖乖，就这么一个人。
我不愿意在文工团，就到乡下去，我们经常打游击，孩子都没奶吃，我就这么背着他，得了霍乱，差一点都死掉了。县委书记一定要抬担架把我送回部队去，我说不要送，我死了不要紧，万一抬担架的在青纱帐，就是高粱地里热死了怎么办。以后敌人扫荡、国民党进攻，我把第二个孩子送给老百姓养，就背着我这个大儿子行军，一直到渤海，又是一年多。我又没有马，后来好歹有一匹马没人要，我就要过来了。我这个人胆子大，我第一次骑马时还敢带着陈元，把她放在我前头。
回来以后，当时我们结婚好几年了，都在文工团里头，他是团长嘛。就给我们弄间小屋子，老夫老妻，生俩孩子了嘛，你猜怎么着，他说我住到团部去。就因为那时候，团部的其他干部都没有结婚，结婚的，老婆也不在这儿，他就为了讨好别人。反正各种各样的折磨都有，我都忍受了。
后来他又和另外一个女人好，闹着跟我离婚，当然组织上不同意。这么七搞八搞，结果他们搞出来孩子，打胎了。这么一来，我才实在忍不得，所以到1952年我们就分道扬镳了。其实我挺同情那个女的，因为不能怪她，她也是受害者嘛。她现在也在北京，对我挺好的。
他自己也不好，那时候我们还都是供给制，组织上怀疑他跟资本家有什么问题，还有其他生活上的问题。把他隔离了，后来就开除了党籍。开除了党籍以后我还找他谈话，说我希望你好好的，结果他说：“我要好了还会要你？”后来他又被打成了右派。
我们两人的感情虽然破裂了，但我对我婆婆一直是非常孝敬的，她说过这样的话，她说我知道我儿子不好，你看在我的面子上。她很惦记我，知道我喜欢吃宁波的葱烤鲫鱼和大头菜，就总给我留着。她活着时我们没离婚，是她死后我们才离的。她最后得癌，那时他还关着，临死前都是我看她，给她送钱去，死后也是我买的棺材。我到现在还非常想念她。我们离了以后，棺材也都是我给买好，然后我去弄车子送到坟地埋好。一解放我就把他的侄子安排工作。这孩子入了党，当了人事科科长，可是最后自杀死了，我特别伤心。他们家的人，死的、活的，我都给安排好，他的妹妹、他的外甥女、他的弟弟，都对我非常好。那次他外甥女结婚，不叫他，非要我参加婚礼。他弟弟已经八十了，对我非常好。他跟我离了，可他后来生的孩子还都到我家来，他妹妹也经常到我家来，一直到现在为止，他们心里明白。我觉得我凭良心，对得起他们家里人。
8.后来
文：我从临清到济南，解放以后就调到上海了。因为原来那个人(前夫)到了上海。我先是调到电影厂，后来因原来北大的老同志动员我，我又调到华东局宣传部。在宣传部那一段去做报告，给失业工人讲社会发展史、党史，这也促使我学习了一些马列主义的书籍。以后又调到了人民艺术剧院去搞创作，拍过一个电影，是郑君里导演，赵丹主演的。再以后又调文化局去搞外事工作，当时叫外宾接待委员会，管所有外宾的和我们给外宾的演出。那时工作很辛苦，常常夜里两点钟汇报，每天都睡很少觉，也没有什么享受。但是所有的部门我都接触过，也什么都见过。
我见过那么多人，梅兰芳给我的印象最可贵。举一个例子，那时徐平羽注179是秘书长，就是外宾接待委员会的领导，他叫梅兰芳演《游园惊梦》给外国人看，我说“游园惊梦”词句是很美，但是中国人都不大能看得懂，昆曲太深奥了，一般的人都不怎么知道。但是他非要梅先生来演，演还不说，还得让人家彩排。人家可是世界上最有名的艺术大师呀，我怎么能叫梅先生来彩排呢！那时刚刚解放，人家对共产党是百依百顺呀，一分钱没有，就自己来，跟梅葆玖演了一段《游园惊梦》。给我们俩人看完以后，徐平羽又说不行了，人家梅先生倒是一声不响，他就这么一个名人，一点也不发脾气，那么温和。可是我都无话对答梅先生，虽然不是我的事儿，我就觉得好像我欠了他的，我就老是内疚。后来他演出，我带外宾到后台去看他，他那兰花指就伸出来了：“对不起我还没卸妆。”他是艺术大师，也是全世界唯一的，对不对？可他那么善良、温柔，艺术上要求高，生活上很朴素。他这一辈子，在最困难的时期，抗战时期，他留胡子不唱戏，那他可就一点钱也没有啊，还要养活他那个班子的人。解放以后他捐了一架飞机呀，就是他和常香玉。这样的人现在共产党里有几个？梅先生这个人真是可贵，是中国人的骄傲。我这一辈子能见到梅先生，跟他亲自谈，我就服他，他死了我就大哭。现在人家谁提起梅先生，我都觉得他是最可尊敬、最可敬仰的人，真伟大呀，那个谦虚，太好了。
我说过，“三反”“五反”，以后“反右”都有我的事儿，带着演员下去生活，他们也不敢叫我。那时我就想不通，吃不下饭，我就哭呀，夜里做梦也是哭、叫：“我怎么成右派了，成反革命了？”以后时间长了，慢慢就习惯了，一点也不在乎了，反正你把我打成“反革命”了，什么我也不管了。“文化大革命”时我是“现行反革命”呀，因为我骂过李作鹏。注180我不是说当年李作鹏要跟我好么，他报复我。他们一说是这事我就笑了，我一点不害怕，我说我是骂过你，我说我到现在也没看上你！反正虱多了不痒，债多了不愁。
我为什么回北京来？我这么些年都过来了，我都七十几岁了，何必还要结婚呢？我们是1935年“一二·九”之后认识的，他在清华大学搞学生运动，我是“民先”注181的交通员。对他这个人，我完全是出于崇敬，我没听说过有这样一个男同志，好到这种程度。他对夫人是好的了，他夫人瘫痪二十八九年，都是他侍候的，从他40多岁起，拉屎撒尿、喂饭、洗，都是他。就别说男的，女的也不行啊。我到他家去看过，那时候他夫人手还可以动，她吃饭，半天才吃一点点。最后3年她成了植物人，饭都不会吃了，不会咽了，他就把她抱起来靠在他身上，让她吃一口东西，呼一口气，一天三餐，要是别的人早就死了。男性能那样子善气！注182如果不是这样的人物，我一个人过得多潇洒，这么大年纪，真的。
我觉得我现在很幸福，这个幸福不是什么吃得好、穿得好。你说我图什么？说实话，他现在工资比我低，因为我是离休嘛。可他是很有学问的人，在国内国外也享有荣誉(我这样说不算过分吧？)，如今他已八十有五，仍不断研究学问，待人平和，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凡是认识他的人都非常尊敬他，我的子女对他也都非常尊敬。我不计较钱，我根本不把钱放在眼里。我那么穷也过来了，我也没有苦死，我照样还活着。
我什么罪都受过。我坦白告诉你，生活上苦不算苦，没饭吃也不算苦，精神上不痛苦，物质上苦点，那有什么呢！精神上的折磨是最厉害的！那个人(指前夫)的折磨，我觉得还能忍受，可是从“反右”前后到“文化大革命”，政治上的折磨，我真想不通。可是我说，我是决不后悔，嫁狗随狗，嫁鸡随鸡。我这一辈子这么样，我没有后悔过。我从来没觉得我不该参加革命，我觉得我还是应该这样做的。当然有很多让人沸腾、让人伤心的事儿，有很难过、很气愤的事儿，确实很多，但是这条路就是要这样走的。在整个这条道路上，各种曲折、各种折磨、各种荆棘、各种苦难吧，或者说各种矛盾，各种挫折，我都经过了。我觉得我这一辈子，活得还是很有意义的。不然的话，平平凡凡的一生，有什么意思呢?
我这人嘴巴没封口的，顺口溜，有什么说什么，我看不惯的我就讲。想到了，见到好的熟人，我就会哇哇地说，我也不管。反正我想，我很幼稚，也很单纯，看问题片面，但是我有思想，什么东西我都在想，看到有些事不平，我就哇啦哇啦一顿，小事大事我都敢讲。但是我当然不会乱讲，我现在老了，不会那么傻了，跑到外面去乱讲，也要看对象么。我觉得我们人类就是这样，自古以来任何一个朝代，都有可歌可泣的人，不能说只有共产党才有，奴隶社会就有，封建社会也有，国民党也有好人，一样的。到现在为止，我最崇拜的是康熙皇帝。他的作为，无论精神、文化、版图，那时候版图在世界上是最大的，对吧？他执政的时候，很多东西都很值得学，怎么清朝就一定都是腐败的？所以很多东西，咱们都要历史唯物主义地分析，来看问题。譬如我最恨蒋介石，但他为什么能掌权那么多日子呢？也得分析他的情况。
所有我的老同志、老朋友，现在都对我非常好，他们都说我现在可真是幸福了。我现在心里没有恨，包括对整过我、害过我的人，都没有恨，我就觉得要对人好，对人好了，我自己心情愉快。
所以有人就说，咱们满族人性格上，是不是有那么点彪悍，就像蒙古人那么彪悍，你说呢?
附录 关于郭同震
［访谈者按］文老的口述中有一句话：“就是这个郭同震，他害了我的一生。”当年我为她做访谈时，只知道这个郭同震是国民党特务，却也不甚了然，对于这句话，也不很明白。但当时注意力都集中于文老关于旗人的讲述上，并没有追问下去。事实上，这句话的分量很重，它的背后也肯定隐藏着某些故事，文老没有详细讲，应该有她的隐痛。
郭同震是何许人，我是后来才查到的，根据主要是严平撰写的《消失在历史尘埃中的郭同震》(载《收获》2008年第6期)和《郭同震：一个谜一样的人物》(载《1938：青春与战争同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两篇文章。仅仅从这两篇文章的题目看，就已经够吸引人了。而其中所叙诸事，也基本上可与文老的口述相互印证，包括郭同震在北大的时间、他妻子死于狱中的事实，他后来参加北平学生移动剧团的经过和接触的人员，等等。可证文老叙述的可靠性。但是，文老的叙述，还是给我留下了一连串的问号。
首先，北平移动剧团有那么多人，但在他的特务身份公开之后，为什么只有文老受他牵连最甚？甚至到解放以后的历次运动，都会将他提出来？文老与这个郭同震，曾经究竟是什么关系？文老的母亲和弟弟怎么都会跟着郭同震到了山东？后来又怎么死在了郭同震之手？
这些，当然不是一句“因为我跟他最熟嘛”所能解释的。而如今，问号也已经是永远的问号。
这里从严平所撰关于郭同震的文章中截取一部分，不仅因为这毕竟是与文老人生有密切关系的一个人，还因为这是我们理解那个特定时代的一个具体生动的事例。
郭同震出身于地主家庭，6岁时开始看《水浒传》，听人讲《三国演义》，10岁时跟着外祖母学吸鸦片，12岁又学抽烟管，14岁娶妻。少年狂傲的他，对那种英雄豪杰出生入死的冒险人生羡慕得不得了，不甘心过凡夫俗子的日子。
他念过3个初中都没有毕业，不是被迫转学，就是被开除。然而，他在中学时就懂得“义结金兰”，成立帮派，俨然像个江湖老大。16岁那年，他领着“弟兄们”大闹学潮，一把火烧毁了位于校园内的国民党办公室，被学校开除，没想到其旺盛的活动力反而备受国民党市党部看重，将他留在山西省党工会整理委员会当了干事，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国民党。
他也接触共产党，对共产主义理论一度大感兴趣，广泛阅读。不满政局混乱的他，还曾经野心勃勃找了一群朋友，准备在该地替共产党建立武装基地。实施这一计划需要钱，他决定去抢劫，结果行动失败，只好仓皇逃往北平，去找在北平女子文理学院读书的女朋友吴春莲。他们结了婚，在北平过了一阵清苦的日子。其间，他考上中央政治学校，没有毕业的妻子却因为参加共青团担任重要干部被捕，没有多久死在监狱中。
1931年，吴春莲被捕后郭同震也被捕了，吴春莲死在监狱里，他却活着出来。对吴春莲的死，郭同震一直有着很深的记忆，当年，他曾经对张昕说，妻子是冬天病死在监狱里的，自己从监狱里出来却是夏天了，为了表示抗议和思念他就穿着棉袍为妻子送葬，为了纪念妻子他还把自己的名字改叫“吴郭同震”。几十年后，在海峡的那一头，他也曾多次回忆起妻子的死对他的刺激，还说，当时他曾经多方设法，找共产党的关系要他们想法救人，但他们的反应都很无奈。郭同震后来又结过两次婚，据说都不幸福。
他入狱又出狱，心情沮丧地回到山西省党工会整理委员会，在每月50元薪水的诱惑下做了中统的通信员，没干多久又因为讨厌陈立夫离开了。这一次，他凭着一个假文凭考上了北京大学，在北京大学心理系主任陈雪屏的介绍下初次与戴笠见面，加入了军统(一材料说是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又一材料说是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就在学生中间干些收集小情报的差事，戴笠每月派一个人来与他联络，但当时的北平并没有发生足以让他“一显身手的机会”。
那是一个大的动荡的年代，一个年轻人是可以有多种选择的。自认为特立独行的郭同震就这样开始了在社会这个大舞台上的闯荡，他像是一条变色龙，为着自己的生存，在时代的大潮中扮演着种种不同的角色。像是一条游弋在不同海域中的鱼，每时每刻都在找寻着更大的诱饵，每时每刻都在充满渴望地发掘着能够让他真正发挥能量的机会，只要一抓住这个机会，他便会立即投入进去尽情地施展自己的能力。
北平学生移动剧团是抗战时期唯一一支以北平大学生命名的剧团。团员有荣高棠、杨易辰、陈荒煤、姚时晓、郭同震、方深、程光烈、王拓、张楠、张瑞芳、张昕、庄碧华、胡述文、管平。后来，其中不少人成为文艺界、党政界的名人、高官。在历时一年多的旅程中，他们跨越北京、天津、山东、河北等地，长达两万多里，举行了上百场演出，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打鬼子去》《反正》《林中口哨》《花子拾炸弹》等十几个剧目，积极宣传抗日。
1937年夏天，年轻的郭同震由郝龙领着出现在同伴们面前，从此开始了一个充满谜团的故事。
当时的郭同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张楠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篇文章中回忆，移动剧团组建的时候，北平地下党市委书记黄敬就曾经告诉过她：
你们队伍里的郭同震是叛徒，他有血债，对他要警惕，必要时甩掉他。
一个有血债的叛徒和一伙进步青年在一起，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相处不错，这在今天看来似乎有点难以想象。对此，张昕说：张楠记忆有误。说“有血债”可能是把后来的记忆提前了。她清楚地记得，当年张楠为了要自己配合工作曾悄悄告诉说，郭可能是叛徒，但并没有提到有血债。程光烈支持了张昕的观点，说当时知道郭可能是叛徒，并没有说有血债，并认为，如果当时郭有血债对他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态度了。遗憾的是，荣高棠这个当年剧团里党的核心人物对此索性没有任何印象。
80年代中期，张楠在一次回忆中曾经说：“杂牌”(即郭同震)在“九一八”前后加入了共产党。这一点，没有材料证实，郭自己也从未承认过，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员，也始终是一个谜。张昕也回忆说：“‘北平学生移动剧团’中的许多人……经常出现在荒煤(陈荒煤)的生活里，但我却从未听他说起过郭同震。似乎他已经被大家遗忘了……对于这支队伍来说，他是另外一种颜色，对于多数人来说他始终是一个谜。”
郭同震似乎是想从移动剧团拉人另组队伍，但没有成功。他独自一人随钟志青过河，招募新人，充实山东省教育厅剧团。新的剧团维持的时间不长，演出也没有什么影响力。后来郭同震索性带了一伙人去打游击，还在林彪的115师当过侦察大队长。共产党还是怀疑他与国民党的关系，曾经把他关起来连续审讯了四天四夜，终因无证据定罪而将他释放。后来，他继续跟着何思源，直到抗战胜利。
以后的事情更是同伴们谁都没有想到的。
1945年，郭同震回到北平重返军统。戴笠再次接见了他，并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任命他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华北工作区特种工作组上校组长。在离开军统多年之后，这个没有文凭、没有经过情报工作专业训练，还参加过共产党活动的郭同震，终于得到了一个“与自己个性最为相称的职务”。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郭同震改名谷正文。
谷正文一直记得，国民党的特务头子——军统局局长戴笠曾经在他的私人日记上写下这么一段话:“郭同震读书甚多,才堪大用。”1946年,戴笠死于空难，仓皇之间，蒋介石命令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凤接任局长，毛人凤在清点戴笠遗物时，发现了这段和谷正文有关的记载，因而对“谷同志”另眼相看。
郭同震在北平解放前夕带领军统组织的人马飞往台湾。早先，军统局已经改名保密局，当时谷正文带着他的干员，硬是从台湾大学的校产把农学院养马场的那块土地给夺了过来，作为保密局在台湾的落脚之地。这件事堪称谷正文为保密局迁台后，做的头一桩大事。
1950年3月，蒋介石在台北宣布复行视事，自行恢复“总统”职务。他意识到失去大陆政权除了军事上的失利，情报战场上的败绩更是关键因素。斯时谷正文的职务是保密局侦防组组长，军阶上校。起先，谷正文除了是保密局上校侦防组组长，也是马祖岛“反共救国军”的副总司令。总司令虚悬，上面没有派人，按照谷正文的说法，总司令虽然空在那儿，其实就是蒋介石本人。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初期，谷正文利用他对共产党北方的组织发展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先后逮捕了台湾地区700多名共产党特工。但说到谷正文生平战绩“最辉煌”的一次，就不得不提到“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失事案。1955年4月，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计划于11日乘坐印度航空公司包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起飞，经印尼首都雅加达前往万隆参加亚非会议。但该机从香港起飞4个多小时后爆炸失事，机上8名中方人员和3名外籍人士全部罹难。所幸周总理临时改变计划，从昆明取道仰光到达雅加达。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克什米尔公主”号案，只是谷正文众多策划执行任务中的典型。从这个个案中，可以展现出谷正文执行任务的决绝冷峻。他还制造过密谋绑架傅作义、筹划刺杀白崇禧、台湾白色恐怖等等许多让现代人感兴趣的大案……那些抹不去的往事说起来让人毛骨悚然。这种性格，即便到他老年时期，也不改本色。2003年，他在接受香港电视台采访时，甚至还用了轻松的口气说：“从世界各国的历史来看，类似这种政治谋杀事件多得不胜枚举，事实上这已不是‘对不对’的问题，而是‘做不做’的问题。”
讲此番话时，谷正文已经是80多岁的老人，这个曾经在岛内有着“活阎王”之称的国民党少将级特务头子，到了晚年却不断地把台湾情报部门的内幕抖搂出来曝光，惹得当局伤透了脑筋。然而，他仍旧是移动剧团的一员，是那段历史的一部分，这是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否认的……正是因为他的屡屡曝光，使郭同震这个尘封于同伴们记忆深处的人，再次浮出水面。
九、我说多困难也过来了 鄂凌英口述
时 间：1998年3月9日
地 点：北京市第一福利院
访谈者：定宜庄
在场者：李宝臣、江桥
[访谈者按]只要对清朝历史略有了解的人就都知道，八旗制度是由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三大部分构成的。在八旗建立初期，凡归附于清的蒙古人、汉人都与满洲人一起，合编于八旗之内，以后蒙、汉人口急剧增长，各种成分的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有的八旗(即后来的满洲八旗)既不能容纳众多人口，也难以协调各人群之间的关系，于是到皇太极统治时期便有增旗之举。天聪八年(1634年)，皇太极将蒙古左、右营析为两旗，这是蒙古独立编旗之始。翌年以察哈尔、内外喀喇沁部相继归附，又将原隶八旗满洲的部分蒙古人丁析出，与旧蒙古两旗和新附人丁重新编组，成立八旗蒙古，从此与八旗满洲、八旗汉军一道，构成了八旗制度的整体。
八旗蒙古虽然也称蒙古，但与清政府以盟旗制度和军府制度加以统治的漠南、漠北、漠西诸部蒙古已不属同一概念。有清一代200余年，他们与八旗满洲共同生活在八旗制度之中，享有同样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无论在生活方式还是思想意识甚至语言上，都已与八旗满洲无甚差异，而与仍然生活在草原与大漠上的外藩蒙古迥然不同了。
但是尽管如此，如今在选择民族成分的时候，绝大多数的八旗蒙古后裔，仍然像鄂女士一样，虽然自谓已经既听不懂蒙语也看不懂蒙文，“只是白应个名儿”，还是报了蒙古族而不是满族或汉族，正如京旗内大多数的八旗汉军旗人如今都已经“回归”到汉族一样。
八旗蒙古这种非满非蒙，或谓既满既蒙的性质，造成满族史、蒙古史研究“两不收”的现象，使这个八旗制度中特殊的而又极为重要的群体，成为迄今为止满族史、蒙古史和八旗制度史研究中难度最大也最为薄弱的内容之一，而清朝史料中有关材料的缺乏，更使这一问题变得令人望而生畏。
从拟定访谈计划之初，我就决定寻找八旗蒙古的后裔，因为他们是八旗制度中不可分割的却又常被人忽视的部分。今天的北京城人口已过千万，但想从茫茫人海中选择一个有着蒙古旗人背景并且适合作为访谈对象的老年妇女，却好像大海捞针。感谢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李宝臣先生为我推荐了鄂女士，并且热心地陪伴我进行了这次访谈。李先生与鄂女士为世交，其本人是汉军旗人后裔，又是精通北京掌故的学者，能够得到他的指点，至为幸事。
鄂女士终生未婚。从天津退休后，住在北京第一福利院。
又及，鄂女士所姓之“鄂”，凡作为姓，读音都为“àｏ”，就像那桐的“那”读“ｎā”、双××的“双”读“ｓｈｕàｎɡ”一样。
1.我娘家
鄂凌英(以下简称鄂)：我1916年出生，今年八十三。我们家有老姓，姓鄂，姓的是地名，内蒙古的鄂纽特，车臣汗注183里头的。个人是指名为姓，我叫什么我就姓什么，所以说一个人一个姓，越来越乱。我父亲他们哥儿四个，就是一人一个姓，我大伯父姓舒，二伯父姓穆，我父亲行三，姓图，还有个叔叔姓崇。后来嫌太乱了，就“冠老姓”注184，就都姓鄂了。曾祖父过去做官，死得早。祖父念书念得有点神经，不做官，总在家待着。
我祖父和祖母的死相隔五十几天，我太太(即祖母)先死的。我太太死了之后没入葬，说的是得等我父亲回来，我父亲没在家，在外头哪儿工作。花儿市有个法华寺注185，就停到那庙里头了，那会儿都有那阴阳先生呀，请的那人说我太太这是犯了重(ｃｈóｎɡ，重叠之意)丧，还真挺准，我太太接三注186那天，我祖父就病，说是穿的鞋不合适，脚磨了泡了。也没躺下，就那么坐着，后来脚就肿了，没多少日子就病死了，挺快的。可能祖父死的第三天，正是我祖母死的第六十天，祖父死了也停在庙里，过了一年办周年，办完周年一块儿出殡。我还记着是民国十四年(1925年)，那会儿我10岁了，一块儿办了两回事。我家坟地就在沙窝门(广渠门)外头。
我父亲他们哥儿四个，我就一个姑姑，是我叔叔的妹妹，最小的，她18岁生病死了。我大伯父叫舒子宽，是名票，自己好戏，天天请教戏的在家里练，什么全唱，也有嗓子，武生、小生、青衣，唱什么全行。把家里房子卖了买行头，我家行头多着呢，后来都卖了。他也有工作，在内务部。那时候上班不像咱们8小时，那会儿上午看不见人，都睡觉，到中午吃饭，吃完饭上班去了，可是晚上就没日子回来了。晚上外边吃饭，吃完饭满世界玩儿去。我大伯母活得长，80多岁死的，她娘家姓张，是肃王府注187管事的，她没有儿女。我大伯父又娶了个姨太太，生了一大堆，我们也不和她来往。
二伯母家干吗的我不知道。我先头那个四婶家也是做官的，姓松，松八舅，松十舅，也挺有名的，是满族。她故去以后，续弦的这个四婶是蒙古旗，鲍家，是成吉思汗之后，是西安还是哪儿的总兵，住羊尾巴胡同，地名都特别注188。我家那时候就不念经啦。非得死人时才念喇嘛经。
我父亲在部队上，在西陵当兵，后来不当兵了就上中东路，铁路注189，一直不在家。
我母亲也是旗人，是蒙古人吧。我母亲家姐儿仨，大姨嫁到陶家，北京的陶家是蒙古族，都是蒙古旗。大姨有个男孩，是齐燕铭注190的表弟。三姨她们家姓胡，是南边人，可能不是旗人。
我还有一个舅舅在交通部，舅母也是旗人，他们家是开洋行的。那会儿得门当户对，蒙古族跟满族(通婚)没关系。旗人跟汉人可做不了亲，汉人嫌我们旗人礼节太多，太拘束，人家不愿意。汉人有汉人的礼节，到这家里他受不了，再说什么都不懂，都合不来，说话也说不到一块。我舅舅早死了，是乱的时候死的，我也忘了是哪次了。我这80多年遇上乱的时候好多次啊，一次一次的，好在那时候乱都没多大影响，跟咱老百姓也没什么关系，你乱你的，乱我就不出去。我舅舅他们家住朝阳门老君堂的东口儿，我常去，有时候早有时候晚，晚的时候多，就去看关城门去，一拐弯儿就到大街上，在大街上站着。北京不是有“九门八点一口钟”么，北京就崇文门是钟，别的门都是点注191，到关城门的时候儿，就且凿那个呢，两边儿你听吧，就喊“等会儿等会儿”，你看吧，来回跑噢，又喊又跑的，赶城门快出去，到点儿准关。
我家大排行8个，4个男孩4个女孩，大排行我排三。大姐是二大爷屋的，嫁的人家是叶赫那拉氏，怀塔布是他家的祖爷爷，也是蒙古族，那是西太后的时候了，她公公可能做过总督吧，蒙古八旗，跟外藩蒙古没什么来往注192。
二姐是我亲姐。她家姓齐，整齐的齐，是奉天府尹注193，又叫东边道注194，我这都是听说。他们家就在这儿，谁也没出去，老年间那人谁也不跟着满世界跑，都在家，没事就回家。旗人做官卸了任都得回旗，想在外边待着也不行。我姐姐17岁结婚，18岁她爱人就死了，也没孩子。她又在他们家活了11年，完了她也死了，她死的第二年她婆婆死了，解放后她公公死，都死绝了，一大家子人说没也快，这家整个儿没有了。四妹是叔叔的，她死得晚，1989年她死的。我们都是内蒙古的，跟内蒙古都有联系，都是亲属关系来回做亲那么认识的。
2.我的生活
鄂：那时候不就是大家庭么，那时我也小，粮店到时候给送米送面，我也不知道谁付钱。祖母过日子，早晨不管，一天就吃两顿饭，大锅饭。一屋有一个老妈子，又看孩子又收拾屋子，做饭也是一个老妈子，外边还有扫院子的。
我家里没有店铺，在城外也没有田产，就是有房子，两所大的，我们自己住的一所是大的，大房子有五间北屋，三东三西，南房不够十间也差不多，还单有一个院子，大伯父住的院子，有北房，东边有个大院子，差不多有十间北房。旁边还有一所，那所更大，前边通到后边，那所就租给日本人，进点房租。还有四所小房子，也都是收房租，也不知道够吃饭不够吃饭。
那时候在家上学，家里有老师，我还有个哥哥，就是二伯父的，还有四妹，还有弟弟，四个在家念书。后来一分家就没法上学了，老师也走了。
祖父去世，大家庭就各过各的，谁也不管谁。后来这家就没法过了。得有人拿钱呀，慢慢地也没人拿钱了，我祖父祖母的丧事就差俩月，也花了不少钱哪。干脆卖房吧，就把住房卖了，我们住的大房子卖给慕贞小学注195，那个大院子就当了操场了。
大房卖了，在小房子又住了些日子，小房子又卖了，卖了就分家吧，就在外边租房住。我们解放后才搬到这边来的，这东西厢那时就等于城根儿了，不是便宜吗，正赶上我姨他们也要买房，说一块儿买了吧，他们拿了一部分钱，就买了五间房，那边两间算他们的，这边三间算我们的，房现在还有，我弟弟住着。
我大伯母没生过孩子，从小就喜欢我，由小时候就带着，我一直跟着大伯母，分家以后也就跟她出来了。
我跟着大伯母住东四头条注196，上学也近。伯母一直就一人过，没工作，伯父每月给寄五十块钱来。我在那儿念书，是大伯母给钱，我们娘儿俩再吃饭都够。我说想上贝满注197，那时候家里也有电话，就打电话联系，人家说报名末一天了，我就跑到东四，有个天顺什么顺的照相馆，照了相赶紧报名去，一下子就考上了，就上了贝满中学。那时上学没钱可不行，提搂着口袋交学费去，我记得每次都交三四十块钱，真是大洋钱哪。我还在那儿吃饭，中午就不回来了。那时也不会走，都讲究坐车。我30年代在贝满上了六年，上到高中毕业。
我伯母一直在家，家务事也不少。她不会买东西，买菜什么都得求人买去，不习惯，没买过。你要买回来让她做行，会做饭，大家庭时候也是她炒菜，大铁锅那么老高。过去真有这样的人，她真不会，保姆也不会干活儿，岁数大了，就只能收拾收拾屋子。伯母的老礼儿倒是有，也得分跟谁，跟我就没那些礼儿啦，我怎么着都行。
后来我伯父老了，退休回北京了。伯父不是在东北做北镇县长吗，做了几年。那会儿的老人一人在外头，弄了好些个姨太太也都在外边，可是回来的时候一般都是老人一人回来，那些姨太太在那边就都打发了，该干吗干吗去，到家里也没办法，再说家里也够乱的。可我伯父的那个好像是他内务部的同事吧，湖北人，是他在北京娶完带走的，不是外地的。她生了五个还是几个孩子，他一回来，他这姨太太带着一堆也都来了，我就不跟他们一块儿了，回家去了。我伯母也没办法，就跟他们在一块儿过呗，她还有个妹妹，有时就到妹妹那儿住些日子再回来。她八十多过世，一直跟他们在一块儿。一家子要是一闹这事就好不了，和不了，反正跟姨太太怎么也到不了一块儿，不打架，谁跟谁心里也别扭，面子事。
我父亲不常回来，寄钱不多，我家那时候也够困难。我母亲就供我弟弟一人上学。我弟弟在汇文上学，后来考上航空学校了，上高一时走的。中国支援缅甸一百架飞机，他开飞机支援人家作战去，结果死在加尔各答了，那是多少年啊都忘了，是抗日战争的时候吧。
我父亲后来退休回来，在家没待多少日子又走了。因为我弟弟军训时的领导跟我父亲是老同学，知道他在家待着呢，就让他上那儿帮忙，当翻译。我父亲不是在哈尔滨、满洲里和俄国人待了不少日子么，他就这么着又上南边去了。他一直跟我弟弟通信，我弟弟死的事他都知道，可那时我父亲和我们连信都不通，他也寄不来钱，这边就我和我母亲在家。
别看老人在家，在家不闲着，一人都好几个孩子，自己家里的活儿还做不了呢。我母亲做活儿可好，我大姐二姐结婚的衣裳都是她自己做，那时衣裳也好做，长旗袍不用上袖子。我母亲没事就纳底子，做鞋，我弟弟的鞋费着呢。上学一个月俩月就一双鞋，自己纳的底子厚着呢。我母亲后来一直在家，1956年故去的。我父亲死得晚，他不是又娶了一个吗，后来弄回来了，她是再嫁的。家里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
我病了一阵子，肺结核，吐血，气胸，没办法就上协和医院的肺疗科，在干面胡同。他们给我打了三年的气，每礼拜一次两次，由这肺里插进管子去，让这气压住肺，别再扩张了，让它慢慢长好。咳，三年。那时候也是没办法，工作工作不了，生活也没来源，那时就是我姐姐她公公还活着呢，有时支援我们一点，支援也不够瞧病的，还得吃饭哪，挺困难的，我说多困难也过来了(笑)。
我在家待了好多年，那时候没法找工作去，也不认识人。我有个街坊是日本人，在日本报馆，我说你给我找个工作吧，家里就我跟我母亲，我们娘儿俩，怎么办呢，他还老封建，说女孩子就跟家待着吧，别出去工作，工作没好处，他就不给找。
解放以后1950年我才出来，在天津找了个工作。也是同学介绍的，要不我们家认识谁呀。我母亲不认字，没工作，伯母也不认字。那时一人去天津，什么也不怕，你不去活不了啊，家里没有生活来源，怎么办呢。解放前亲戚还支援点，说你家没人，解放后就不行了。到那儿人家问我学过什么，我说学过会计，学过打字，他们说银行新成立一个办事处，正好没有打字员，你打字去吧。中文打字，在字盘找字，忙的时候黑间白夜的都连着干，打完了还得印，完了装订好了，明早开会就发下去。我就一直打字。
后来就干后勤这些事，乱七八糟什么全干，最后服务员都没有了，退休就完了，新来的小年轻的谁也不干这个，都在业务上了，就剩了我们两人。我又卖饭票管食堂，在传达室还带收发，那男同志出去采购时，我就在家盯门儿，一直干了这么多年，1977年退休的。
1950年定级的时候给我定得挺高的，等于二十级，七十块，一般人都是六十几块，我也不知为什么。我等于两份家，我在天津，我父亲、母亲在北京，都得寄钱，我就自己留四十，给家寄三十。母亲、父亲有病就得回来，多的时候一年回来七次，来回跑都是我的钱。这么些年也够受，别打算做衣服，就穿那点旧衣服。吃饭都是大问题。
3.我的民族
定：您后来觉得不觉得自己是蒙古族啊?
鄂：嗨，那管什么用啊，你爱什么族什么族，我也不注意这事，到单位也没人问。有一次主任问我，我说我已经汉化了，他说你可不能那么说。
定：您还报着蒙古族？
鄂：就没改，我连蒙字蒙文都不认得，那也得写蒙古族，他说你是蒙古族的人哪，我说我这是白应个名儿，什么也不会。
旗人家的事特多，要教也教不到，常在他们家就看出来了，虽说什么规矩到自己孩子这儿也就都没有了，也就不往心里去了，看着不顺眼说两句就完了。听就听，不听就不听。可是出去就得像个样儿，来人也得像个样儿。后来虽然没有规矩，也不能出圈儿。从小看着长大了，脑子里就有印象，有点拘束，越大的官家里事儿越多，要是当媳妇儿可了不得，一天三遍安，吃饭也得请安，晚上睡觉也得去，满世界请安去，有句话叫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嘛，我家不在一块儿住就好多了，要在一块儿住，拘着这劲儿呀，你就得按着这礼节走。
过去满族人中有表兄妹结婚的，姑做婆婆，姨做婆婆，可是舅母不能做婆婆，舅母做婆婆那叫骨肉还家。注198
附件：鄂凌英所述居住地点与活动区域图
十、父亲母亲让我们读书 蒋亚男、蒋亚娴口述
第一次
时 间：2003年3月20日
地 点：北京市丰台区某居民楼
访谈者：定宜庄
第二次
时 间：2007年1月12日
地 点：首都师范大学宿舍
访谈者：定宜庄、袁熹
[访谈者按]蒋家在清代是大家，祖上是清嘉道时期著名军机大臣蒋攸铦，汉军镶红旗人。作为清代的高官显宦，蒋家有自己错综复杂的婚姻关系网络，我原以为这是属于八旗外官的一个社会圈子，但细察之则不然，因为在这个网络中最重要的一环即阎家注199，被蒋女士说成是满洲颜札氏的，从文献中的相关传记查考，其实却是内务府汉军旗人。所以，这是八旗官僚中的哪一个圈子，这样一个孤证还远远不够，须做进一步考察。
我对这篇口述最感兴味的，是蒋家人对自己民族成分的认同。作为清朝汉军旗人的后代，如今究竟应该算汉族还是满族，这是学界迄今仍存在争论的问题，大多数学者认为他们既已经入旗并在八旗制度内生活了将近300年，多数已经“满化”，是应该算作满族成员的。但从我的实际调查中所见，却远非如此简单。尤其是在北京，当大多数满洲旗人尚且不再承认自己民族成分的时候，汉军旗人仍然自报满族的就更为罕见。蒋家后人就是一例，尽管他们也承认他们的家庭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满化”。总之，从文字中推演出来的道理往往与现实的生活迥异，治史者对此是需要特别警惕的。
做这篇口述，起因纯属偶然。我原计划访问的，是蒋家姐妹中的妹妹蒋亚娴的丈夫郭先生。但交谈中意外发现郭先生的夫人蒋亚娴女士，竟然是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袁熹教授的姨，于是我把兴趣转移到她身上，而当我持书稿请袁熹审阅时，她却认为蒋亚娴女士因为比她的姐姐(也就是袁熹的母亲)蒋亚男整整小6岁，所知之事远不如其姐具体详细，何况蒋亚男女士近年来一直在从事蒋家家谱的整理修订工作，在我的极力要求下，袁熹又为我找了她母亲，补做了这篇口述。
由于这篇口述做于蒋亚娴口述之后，所以有些内容是接着蒋亚娴的话讲述的，也有些因为蒋亚娴已经讲过，所以其姐就未再做重复，我因此而将蒋亚娴讲述的一些内容以仿宋字体插入文中。须提请读者注意的是，这是姐妹俩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场合之下讲的。
这里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老同学兼同行袁熹教授几年来对我这项工作的理解和热心相助。
2015年5月再记：为蒋氏姐妹做口述，是在2003年至2007年。此后蒋亚男的外孙、亦即袁熹之子杨原逐渐长成，2013年从中国人民大学获得史学博士学位并就职于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所，亦有志于口述史，遂在我所做蒋氏姐妹的基础之上，又对其外祖母进行了多次访谈，同时广为搜寻官方与民间史料，以蒋家及相关诸家族的婚姻圈为题做博士后研究，出站报告为《辛亥革命后北京旗人家族变迁——以同一婚姻圈内的四个旗人家族为例》，同时出版口述史专著《诗书继世长——叶赫颜札氏家族口述历史》(北京出版社2014年版)。两书中都有蒋氏祖上和家族各成员的身世、经历内容，材料的丰富已经远超过我最初的这篇访谈，但即便如此，考虑到本篇访谈，其关注的角度、主题与杨原所做口述毕竟不同，所以还是将这篇口述纳入此书，并保留了原来的样子。
又按：蒋亚娴女士已于2008年4月逝世。
1964年蒋氏家庭合影(左一蒋亚男、左三其父蒋丰图、右一蒋亚娴，袁熹提供)
定：您这个蒋家也是挺有历史的。
蒋亚男(以下简称亚男)：原来光知道有个中堂老太爷注200。《天咫偶闻》的作者震钧注201呢，我们也是亲戚，他是我父亲姥姥家的娘家人。正好他书里面有一篇文章啊，写当时八旗人家写的书，发现有我们家中堂老太爷的两本书注202，看了书才了解到，这位老太爷是三朝元老。
定：对呀，蒋攸铦是嘉道时期的名臣哪。
袁熹(以下简称袁)：我们家不是出了一份蒋攸铦自传年谱么，我给你查查。蒋家的祖籍是浙江诸暨，最早应该是蒋贵的下辈就上了东北了，看《明史·蒋贵传》(卷一五五)就知道，也有几代了。后来有一支儿，从东北跟着清朝又入的关。但是先到固安，后来又到满城，蒋攸铦是从满城出来做官的。蒋攸铦就葬在满城了，墓地是在满城。我们家是汉军旗，《清史稿》说属镶红旗，其实不是，后来查蒋攸铦年谱，是镶蓝旗注203。
定：那就是说蒋家原来不是世世代代在北京居住的。
亚男：我们家家谱内名字的排序是“国年攸远，斯启鸿图，龙凤芝选”。攸就是中堂老太爷，蒋攸铦。从攸往下算，鸿是我父亲的上一辈。我父亲是图字辈，叫蒋丰图。这都六辈了，然后龙凤芝选，现在已经有芝字的了，选字的还没有。
那时候老辈人说家里的老事儿都不往脑子里进，等现在想起来了想整理点东西，什么都记不清楚了。原来还有家谱呢，“文化大革命”给烧了，没了。
1.父亲的一生
[访谈者按]对蒋氏姐妹之父蒋丰图的一生，杨原在他的博士后出站报告中有简要叙述，今转录在此：
蒋丰图，号稚云，8岁时父亲去世，先是随母寄养于叔父家，后母子三人回京定居，靠祖母做针线活及亲友帮助维生。13岁小学毕业，因无力升学，在家专攻国文。1930年北平市卫生局招考办事员，录用后负责文稿工作，后升任科员。以后相继在华北物资物价处理委员会、市教育局等政府部门任秘书、股长。1949年后，先后在市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工作。后因身体原因被劝告退职，后来身体好些时就在明清档案馆、北京师范学院做临时工作。
[蒋亚娴(以下简称亚娴)：我祖父行三，二大爷行二，二大爷没孩子就把我父亲过继给他，所以我父亲等于兼祧两家。]
亚男：原来一过年，我父亲还把牌位请出来，还有老人的照片，我父亲的祖父、祖母、父亲、母亲，还有他的二伯父、二伯母都有相片，有牌位。
我父亲留下一包东西，是他写的草稿，我看了，有他写的自传。我父亲说他8岁的时候他父亲就去世了，可是我估计，他是腊月生日，他8岁顶多就是6岁。那时候大概是在山东，山东有我姑姑、我父亲，我姑姑比他大4岁，还有我祖母，这娘儿仨就没生活来源了。
我祖父这一辈儿是7个，我祖父行三，五男二女。我父亲有个四叔，我祖父去世后，就到河南我父亲的四叔家去，他那时候在那边好像是个县长。但是那个婶母特别厉害，吃不饱饭。那时候他家还有用人，听说有用人隔着窗户给塞个馒头什么的，就这样。住的时间不长，后来又回山东，可能我父亲的祖父在山东，这是我估计的啊。他还有个七叔，后来就跟着七叔上徐州，说是11岁，都是虚岁啊，就回北京了。
北京有什么人啊？就是我祖母的娘家在北京。他们是旗人。他们家姐妹多，我们汉军旗也随着旗人的称呼，我就记得小时候管祖母叫太太。九姑太太、二姑太太，这都是祖母的姐妹。有的也不是亲的，叔伯的，但是都走得很近。还有一个十一姑太太，这都是我祖母的亲戚。那时候就是靠亲戚接济，然后做点手工活儿什么的，给人家做点衣服，祖母就靠这个。
定：您祖母家的情况您了解得多吗？
亚男：知道点儿，咱们待会儿再说他们家，先说我们这边的。我父亲在北京上小学上到13岁。后来没有力量上学了，就专攻国文，他的国文好，诗词好，所以一直到老吧，还老是写个诗呀填个词的，做这个。他后来呢，就是头几年吧，没有正式工作，那时候也是军阀混战时期，有个亲戚说在某某部队里边，说你跟我去吧，写个字儿什么的，那不是叫书记么，去混了一个月俩月的，连薪水都挣不来，又回来了。后来卫生局招考职员，有人介绍他当书记去，写字儿，他就考上了，这时候起长期就在卫生局，那时候还叫卫生科。后来在教育局，就这两个局工作。
后来卫生局有一个同事的哥哥，要到香河做县长，想找一个秘书，就把我父亲推荐去了，到那儿就赶上殷汝耕香河事变注204，就把他扣下了。香河事变一共扣了俩人，就是我父亲和他那上司，后来县长跑了——噢，上司没扣，把我父亲扣那儿了。我们家没办法呀，就搬到北新桥方家胡同注205，找了3间小东房，特别小，就搬那儿去了。搬到方家胡同是为什么呢？这都是过去迷信啊，说我父亲这命啊就适合住东房，住别的房都不好。(原先)那时候我们在北新桥西大街住，挺好的那个院儿，我到现在对那个房子有印象。那一大院子吧，就一排北房，挺大的房子，这边有两个小西房做厨房，做下房。这3间北房都有后厦，所以关上门儿，就是前边这一大屋子，后边开开门儿也挺宽敞的，结果没办法。
我父亲被扣了4个月，好不容易回来了。回来了还得找卫生局熟人，找个事儿。就这时候，卫生局挂属的粪便事务所成立。这个粪便事务所在哪儿呢？在西四北报子胡同西口。我们就又在受壁胡同注206找了几间房，搬到受壁胡同去了，一直住到1952年我母亲去世，才从那儿搬走。
[亚娴：我父亲和母亲结婚以后生活也还算可以。到我懂事以后，我记得父亲是在卫生局的粪便事务所任所长，管那些粪霸。那阵儿各种厕所，都由粪霸管，都分好了，谁管哪块儿谁管哪块儿。你别上他那个地区去淘粪，你要上他那儿淘粪去他就能跟你打官司，能打你。我父亲就管他们这些粪霸，不让他们惹事儿，欺负人，另外地方分好了就不能随便再占别的地方。还管卫生，粪便那方面的卫生。
定：怎么不把粪霸取缔了，就由着他们为非作歹？
亚娴：那不行啊，就是为了管他们，才成立这个粪便事务所注207。
定：管得了吗?
亚娴：能管得了，那阵儿人也不像现在，还都服从管理。我父亲不是他们那种旗人，他受过苦，不是那种公子哥儿似的。我父亲很利落，也挺能干的，脑子特清楚，文笔也好，口才也好，为人也比较爽快热情，所以他交的朋友还是不少。]
亚男：我父亲在粪便事务所一直干到1943年。那时候是敌伪时期了，成立了一个华北物资物价特别委员会。市卫生局的一个领导，可能叫侯毓汶，请我父亲过去做秘书，这样就从粪便事务所离职到那儿去了。但是这个(委员会)到年底，12月，就解散了，就又重新改组了。然后我父亲可能还是通过侯毓汶，又到教育局去了，也是搞文稿工作。他不会别的，就是写的文稿特别好，人家都欢迎他。先头好像是在人事组，最后在教育局，濒临解放前夕吧，他做到局长办公室的秘书，还是局秘书我就闹不清楚了。一直到解放以后他还在那儿。
我父亲后来因为身体不好，从教育局又分配到工农干校注208。工农干校是解放以后新成立的，最初就在西单商场北边点儿，就是西单北大街的大街上，再后来这学校搬到白堆子注209这边来了。他就做个总务处的事务员，他不甘心。后来有一个表兄的儿子，是我父亲的表侄，跟我是同辈儿的，是爱新觉罗家的，那个爱新觉罗是我父亲的祖母。他在北师大工作，听说我父亲文笔好，就把他从工农干校介绍到北师大去了，也还是搞文秘，可能是校长办公室秘书这一类的。
[亚娴：解放以后他算国民党的留用人员，就比较坎坷了。我们有一个亲戚，姓金，是个旗人，我们家认识旗人多啊，就说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要一个秘书，推荐我父亲当秘书去，我父亲也不了解解放后的政策，关系怎么转法也不清楚，嘿，人家就走了，也没转关系，到师范大学才知道关系没转，就找姓金的，也没给办成。]
袁：所以我姥爷和启功他们挺熟，他们算的辈儿，启功管我姥爷得叫叔叔。
定：北师大当年有那么一帮子遗老啊。
袁：对。
亚男：我父亲为什么从北师大下来？一个是他身体不好，老生病，左病右病。一个是赶上“反右”，大鸣大放注210。他是为点儿什么事儿啊？我那四祖父跟他住同院儿，就是原来在河南做县长的那个。
定：就是那个婶特别厉害不给饭吃的那个？
亚男：对对。我母亲去世以后我父亲又结婚，就在小水车儿胡同找的三间东房。他老说我还是住东房好，我这命就得住东房，那个院儿挺好的。正好我那四祖父就住三间西房，在一个院儿里头，这老头也是，按说岁数也不小了吧，那时候人都老，我也闹不清他多大岁数，跟我父亲正好住一个院儿，说要写个什么“法治国家”，要立法。
定：那老头他是干什么的他写这个？
亚男：他不是县长吗。再后来做什么我不太清楚……结果我父亲就帮这老头俩人写了这么一个东西，送哪儿去了不知道，可能就为这个，人家彻底不要他了。他不够退休年龄，人家就动员他离职，那时候离职的正式文件好像都还没出来呢，就给他点儿离职费，这后来就回家了。
定：为什么呢？您父亲什么性格呀？
[亚娴：爱说。爱主持正义。看什么不对他都要发表议论，是这么个人儿。稀里糊涂就把我父亲打发回家了，也没退休金。1958年以后，就是我、我姐姐跟我弟弟我们仨人养活我父亲。我父亲一直到1977年才去世，73岁。]
定：那您母亲他们那一支呢？
亚男：我母亲姓关，他们家是旗人，就是北京的。我姥爷原来在西城区警察署，很多旗人后来都做警察了。
我母亲的母亲早去世了，从我认识姥爷家，就是后姥姥。但是后姥姥人特别好。自己没女儿，自己就俩儿子。可是对三个女儿，都不是她的，都挺好的，你看不出来继母样儿。我们去也都亲热着呢。可是对儿媳妇差点儿(笑)，脾气大。大儿媳妇二儿媳妇，因为我也大了，就是我大舅妈二舅妈，看着在家是受气。
定：人家那不是不好，就是规矩大。
亚男：对，该说就说。也不是打人骂人的。我两个姨都没什么文化，上没上过小学我也没问过，我母亲后来跟我父亲结婚这么多年受熏陶，也能看看报纸了。我两个舅舅，那个大舅好像还上的高职吧。
[亚娴：我母亲1952年就死了，脊椎结核。我们旗人管奶奶叫太太，管父亲叫阿玛，到我们这辈儿就改了，管母亲叫娘了。我母亲脾气暴，但心眼好，很热情，很能吃苦，到解放前夕那一段困难，我母亲老有病，40多岁就死了。我父亲1952年就又跟我继母结婚。]
1936年蒋丰图与其姑父(袁熹提供)
2.我自己
[亚娴：我父亲和我母亲结婚的时候，好像我父亲是20岁，我母亲才17岁，我母亲18岁就生我姐姐了。]
亚男：我1925年生人。我是老大，我下边一个弟弟也就五六岁吧，死了，那孩子特别聪明，特别好。我祖母死也跟这个弟弟死有关系，特别心疼，可能是犯了心脏病，就死了。还有一个妹妹四六风注211，也死了，所以蒋亚娴就跟我差6岁。再下头还有两个弟弟。
我们家4个孩子，我母亲不工作，就靠我父亲一人生活，反正就维持着，就是正常情况下月月儿不够花的。所以我们脑子里就没有上大学这弦儿。我父亲供我们4个全是中专毕业。就不错了。
我就因为家里生活困难，初中毕业考上北京市立女子职业学校，就在原来北海后门西边点儿，路北有一大庙，后来解放了，那学校由妇联接管了。我学的是高级商业科。它那初中全是什么刺绣哪缝纫哪，高中就是学商业会计，学统计，学打字，反正都是出来以后能有一技之长，能工作。北京市和平解放，我在市政府工作。公务员，算是和平解放的……
我到1943年就中专毕业了，那年还不到18岁。正好(华北物资物价处理委员会)那儿招统计，我就考统计去了，一考考上了，这么着我和我父亲两个人一个单位，我父亲比我早去几个月，我是暑假以后考上了才去。我在统计科。工作半年(这单位)解散了，我们一同学就给我介绍到日本人的一个公司，去做出纳。那儿的日本人还都讲规矩，但是不管怎么着也觉得受压抑，精神上觉得受压抑。可是家里又等钱用啊，就得在那儿凑合着做吧。那时候北京有一份报纸，叫《华北新报》，那儿招考，我就考去了。在哪儿呀？在石驸马大街西口。就在石驸马大街路南的一个中学里边设考场，好多人报考呢，好多人哩。结果一考就考上了。我们这儿的会计室考上了三个，都是我们这岁数的。我到那儿就做出纳。大概有一年吧，可能整一年，就1945年了，日本一投降，就都完蛋了，国民党就来接收了，《华北新报》就改为《华北日报》，从石驸马大街就搬到王府井去了，就是《人民日报》旧址。
我在《华北日报》还是做出纳，干到1947年还是1948年我不记得了。因为离家远，(单位在)王府井，我住西四，我母亲身体不好。我父亲在教育局么，他就托人，北平市政府又成立一个新单位，叫作北京市民食调配委员会，它也需要统计人员，我父亲知道了就托人给我说，我就到这儿去了。到这儿以后1949年1月就解放了。
定：北京围城那时候你们是什么状态啊？
年轻时的蒋亚男(袁熹提供)
亚男：那时候打炮了也有点儿害怕，但实际上心里头对这解放还是希望的。因为你像我们小时候军阀混战时期，那都不懂事。等我上学以后，我上五年级还是六年级的时候儿七七事变，那我都有印象。我们住在受壁胡同一个里院，外院单有房，我跟我父亲早起来就听打炮了，怎么回事儿呀不知道，就站在院里就听，敢情那就是七七事变。我上中学整个儿是敌伪时期，敌伪时期以后跟着国民党又回来了，国民党那些个当官的没一个好的，那真是北京生活一天不如一天，所以就盼着解放，谁也不知道解放后什么样儿，但是也觉得换一个朝代，可能会好一点儿。
3.日军侵华时期北京人的生活
定：日本侵占北京的时期，北京的生活是不是有个突然的下降？
亚男：说实在的，像咱们后来听说的外地，尤其是农村，日本到那儿去横行霸道的，北京说实在没有太多的事儿，它不管怎么说是一个古城啊。虽然七七事变那时候打，进城以后它先组织一批汉奸维持秩序，北京的秩序没有太乱。生活是越来越不好，那都是到1942年、1943年，北京连粮食都没有，有的人家真没办法啊，就吃混合面，都团不到一块儿。粮店门口都多少人堆着呀买这点儿混合面的，那我都亲眼见的，我们受壁胡同出口就是西四北大街，往北不远有一个挺大门脸的一个粮店，哎哟那人山人海的，就为抢那点儿混合面吃，真没吃的。那时候日子真难过。
定：那段时间不是太长是吧？
亚男：不长。我们那时候也是，都是吃多少现买多少去，就平常粮食没有说像现在似的买一袋回来的，没有。一出口儿有一个小油盐店，拿个瓶，买麻酱、买油，都一点儿一点儿买，然后没钱还跟人家那儿赊账，等我父亲发薪再还给他，就这样。这就是敌伪时期，生活有一阵子是特别难过。
定：日本人跟老百姓有特别尖锐的冲突吗？
亚男：冲突也有。不过我们就是钱不够花，生活困难，没受到骚扰。反正中国人也恨他们，恨，最恨朝鲜人，他们在这儿开白面房，开小押儿。我们家也是，没钱了，拿家里东西出口到当铺去当去，当完了拿着当票到小押儿再押钱。发了工资先去取小押儿里边的票。
定：小押儿是什么？
亚男：小押儿，那都是他们干的。比如说你拿一件衣服，到当铺当去了，你这衣服值三十四十呢，它就给你当10块钱。这10块钱我家6口人呢，哪儿够吃几天的呀。你就拿着它这当票，到小押儿再去当，它又给你5块钱比如说，这你不就有15块钱，就能过几天了吗。当铺比如说给你留一年，它这儿就俩月。你发了薪赶快把这当票取回来，那个当铺能留一年呢，等你穿的时候再取就行了。
定：那它是从中赚什么呢？
亚男：它赚钱哪，你拿了当票到它那儿，它给你5块钱比如说，你要是不取，它拿10块钱(到当铺)取这衣服它能卖好几十。我押你这票，你还得出利息，一个月俩月必须得取走。
定：那你要是最后有钱赎回来它不是就没赚儿了吗？
亚男：它给您5块钱您不是拿5块钱就能赎回来，得拿6块钱赎啊，还有利息呢。
4.亲戚之一：嫁给张(那桐)家的姑姑
亚男：张寿椿注212是我亲姑姑的女儿啊。我父亲是1905年(出生)的，我姑姑比我父亲大五六岁吧。她嫁张家已经是民国以后了。
定：您的亲姑姑怎么会嫁到那家去了？
亚男：九姑太太的丈夫给介绍的。(对袁熹)：你姑姥姥(指蒋亚男的姑姑、张寿椿之母)特漂亮。
袁：我那个姑姥姥嫁给张家可能还是经济条件的问题，是吧。一般都是与门当户对做官的。
[亚娴：我们家和旗人的关系特别密切。我姑姑嫁给的也是旗人，那是大家，内务府的，那家。我父亲说过，我姑爷(即姑夫)的父亲那会儿管清朝的绸缎的什么库，是吧？我姑姑就嫁到他们家去了，但是是续弦，为什么续弦呢，我太太当时考虑就这么一个女儿，养得又挺娇的，想找一个能知道疼她的，家里生活条件好点儿的，就嫁给我这个姑爷。
定：那她应该比您姑爷小不少？
亚娴：也不太少，我太太舍不得嫁，所以她出嫁时候年龄大了。我姑爷的前妻就留下一个儿子，就是我那大哥啊，也跟我姑爷似的，对我姑姑好着呢，跟亲儿子一样(大笑)。我姑爷那人人好，心眼儿也好。我姑姑挺厉害也挺娇气的，我姑爷整天侍候她，我都觉得可笑，我姑姑说句什么，他就“是，是，太太，太太”，逗着呢。我父亲、我姐姐我们都向着我姑爷。
定：她管家吗？
亚娴：管呀，家都是她管。我姑姑也不是娇小姐似的，娇得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也不是，她活儿也做得好，菜也炒得好。打牌、看戏，也会玩，这么个人，也挺能干。我姑爷那时候不干什么，原来干过，也上过班。
我姑姑生了8个孩子，最后就剩俩，10天死了仨，传染病，我姑姑受不了，就到我们家住了一段。我听我母亲说，她一犯病，就打我母亲，一个耳刮子扇过去，把耳环都扇到肉里去，邪劲儿哪。我还有个三哥，也是我姑姑生的，都考到初一了，男五中，也死了，他叫张寿广。]
定：那桐是军机大臣，您那时候听说过这些吗？
亚男：不太清楚。他们不是一直住在金鱼胡同东口吗。我记事的时候他们家那老婆婆还在呢，不是完全瘫了，反正坐个椅子，老坐着。
定：你们那时候知不知道张家那些事？你们觉得他们跟你们是不是一样的家？
亚男：不是。我们两家不一样，他们家是内务府旗人。
定：那时候你们就知道谁是内务府谁是外八旗？
亚男：那时候不知道那个，都不懂。就是这些年才觉得要把这些事说一说，讲一讲，才明白。原来不知道。只知道姑姑家原来是内务府干事的。从我记事跟他们家有往来，一直到现在，确实我们家跟他们家不一样。
定：不一样在哪儿呢？
亚男：要说也说不出来怎么不一样，心里头就觉得不一样。做派不一样，生活方式不一样，说话内容也不一样，像咱们说话吧比较合乎时代，他们不一样。那次张寿椿过生日，请的张寿崇，还有谁我也不认识，有叫三姐的，有叫四嫂的，看着人都长得特漂亮，穿的衣裳也都挺好的，就还是不一样，感觉。他们家爱吃爱玩，享受。我姑姑到他们家也是这个习惯，我跟我姑姑一块儿住过，他们家成天打牌，来好多人吃饭，来了就黑天白夜打麻将玩。不是赌博，就是玩儿，白天也打。我姑姑就是好客，好客就是吃吃玩玩，穷了也是架子塌不下去，他们家就这样。我们家从我父亲那儿，我们家没有麻将牌，从来不玩，反正我没见家里有人打过。我父亲在的时候甭管有事没事吧，他自己也爱看书，也爱写东西。他的朋友来也是诗词啊，书啊。
他们不像咱们那样让孩子念书，怎么辛苦也得让孩子念书，女孩都念书。他们女孩都没上学。内务府人家是世职，外官都是要考的，都得自己去考功名，所以对家庭中的孩子要求就不一样。
[亚娴：我们家哪儿有他们家那么阔啊，差远了。可是他们家跟那家(那桐家)比又差远了。不过他们家那派头还是保持的。到解放前夕我们家生活特困难，我母亲老有病，我们家收入也不多，我姐姐又结婚了，简直就没饭吃。那阵儿我就十五六岁了，我父亲就叫我到我姑姑家去拿面去，他们家开粮店的呀。
我姑姑真没受罪，享了一辈子福。在骑河楼注213的时候有那么一个大院子，后来在府右街买了一套房，有4间房。我十几岁还常到我姑姑家去呢，到那儿吃、玩儿，在那儿住着。]
亚男：他们家几处都是大房子、大院子，几套院子的大房子，我还记得呢。后来逐渐逐渐地卖呗。除了卖，还让人坑。骑河楼(那房子)是什么呢，那是最后没辙了，最不像样儿的一所房子，前头一个门脸儿，卖粮食的，后头就是人家的库房，地皮是一家的，房子是一家的，他们只有房产权，没有地皮权。我那姨夫处理不好事，遇到事就是由我父亲帮忙。
2005年张寿椿(左)与蒋家姐妹合影(袁熹提供)
[亚娴：他们家的收入来源一个是房租，一个是粮店。那阵儿开粮店有一个二掌柜的，你想二掌柜他能不挣你钱吗？后来我姑姑就跟他打官司，打不过就把我爸爸请出来跟他打。我爸爸很讲道理的，而且也会打官司，也知道什么地方有理，什么地方没理，二掌柜挺服我爸爸的，俩人最后成好朋友了。]
定：您爸爸要没两下子也管不了那些粪霸，要是像您姑爷那样早让人给轰了。
亚男：甭管怎么说我父亲有文化，他能处理事。最后那粮店掌柜的跟他们家顶着干，跟我父亲是好朋友。一直到掌柜的都死了，他那儿女有时候还看我父亲来呢。
定：我看20世纪50年代的《满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里面关于北京满族的报告，有这样一句话，“树小房新当不古，住家必是内务府；话大礼多动钱急，此人必是外八旗”注214，可是实际上北京城里有名有钱的大宅门，好像倒是内务府人居多啊。
亚男：内务府就跟现在那管后勤的差不多，能搂啊。不像我父亲，一个瓦片都没有，什么都没有。
5.亲戚之二：蒋家、阎家与方家
亚男：我祖母是阎家的姑奶奶。我们家好多关系都跟阎家有关系。阎家是旗人，颜札氏。后来改成颜色的颜，后来又改成门字儿里头的那个阎，老改。阎家有两位姑娘嫁给了蒋家，四姑太太是嫁给我祖父了，五姑太太嫁给我四爷爷了，等于他们是姐儿俩嫁哥儿俩。五姑太太没生孩子又死了。阎家跟方家是多少辈儿都有往来，方家的姑娘嫁到阎家来。我这个是从方家说起。
定：方家是汉人还是旗人？
亚男：方家是什么我不太清楚。涞水(位于今河北省保定市)方家，涞水当地的大户，要不然怎么能嫁到这边呢。
方家老太太嫁到阎家，生了两个儿子，就是嫡出的，大儿子就是毓贤。知道毓贤吗？山东巡抚毓贤，杀义和团的那个。毓贤的女儿，二姑太太呢，这是嫡出的，就嫁给刘济，刘绶青，《老残游记》注215里头有刘济的事。还有一个庶出的，十一姑太太，这跟我父亲都有往来。
第二个儿子叫毓俊，毓俊是满族诗人，毓俊亲生的有一个儿子一个姑娘，儿子叫景熙，后来又改叫阎文灏，跟我祖母是同辈儿的，这就叫舅舅了，二舅，是跟长子的儿子这么排下来的。我父亲后来投奔的就是他们家。
我父亲这个二舅，第一个夫人唐氏就是震钧的女儿注216，就生了阎陆飞，死了。我父亲跟这个阎陆飞是表兄弟，最好，老上我们家玩儿来。我们都叫他阎大爷。这阎陆飞比我父亲文笔还好，字也写得好，文章比我父亲做得还好。二舅就又娶了一位姓徐，徐家六姑娘。六姑娘生了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嫁给一家子了，姓贺，贺家也有钱，好像也是旗人，阎家的姐儿俩嫁给贺家的哥儿俩了。
毓俊的姑娘呢，就是九姑太太。九姑太太的丈夫姓苏。儿子叫苏翻，跟我父亲是表兄弟。他们家跟我们家也比较近，前年才去世这老头。也是北师大毕业，一直教书。
定：就是说你们蒋家、方家还有阎家，这3家老这么转着圈儿地通婚？
亚男：阎家跟方家也有来回的。方老太太的第十二个女儿，庶出的，不是方老太太自己生的，就嫁回方家了。我们家就娶了一个方家的，我那个四爷爷(的第三个夫人)。
定：从方家嫁到你们家的那些人是不是也有旗人的规矩啊？
亚男：不到我们家的我不太清楚。像我四爷爷的那个，她生了一个女儿就死了，我都没见过。
定：真复杂，真挺费劲地这么听着，太费脑子这个(关于蒋家、方家与阎家的婚姻关系，详见篇后附录)。
6.亲戚之三：四爷爷一家
亚男：这四祖父呢，已经是第三次结婚了。头一位是南方人，姓方，生了一个女儿三个儿子。他们家有钱，孩子都上大学了。
他们家大老爷，就是我大叔叫蒋豫图注217，河南那个豫字，他生在河南开封。(读《家谱》)：“1931年考入燕京大学预科，1934年又考入协和医学院，1939年毕业获协和医学博士学位，1948年去美国霍普金斯大学专攻流行病学。”1949年解放以后他就急着回来了，在那边没学多长，他愿意回来。回来就任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系副教授，1950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他挺有贡献的，我这儿还有一份他去世的时候人家给他写的情况简介，写得很好很好的。
二叔叫蒋晋图，以全额奖学金考入燕京大学，社会学吧，到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他没毕业，他就上延安去了，他就改名叫方正了。三叔叫蒋颐图，他常上我们家来，他就在北师大上学，有时候半夜上我们家来过，我们也不知道他是北京搞地工(地下工作)的，参加革命了，后改名方良。北京解放后在城工部工作。大姑呢，改名叫方堃，解放以后一直在《人民日报》图书馆工作。我那二叔、三叔还有我那姑姑啊，因为他们都参加革命了，他们后来都改姓方了。就我大叔没改。
定：就是说您四爷爷的这几个孩子后来都挺新式的。
亚男：他们家孩子都上了学了，了解世界上的事情，这才知道参加革命。别的家他不上学他知道什么呀。二叔的孩子到现在也都挺棒的，三叔等于没孩子，没结婚。
四爷爷的第二位夫人呢，是阎家的。没生孩子就死了。
然后我们四爷爷又娶了一位，是涞水方家的。这个生了一个姑娘。我管她叫小姑，比我还小点儿。这个夫人日子不多，生了我小姑姑就死了，我也没见过。
7.汉军旗人就是汉族
[定(问亚娴)：你们家是旗人，你们报的汉族还是满族？
亚娴：就报汉族，因为本来不是满族人。
定：你们从来也没觉得自己是满族人？
亚娴：没有，始终没有，因为汉军旗本身就是汉族人。
定：别人也没把你们当旗人看？您父亲呢?
亚娴：没有没有，从来没有。知道自己是汉军旗，也不当旗人看。可是看见旗人习惯也不觉得太奇怪，因为我们也有这些习气。]
定(问亚男、袁)：你们家到后来就都不承认是旗人啦？
亚男、袁：我们都这么说呀，我们就是汉人哪，我们不是正经的旗人嘛。我们不是满人。
定：你们虽然自己是汉军，实际上代代都跟满族通婚，你们家母系都是满族，祖母是满族，母亲也是满族，连您继母都是满族，你们的满族血统已经特别多了。可是您父亲还不觉得自己是满族，就觉得是汉人？
袁：我们都填汉族，我父亲也是汉族。
定：你们家到您父亲那一辈，还有什么旗人的……
亚男：规矩呀？规矩还都是旗人规矩。我母亲家也是旗人哪。我二舅是正经旗人哪，他也不知道老姓姓什么。我们家规矩也跟旗人差不多，也穿瘦鞋注218。你看我这只脚趾已经搭上了，离不开了，这么多年也离不开，瘦，都穿瘦鞋。都是家里做，那时候哪儿兴买鞋穿的呀。
定：我在东北听老人讲过女人穿瘦鞋，不知道男的也是。
亚男：男的也穿瘦鞋。没有说大脚趾头就这么散着的。
袁：我小时候就在这块儿，八里庄小学注219上学，有好多都是旗人，都是穷，没辙，就搬到这块儿来了，都是农民，还一家一家的都是大家族，有姓关的，姓丁的。我有一同学，老穿那白鞋，是什么拐弯的亲戚死了，得给人戴孝，没多少天又一个亲戚死了，亲戚多。
附图：蒋亚男、蒋亚娴姐妹所述居住地点与活动区域图
附录 以阎氏家族为核心的 亲戚关系(2000年4月作注220)
后记
衷心地感谢所有的被访者和为我联络这些被访者的朋友们，我在每篇访谈中都已有所交代，由于人数太多，恕不在此一一列举，敬乞原谅。还有一些朋友，多年来对我这项研究计划，一直以各种方式予以不懈的鼓励与支持，并多次为我提供访谈线索和访谈所需的各种方便，乃至陪同我一道出行，要在这里特别提出的，有郭松义、胡鸿保、姚安、张莉、杨海英、江桥、关纪新、邱源媛、佟鸿举、李南、岑大利、毕奥南、吴丽娱、郭绮纹、印红标、邢克斌、印嘉佑等人，其中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郭松义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胡鸿保教授、当年的首都博物馆副馆长姚安博士、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张莉女士、香港浸会大学阮丹青教授、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所杨原先生、橘玄雅先生等处得益尤多。另外特别要感谢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博士生苏柏玉，苏柏玉同学承担了本书大部分的校对、修订和插图等烦难琐细的工作，并且对本书的题目、编排、文字诸方面，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同时我也感谢她的导师、我的老同学牛润珍对我这项工作的理解和支持。我还要感谢北京出版集团安东、杨良志、吕克农、高立志诸位先生的积极建议、启发和资助，并感谢诸位编辑的辛勤劳动。最后，感谢我的家人多年来为我从事这项计划给予我的理解与支持。
作者谨识
2016年2月
注释
注1需要说明的是，我做的北京人访谈，尤其是深入访谈，并未被全部收入这套《北京口述历史》丛书之中。最近几年，我还与其他人合作有《宣武区消失之前》《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大历史·小人物》等围绕北京城和北京人的口述史专著，已分别由北京出版集团和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外，对常人春、常寿春兄弟的口述访谈，也正在编辑之中。
注2《清世祖实录》卷24，顺治三年(1646年)二月甲申；《八旗通志初集》卷23，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点校本，434页。
注31644年清军入关后，为安置从盛京(今辽宁沈阳)带入关内的大批八旗官兵及其眷属，曾在北京及其周围圈占了大片土地，分配给八旗官兵耕种，这就是清初著名的“圈地”事件，民间将其称为“跑马占地”或“跑马占圈”。清初大规模圈地共进行了3次，历时20多年，这种对农民土地与家园的残暴掠夺，激起了京畿一带汉族农民的强烈反抗。
注4“现”是北京话“丢人现眼”之意。
注5老北京传说当年义和团有法术，手指到哪儿，哪儿就着火。据当时文献记：“(义和团)团员大率四十岁以下，十岁以上，手抱大刀露刃，系以红布或黄布，嬉游街市，其诈人之术，以发火为最长。用刀或枪，向房屋门上指划，又向地上土上指划，群呼曰：‘着’，立即火焰熊熊，盖先时预为布置也。自称发火时，应烧者烧，其余不致连延。”《义和团之真相》，载《庚子拳祸与浙江三忠》(上)秋宗章(《越风》半月刊，第2期，27页)。
注6指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一事。
注7清朝政府为了鼓励八旗妇女在夫死之后守节，提供了一整套从名誉上、经济上的保障，其原则就是由八旗组织承担起寡妇的生活，凡旗内无嗣孀妇，均由清政府发给其夫生前的俸饷之半，予以终身养赡。“乾隆六年(1741年)定，此后无嗣无依的孤身寡妇，给予养育兵钱粮，养赡终身”(见光绪朝《大清会典事例》卷1140，清光绪二十五年刻本，5页)。据祁淑洪所述，她的姥姥没有儿子，所以她所“关”(即领取之意)的俸银、俸米，应当就是这种寡妇钱粮。
注8求，意指想与这家结亲。
注9给，是老北京话，即“嫁”之意，后面诸篇多次出现这个词，都是同义。
注10步营，指京师八旗中的步军营。清代将八旗兵半数集于京师，按照兵种，分为前锋、护军、马甲、步甲，皆独立编营。步军营是京师八旗中唯一由八旗与绿营(主要由汉人组成的军队)联合组成的队伍，由步军统领率领，额兵3万余，承担京师的卫戍、警备、治安工作，也有部分专任缉捕事务。其中八旗步兵按八旗方位分汛防守内城，绿营则分汛防守外城及京郊地区。步甲在八旗中是待遇最低的，八旗前锋、护军、领催每月每人的饷银为4两，每年每人给米48斛。马甲每月每人的饷银为3两，米48斛，步甲却仅为每月每人饷银一两五钱，米24斛。见《清史稿》卷14“兵一”，中华书局点校本1977年版，3861～3864页。
注11黄带子，指清代宗室。按清制，以太祖努尔哈赤之父显祖塔克世的直系子孙为宗室，系黄金色带子为标识，称“黄带子”；塔克世之父觉昌安兄弟六人的子孙则称觉罗，以系红带子为标识，也称“红带子”。
注12鱼雁胡同，位于北京西城区平安里西大街，南北走向，北端东折至西直门南小街。2014年11月已为拆迁改造后新小区，胡同两侧为居民小区。
注13花梨、紫檀的家具事实上比榆木擦漆的更贵重。
注14勺道，北京土语，形容话多而且没有分寸。
注15南河沿，街名，即南河沿大街，是位于北京市东城区西部的一条大街，北起北河沿大街南端，南到东长安街。南河沿的河指御河，又名玉河，是元朝郭守敬开辟的通惠河故道。1949年后，改为涵洞，其上建沥青路，但河沿之名一直未变。
注16捯饬，北京土语，意即打扮、装饰。
注17“豆皮子”一说还真能找到根据，民国年间夏仁虎撰《旧京琐记》：“京语有极刻薄者，如……呼浙绍人曰‘臭豆腐’，讥所嗜也。久则并南人皆呼曰‘豆腐皮’。”(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便是“豆皮子”的由来。
注18扶轮学校，疑是指扶轮社(Rotary)，是世界上第一个志愿者服务组织，成立于1905年2月23日，会聚了各界领袖与专业精英。目前，在全球200多个国家中，扶轮社的数量达34000多个，社员超过120万人。“扶轮”作为 “Rotary”的中文名称，源自《诗经》的“大雅扶轮”的典故——意思为德行学识俱佳的贤德人士，共同努力执行社会公益之事，借以反馈社会。中国第一个扶轮社在1919年成立于上海。北京扶轮社正式成立于1924年。1949年后扶轮社活动停止。
注19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1896—1972)于1925年在北京创办求知学校，招收贫家子女免费入学读书。
注20井儿胡同在西直门内南小街，位于两座城门之间，北到西直门，南到阜成门，都是一里半。出了胡同西口就是城根。井儿胡同东宽西窄，南北走向的鱼雁胡同和椿树胡同把它拦腰截断，形成一个小十字路口，是这一带进出城的必经之地。1964年更名为观景胡同。
注21显摆，北京土语，即自炫、炫耀之意。
注22指祁淑洪的女儿。按其女婿当时的插话：“老太太就不理解她(指其女)为了那身军装和为坐火车这两件事怎么就能一走三年，连面儿都见不着。”
注23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将京城分成不同的占领区，东四以北由日军占领，东四南大街以东由俄军占领，以西由意大利军队占领。皇城东北由德军占领，皇城东部由日军占领，皇城东南由英军占领，崇内大街以西东长安街以南由德军占领。西城由美军、法军、英军、意军占领，外城由英军、美军、德军占领，实行军事统治，所以才有“到谁的地方打谁的旗子才能放过你”之说。而据祁女士说，他们原先的住址是在北池子，即东城区的南起东华门大街、北至五四大街的北池子大街，正处于皇城东部，是由日军占领之处，与其二大爷“打着日本旗子过来了”的说法恰恰相合。
注24光绪帝死于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908年11月14日)，年仅38岁。次日慈禧太后死，年74岁。二人相差不是一个月，而是一天。
注25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承认帝制，并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将1916年定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但袁世凯始终未能正式登基，洪宪这个年号也仅在内部流传，对外仍称民国。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取消帝制，恢复“中华民国”年号，在重大打击下，于6月6日逝世。
注26铁梅为现代京剧《红灯记》里的角色。
注27两把头，清代满族妇女的典型发式，也称“旗头”、“把儿头”或“一字头”。将全部头发绾于颅顶，束起，再分成两缕，缠成两把，在头顶梳成一横长式发髻，贯以扁方，脑后余发梳成燕尾。最初是已婚者发式，后来年纪稍大者即可梳，不再拘于已婚、未婚。
注28引自中国画报社、新世纪之光编辑委员会编《旧中国掠影》，中国画报出版社1993年版，217页。
注29《坐宫》是京剧《四郎探母》中的一折。剧中辽朝的铁镜公主(即杨四郎之妻)是旗装打扮，梳的就是两把头。
注30福字履是旧时老年男人常穿的一种比较讲究的带云头的鞋。
注31男子请安礼：“凡服箭衣者(即缀马蹄袖口之袍)先弹袖放下‘挖杭’(即袖头)，‘先左袖、后右袖’，再将左脚略移前半步，‘左膝前屈’。同时，左手手心向下自然地垂在膝盖上；右足后引屈膝‘至地不及寸’，同时右手下垂，‘上身稍向前俯’，似拾物状。约一呼一吸间‘左脚撤回’恢复立正姿势，施礼完毕。”这种礼俗称“打千儿”。施礼时，一边施礼，一边口称“请安”，比如说：“请阿玛(父亲)安！”“请额娘安！”受礼者除家中尊长外，亲友长辈或还半揖“或执持行礼者之臂”，平辈则同样还礼。
注32卖呆儿，北京土语，即一个人站在街门口。
注33指1924年“北京政变”将溥仪驱逐出宫之事。
注34国门关胡同是北京市宣武门琉璃厂西侧的一条小胡同。位于椿树医院东墙外，近年并入铁厂胡同。
注35前一窝后一块，指不是同一个父母生的。
注361978年至1991年，政府在“拨乱反正”精神主导下，出台了大量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导致全国提出要求“恢复”民族成分的多达数百万人，遗留下来大量问题，引起了广泛的争议。针对这一现象，国家民委和公安部于1989年11月15日联合发出《关于暂停更改民族成分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早在1986年国家民委曾下达过两份文件，即〔1986〕民政字第252号和〔1986〕民政字第37号文，对于民族识别和更改民族成分问题做了政策性规定，但近年来,有些地区没有按照上述两个文件精神执行,个别地区不适当地或大批地更改了民族成分。为此，1990年国家民委又发出《关于中国公民确定民族成分的规定》(民委政)字〔1990〕217号通知，对公民确定民族成分问题做出若干条规定，其中第二条为“个人的民族成分，只能依据父或母的民族成分确定。”第六条：“原来已确定为某一少数民族成分的，不得随意变更为其他民族成分。”第七条：“凡依照本规定申请变更民族成分的，须经本人所在单位人事部门或居住地区的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调查核实，报经县级以上民族工作部门审批后，方可到户籍管理部门办理手续。”李清莲要求更改民族成分之事，应该恰恰赶上这一政策出台时期。
注37这里说旗人有儿子就吃钱粮并不确切。按清制，八旗男子凡成年即为壮丁，再从壮丁中选出甲兵，即“甲丁”或“披甲”，只有挑取了甲兵，才能领取兵饷，即本文中所说的钱粮，得不到披甲机会的称为余丁，也称闲散，就是无职无差的旗下平民。八旗兵饷粗分为银、米两种，根据兵丁不同身份而各有等差。京旗的待遇要高于各省驻防旗人。为领催、前锋月银4两，马甲月银3两，步甲和养育兵为月银1两到2两者不等。岁米46斛，步甲与养育兵减半。清初兵饷堪称充裕，如世宗所说：“古来养兵，无如圣主养育满洲兵丁之重者，不惟每月所得钱粮倍于绿旗兵丁，且一年所得之米亦可养家数口。”从此，旗人视食粮当兵为唯一出路，完全依赖清政府的豢养为生，成为在经济上完全依赖于清政府、受其豢养而丧失独立性的工具。既然当兵挑甲成为唯一职业，所以将训练、作战置于首位，清政府完全以对待士兵的要求来对待八旗披甲，由此产生了对他们的一系列束缚。这是入关之后八旗制度的一项非常深刻的变革，但清政府由此也背上了一个越来越沉重的包袱。
注38子孙匣子，应该是祖宗匣子与子孙绳的统称。祖宗匣子，满语称“渥辄库”(wecheku)，即神主，是祖先神。满族盛行对祖先的崇拜，各个氏族都供奉自己的祖先神：“满族旧规，最重渥辄库……虽度日清减，亦按时跳神，于此一节，从不少减。”(《重订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祭时先将祖宗请出，祖宗形象有的是木主(俗称牌庄)，也有的是摆祖宗匣，或祖宗板(即渥辄库)。满族以西为贵，祖宗匣平时都供在西墙上。在祖宗匣左侧，则供“佛多妈妈”，即子孙妈妈，两壁上悬挂“索子口袋”，内藏五色线，长三丈三尺，即“子孙绳”，求子仪式时用。
注39引自中国画报社、新世纪之光编辑委员会编《旧中国掠影》，中国画报出版社1993年版，213页。
注40供尖儿，供品的顶端部分。僧尼用以馈人，表示祝福。
注41北京东岳庙位于朝阳门外大街北侧，是道教正一道在中国华北地区的第一大丛林。在明清时期，它所祭祀的是掌管人间一切贵贱、生死、祸福的东岳泰山神天齐仁圣大帝，所以在上层和民间具有极强的影响力，历史上虽然数次被毁，但每次都能获得皇室成员的捐助而得以重建。因为东岳大帝掌管了世人的生死祸福，所以前往烧香的人也特别多。相传每年三月二十八日乃东岳大帝的诞辰，于是在三月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东岳庙里都会举行庙会。这一风俗延续了数百年之久，1949年后中断。
注42此说不确。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的确给京城带来巨大灾难，但废除八旗制度并停发北京旗人的兵饷，是在1924年冯玉祥“北京政变”逼溥仪出宫之后。
注43温朴亦称榅桲，果品名，一说为满语。清人富察敦崇在《燕京岁时记·温朴》中有记：“温朴形如樱桃而坚实，以蜜渍之，既酸且甜，颇能下酒。”
注44禄米仓是明、清两朝存储京官俸米的地方。这里说的禄米仓，指的是禄米仓胡同，位于东城区东南部，属建国门街道办事处管辖。今胡同东口北侧有智化寺，建成于明正统九年(1444年)，保存完好，1961年被定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注45救世军于1865年在英国创立，是一个国际性的基督教及慈善机构，旧时北京米市大街、崇文区西兴隆街和西直门内等处都有他们设立的机构。
注46芳嘉园(原称方家园)胡同位于朝阳门南小街里。
注47“目连救母”是一个佛经故事，讲的是佛陀的大弟子目连拯救亡母出地狱的故事。这个故事在中国流传甚广，曾经是无数图画及戏曲的题材。
注48关淑清女士是胡玉明的女儿。关炳铮先生，福州满族，是中国科学院的退休人员，多年前我做满族妇女史，就得到过他热心无私的帮助，还曾亲自陪我到河北农村调查。得知我又做老北京人口述后，他又为我找到胡女士。关先生与胡女士的女儿关淑清是朋友。关先生多年来热心支持我做口述，得知关女士母亲的情况，又是他主动为我联系，并亲自陪同我到世纪城。在此对关炳铮先生和关淑清女士表示由衷的感谢。
注49胡女士这里说祖上是爱新觉罗，并无根据。至于“以名为姓”，是满族取汉名的常见做法。满人本来都有老姓，即氏族之姓，如爱新觉罗氏、瓜尔佳氏、钮祜禄氏等，但一般不放在称呼中，如某人老姓为钮祜禄，名常春，则人们只称他为常春，辛亥革命之后改为姓常名春，即用名字的第一个字为姓，就是“以名为姓”，胡女士的父亲之姓宜，很可能就是他父亲名字的第一个字。
注50按清朝顶戴定制，二品用珊瑚顶，但胡女士这里所说“红顶”，一般都是泛指高官。
注51胡女士生于1913年，当时清朝虽然覆亡，但八旗官兵的俸饷尚未断绝，所说她父亲仍然“关领”银和米，是正确的。
注52“明火”不是指火灾，而是指遭强盗抢劫，即“明火执仗”之“明火”。
注53协和医学堂始创于1906年，校址设在东单北帅府胡同东口外的“文海”楼，附属医院在东单北新开路口内。
注541916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以12.5万美元购得北京东单三条胡同原豫亲王府的全部房地产，开始在此修建北京协和医学院。1917年举行奠基仪式，1921年全部建筑完成，原预算为100万至150万美元，结果共耗资750万美元。
注55这里说的草厂胡同位于北京东城区西北部，东起宝钞胡同，南至鼓楼东大街，北与草厂北巷相通。另外，北京崇文门外还有草厂胡同头条到草厂胡同十条。
注56东长安街的东单至北京站口这段马路中，有一条已经消逝了半个多世纪的胡同，即昔日的西观音寺胡同。1958年，因扩宽东长安街沿线马路，该胡同及两侧房屋拆迁，其遗址变成了今日的东长安街沿线的建国门内大街宽阔的马路及其两侧宽阔的便道。老北京原有两个闹市口，一个在东城，另一个在西城。西城闹市口扩宽后更名闹市口大街，宽大了许多却失去了原来的样子，已是名存实亡。东城闹市口随着开拓东长安街和北京火车站建设，已经消失得“名不存、实无影”了。〖HJ〗
注57即南池子大街的灯笼库胡同。
注58这里指的秦老胡同增家，是清代内务府大臣增崇的宅子，详见拙作《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上)》中对增崇后人察奎垣的口述。
注59胡女士对于那桐家只是听说，所谓“那王爷”当然有误，但也可见那家当时在百姓眼中的煊赫排场。
注60康熙第十三子爱新觉罗·胤祥封怡亲王，是除铁帽子王之外的又一位“世袭罔替”亲王。怡亲王府有新旧两处之分，胡女士这里指的是旧府，位于王府井大街路东。
注61无量大人胡同位于东城区米市大街附近，后称为红星胡同。该胡同6号是梅兰芳的房产，20世纪20年代梅曾在这里接待过瑞典皇室贵宾。
注62拨什库即领催，八旗小官，司文书、粮饷等事。
注63这里说的影匣，就是本书第二篇李清莲口述中提到的祖宗匣子，参见前文。由此亦可知到民国年间，很多京旗人家仍然保留着满族这种祭祖的旧物。
注64引自中国画报社、新世纪之光编辑委员会编《旧中国掠影》，中国画报出版社1993年版，242页。
注65朱家溍，字季黄，祖籍浙江萧山，生长于北京，著名文物专家、戏曲研究专家、清史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朱家溍生于1914年，清史善后委员会成立时年仅10岁，吴女士这里说她父亲比朱家溍大十多岁，当是不差的。朱家溍青年时代已能鉴定书画碑帖。抗日战争胜利后，朱家溍先生到故宫博物院从事鉴定研究和陈列展览工作60年。参与了故宫及国家购买的许多珍贵文物字画的鉴定，还曾主持国家一级文物、故宫太和殿金銮宝座的修复和原状复原工作。并将家藏的700多种珍贵碑帖和古代家具等文物无偿捐献给国家。纪中锐也是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
注66吴志勤：《升平署之沿革》，载《文献论丛》“论述二”，故宫博物院文献馆1936年版，155~176页。
注67火药局胡同位于东城区西部，呈东西走向，西端南折。一共六条，东起火药局六条，南至北河胡同，北与火药局头条、二条、三条、四条、五条相通。因是明代火药局所在而得名。
注68东、西连房分别位于故宫筒子河北岸的北上门两侧，通脊连檐，房间高大。20世纪50年代，北京市规划局、北京市道路工程局展修猪市大街至北长街北口道路时，将大高玄殿前习礼亭及牌楼、故宫北上门和东西连房一并拆除，曾引发学术界的激烈反应。
注69“十月一，烧寒衣”是中国民间颇为盛行的祭奠亡魂的习俗。每到农历十月初一这天晚上，人们要到亡故亲人坟墓上祭奠烧化，意为给亲人送去寒衣和纸钱。旅居外地或到不了亲人坟前者，要在这天晚上在十字路口撒个灰圈，在圈内为自己的家人烧纸。此习俗在20世纪50年代作为“封建迷信”被禁，90年代又有恢复之势，虽然在北京等大城市还不普遍，但在其他一些地区包括中小城市已经比较活跃。如我2003年农历十月初一在陕西省宝鸡市，入夜后就见到处处火光，市中心环岛周遭一圈都是人们烧下的纸灰，蔚为壮观，连与我同去的南昌朋友也惊叹说此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近几年应该是更兴盛了吧。
注70远东宣教会是基督教的一个教派，20世纪30年代开始在北京等处建立远东圣书院，地址在地安门外东皇城根14号，即吴效兰女士的这个表姐去做礼拜之处。20世纪50年代改成厂房，厂房迁走后现为巴国布衣风味酒楼。
注71雪池，指雪池胡同，位于陟山门街中段的北侧，是一条南北走向的胡同，北边高南边低，胡同里有6座冰窖，因而得名雪池。过去是皇家的御用冰窖。储存的冰，主要是夏季供皇宫中消暑降温，食品的防腐、冷藏之用。
注72引自中国画报社、新世纪之光编辑委员会编《旧中国掠影》，中国画报出版社1993年版，108页。
注73陟山门是北海公园的东门。陟是“登高”的意思。门后为白塔山，入门即可登山，故名。陟山门街在清朝宣统时称陟山门大街，民国初年简称陟山门，后又改回宣统时之称。1965年定今名。陟山门街是连接景山西门与北海东门的通道，其南有大高玄殿。
注74这里说的“去台湾”，是指护送大陆精品文物迁往台湾。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平津受到日本侵略军的威胁，北平的文物亟须转移。由故宫博物院组织，于1933年2月至5月分5批将故宫、北平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和国子监的重要文物运往上海。1936年，存上海的文物分5批迁运至南京。1937年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后，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的文物又分3路疏散至后方。最重要的80箱文物，最初存贵阳安顺，后存四川巴县；另有两批文物分存于四川峨眉县与乐山县。1946年，3处文物先集中于重庆，于1947年运回南京。1948年末至1949年初，故宫方面派那志良、吴玉璋(即吴效兰女士的叔叔)、梁廷炜、黄居祥负责将最重要的80箱文物及后拣精品文物以轮船运往台湾省基隆。据那志良《我与故宫五十年》一书记载，吴玉璋先生曾参与文物疏散后方及战后迁回南京的工作，其间担任峨眉办事处职员。1960年到1962年主要研究故宫瓷器，编制卡片，并据此对瓷器进行分类，得到东亚学术研究计划委员会的补助。另曾编辑《孙虔礼书谱》，并任“中国古艺术品赴美展览委员会”展览审议组的审议人员(黄山书社2008年版，186、191、195、205页等)。
注75那志良(1902—1998)，字心如，满族，北京人。1924年加入清室善后委员会工作。解放前夕随一部分故宫古物迁赴台湾，一直供职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他历经了故宫博物院成立、古物南迁、精品文物运台等重要历史事件，一生与故宫及其文物结缘，是故宫历史和故宫文物的重要见证人和守护人。除了张宗尧先生提到的《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一书之外，还有《玉器通释》、《石鼓通考》和《我与故宫五十年》等著作，其中后者由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第36卷第4期起到第38卷第6期止连载的那先生关于故宫的文字结集而成，因其中所述乃那先生从1925年至1974年在两岸故宫工作恰好50年的经历，故名《我与故宫五十年》，黄山书社2008年版。
注76关于梁廷炜、梁匡忠父子与故宫古物南迁的关系，可参见拙著《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上)》梁金生的口述。
注77严家淦在台湾多次连任“副总统”，1975年蒋介石病逝，严家淦继任“总统”，任职3年有余。这里提到严家淦，亦可知其叔吴玉璋在台湾所受重视。
注78倒仓，指的是京剧专业演员在青春期“变声”过程中没有过渡好，嗓子“废”了，再不能唱戏，只能改行从事其他工作如琴师、鼓师或改武行、丑行等。
注79正宫调，传统调高称谓。工尺七调之一。
注80吴效兰女士这里说得不错。兴隆寺全名叫万寿兴隆寺，始建于明代，据说是大太监王振的家庙。此后一直是太监集中居住之所。该庙坐西朝东，南临后宅胡同，北至庆丰司，西靠中南海东墙。内有大殿几重，院落很多。现在犹存，地址为北长街39号。
注81本书中很多访谈，除被访者和我(即访谈者)之外，经常还有别人在场，或是被访者的家人、亲属，或是为我安排这次访谈的中介人，对他们的身份，我会在每篇访谈的注释内作出介绍。在本篇中，张碧君夫妇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张莉女士为我推荐的，张碧君女士曾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工作过一段时间，二人是同事。张莉的父母也是老北京人，对老北京的胡同比我更熟悉，详见后文陈允庄口述中张莉的一些插话。
注82北京大学第二平民学校是1921年由北京大学平民教育研究社社员计划开办，附设于北京大学第三院。借北大三院工字楼教室为教务办公室及阅览室，其教室、教学工具等亦由北大提供。(参考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1912—1937)》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1231～1293页)张德泽先生即于该夜校师范班毕业。又按，关于单士元，参见拙著《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上编)中单嘉筠的口述。
注83张碧君：《回忆我的父亲张德泽》，见《中国档案报》2001年1月13日第3版，并附于张德泽：《清代国家机关考略》(学苑出版社2001年版)书后。
注84系指张德泽：《清代国家机关考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61年版。该书此后曾多次再版，如上述。
注85《游龙戏凤》是京剧传统剧目，又名《梅龙镇》。系生、旦合作传统戏，以余叔岩、梅兰芳、马连良演出最为精彩。著名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和女老生海上冬皇孟小冬曾合演此剧目。说的是朱厚照多次微服巡行民间，在山西大同城郊李家村抢得美女李凤回京，刚至居庸关，又遇上一个绝色美女，就把李凤一人扔下走了。过了一年，李凤在居庸关生下一男孩后，郁闷而死。朱厚照死后无嗣，臣下想起当年李凤的故事，遂到居庸关找到那个男孩回京即位。张先生提到的这段唱词是：“李凤姐：[西皮流水]月儿弯弯照天下，问声军爷你哪里有家？ 正德帝：[西皮流水]凤姐不必细盘查，为军家住在那天底下。李凤姐：(白)一个人不住在天底下，难道你住在天上不成？正德帝：(白)为军的住在那个地方与众不同。李凤姐：(白)怎样不同？ 正德帝：(白)我就住在北京城内，大圈圈里面有个黄圈圈。我就住在那个里面。”
注86沈兼士(1887—1947)名臤，字兼士，以字行。原籍浙江吴兴(今湖州)，生于陕西省汉阴县城。中国语言文字学家、文献档案学家。
注87魏建功(1901—1980)，江苏海安(原如皋)人，中国著名语言、文字学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原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副校长，新华辞书社社长；汉字简化方案主要制订者。魏夫人王碧书女士亦系北京女师大毕业生。
注88黎锦熙(1890—1978)字劭西，号鹏庵，湖南湘潭人。提倡白话文，发起成立国语研究会，推行国语运动。民国七年(1918年)，呈请教育部公布39个注音字母作为汉字六音拼读之用。1920年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教授。此后历任北京大学、中国大学、西北联合大学等校教授。民国十三年(1924年)出版《新著国语文法》，为中国第一部白话语法著作，对中国语法学界影响很大。此后与同人拟订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定北京音为国语标准音，又修订注音字母。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出版《国语运动史纲》，为国语运动史上一部重要的著作。
注89这里指的应该是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纂的《清代外交史料》嘉庆、道光二朝十册，出版时间是1933年，可参见张碧君为其父编的《张德泽论著目录》，载张德泽：《清代国家机关考略》，学苑出版社2001年版，附录二。
注90这段叙述属于张德泽先生的逸事了，老姑姑的记忆准确无误，张家兄妹则因为年轻已不甚了然。由于卧云居士曾经红极一时，这段由张先生子女回忆的故事便尤为有趣。卧云居士(1891—1944)，满洲正黄旗人，毓字辈，改用“玉”字，名玉铭，字静尘，号卧云居士。民国后以赵为姓，名赵静臣。青年时期就读于满洲贵胄法政学堂。当时，北京八旗子弟喜欢学唱八角鼓和皮黄戏。卧云居士最初喜爱八角鼓，后崇尚龚云甫演唱艺术，常到北京票房演唱，他的嗓音极好，清脆甜亮而富于韵味，难得的是他的嗓音带有龚云甫特有的老旦“雌音”(一种近似老年妇女的嗓音)。因其演唱颇似龚云甫，故亦为剧界推重。后拜龚云甫为师，并改为专业演唱。曾与梅兰芳、言菊朋、金仲仁、奚啸伯等人合作演出。20世纪20年代前后与梅兰芳等著名演员合作演出的《四郎探母》是红极一时的剧目。《京剧二百年之历史》一书，记其演唱“嗓音绝佳，为票友老旦之第一人。其嗓音之结实，远过于龚，而无龚之嗓音动听”。与龚云甫不同的是，卧云居士的嗓音以高亮为上，而少龚云甫之宽厚，故其演唱缺少龚云甫苍老周正之特色。1944年秋病故于谢家胡同(北京安定门大街)。
注91李多奎(1898—1974)，著名京剧老旦演员，曾得龚云甫教益。新中国成立后为北京京剧团演员。
注92地安门外的庆和堂，是北城最有名的饭庄子之一。据金受申在《老北京的生活》“庄馆”篇说，庆和堂开业于光绪八年(1882年)，是地安门(当时称后门)四大饭庄之一：“专做内务府司官买卖。有清一代，内务府最阔，内廷一切购置需要，都由内务府各司各库各处承办，经手银钱不可数计……”(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153页)。该饭庄的堂倌都经过特别训练，应对进退各有一手。该馆的拿手菜叫“桂花皮炸”(“炸”读“渣”)，其实就是炸肉皮。
注93会贤堂位于西城区什刹海。由于什刹海是消夏避暑胜地，会贤堂占了地利的关系，所以夏季生意特别兴旺。这个饭庄子的特色，是下酒的冷盘种类特别多，尤其是河鲜儿“什锦冰碗”，是别家饭庄子比不了的。据说会贤堂左近有十亩荷塘，遍种河鲜菱藕，塘水来源跟北府(北京人管醇亲王府叫北府，也就是光绪、宣统的出生地)同一总源，都是京西玉泉山天下第一泉的泉水，引渠注入。因此所产河鲜，细嫩透明，酥脆香甜；比起杭州西湖的莲藕，尤有过之。因为这个饭馆有戏台，所以也常有人选择在这里办堂会。
注94深泽县位于今河北省石家庄市。
注95大高玄殿，或称大高殿，位于北京景山前街，故宫神武门西北，是明清两代皇家道观，供奉玉皇，在此祈晴、雨、雪并举办道场，进山门依次为大高玄门、钟鼓楼、大高玄殿、后殿(九天万法雷坛)，最后为象征天圆地方的两层楼阁，上名乾元阁，下名坤贞宇。大高玄殿坐北朝南，重檐庑殿黄琉璃瓦顶，山门外原有四柱九楼的牌坊3座和九梁十八柱的习礼亭两座，造型奇巧，为最高等级的道教礼仪建筑。始建于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明清又几次重修。按，习礼亭及3座牌楼已于20世纪50年代被拆除，一并拆除的还有故宫北上门等古建筑。
注96南三所在故宫东部，是一组殿宇的总称，乾隆十一年(1746年)在撷芳殿原址兴建3所院落，作为皇子居所。因其位在宁寿宫以南，故又称“南三所”。
注97场面，京剧乐队的总称，又称文武场。其中打击乐器称武场，管弦乐队称文场。
注98李丽华(1924—)，影视明星。原籍河北，1924年出生于上海。1940年进入上海艺华影片公司。因主演《三笑》声名鹊起。一生主演140多部影片，有影坛常青树之称。后定居美国。
注99周曼华(1922—2013)，原籍上海，生于北京。1936年起任明星影片公司演员，活跃于20世纪30年代末期至60年代中期的香港、台湾省及上海的电影女星。
注100胡蝶(1908—1989)，原名胡瑞华，祖籍广东鹤山，民国时期上海和香港的著名电影女演员，也是当时充满传奇色彩的上海女性。
注101陈子田，见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傅振伦《六十年所见所闻》第30页：“故宫博物院成立后，以废清太监陈子田为文献馆顾问。子田擅长昆曲，学剧于名伶谭鑫培，服侍慈禧太后多年”。又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初十是慈禧太后生日，西太后命谭鑫培和陈子田各演戏二出”(载《北京档案史料》1987年第3期，65~66页)。
注102吴素秋(1922—2016)，京剧女演员，青衣、花旦皆工。
注103梁益鸣(1915—1970)，京剧演员，原习武生后改老生，常演马派剧目，有“天桥马连良”之称，1952年与姨表弟张宝华组建“鸣华京剧团”。“文化大革命”时被迫退职，1970年10月18日与世长辞，享年仅54岁。
注104引自《北京旧影》，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187张。
注105神仙会最初是毛泽东于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的一次会议上讲的，是对中国共产党内而言，是通过和风细雨的自由交谈、讨论和辩论来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的一种会议方式。到1960年前后，神仙会的方式被运用到工商界、知识界和各民主党派，并推广到全国。神仙会号称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三自”和“三不”。“三自”即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三不”即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但其结果正如张宗尧先生所说：“神仙会是让随便说，往往说了以后就抓辫子。”
注106关于张德泽先生究竟是否去了五七干校的问题，说法不一。我考虑到这与本书宗旨无干，便没有再去核实。
注107由军队支左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采取的一项特殊措施。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做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不久，毛泽东又赋予军队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等项任务。3月19日，中央军委做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派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
注108宝钞胡同位于安定门西大街南侧。
注109虎妞是著名作家老舍的小说《骆驼祥子》中的人物，其父开车厂，骆驼祥子即从她父亲那里租洋车。
注110汇文中学是美国教会在北京创办的8所教会中学中的一所。这8所学校分别由美国美以美会、公理会、长老会在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创建。分别是汇文中学、慕贞女中、潞河中学、富育女中、育英中学、贝满女中、崇实中学、崇慈女中。
注111这里提到的平民中学与上文所说“北京大学第二平民学校”并不是同一所。这里所说的平民中学，全称为“北平私立平民中学”，由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在1921年9月21日创办，含初中、高中部，免收学杂费并予贫寒学生以生活补助。培养了许多人才，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著名文物专家那志良即为该校1924届初中毕业生。校舍最初在育幼胡同(今西城区教育局附近)，后迁至西四北二条内58号。1952年10月收归国有，更名为“北京市第四十一中学”，变成公立学校。
注112老姑姑对故宫博物院的情况并不知情，吴与那均未担任过故宫的院长。
注113庆和堂，饭庄名，旧时与上述的会贤堂以及聚贤堂、福寿堂、天福堂、惠丰堂、福庆堂、同和堂一道，并称为北京著名的“八大堂”。庆和堂位于什刹海地安门外，以桂花皮炸闻名。
注114华北大学成立于1948年8月24日，以培养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服务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教育等方面的干部为办学宗旨，下设四部两院。从1937年起，历经了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4个主要阶段。
注115拆天安门确实是在1958年，当年9月5日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召开会议，万里传达中央关于筹备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通知，要求在国庆10周年到来之前改建好天安门广场。当时天安门的拆迁速度很快，仅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到1958年10月就基本完成了拆房10129间的拆迁工作。见《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在1958年进行展宽天安门广场、铺设煤气管网和拆除有轨电车线路三项工程向中央的请示报告，1958年6月10日》《关于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大会堂的建设，1958年9月至11月》，均载《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8)》，413、414页、803~807页；并见《当代北京大事记(1949—2003年)》129页。
注116绒线胡同位于西城区东南部，东起旧司法胡同，西至宣武门内大街。民国二年(1913年)开辟和平门和北新华街，将其分成东西两段。德胜门在北京城北，从绒线胡同到德胜门等于从城南一直到城北，距离是很远的。
注117小石作位于陟山门路南，南起景山前街，北止陟山门街，东临大高玄殿，西近北海，与故宫近在咫尺。明代内宫监所属的石作即设于此，清代因取名为石作胡同，后改为大石作胡同与小石作胡同，今已不存。
注118这里说的梨园“富氏三友”即富兰友、富菊友(而非富桂友)和富竹友，并非肃亲王家之人，她们在20世纪40年代时，经常到位于崇文门外北羊市口内的青山居茶社清唱，参见《旧京票房与票友》，并感谢橘玄雅先生为我提供线索，以及苏柏玉对此的查证。
注119廉南湖(1868—1931)，字惠卿，号南湖，又号南湖居士，岫云山人，斋名小万柳堂，帆影楼。江苏无锡人。为我国清末民初书画鉴赏界、出版界的一代大家，也是著名诗人、社会活动家。夫人吴芝瑛(1868—1934)，曾与秋瑾为结盟姐妹，秋瑾遇害后，吴芝瑛与徐自华葬秋瑾于杭州西泠桥畔，芝瑛书自华撰写之墓表，勒文于碑。清朝宗室、宗社党首领良弼1912年被彭家珍炸死之后，廉南湖吴芝瑛夫妇还收养了他的3个女儿。廉南湖于民国三年(1914年)东渡日本，民国六年(1917年)回国，任故宫保管委员，老姑姑所述，当是廉南湖在故宫的这段日子。又，廉南湖在日本时纳侍妾寺井春野，甚相得，这就是老姑姑这里所说的“廉春野”。可知老姑姑这里所言并非妄谈，她的哥哥张国瑞也真的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了。
注120傅振伦在《六十年所见所闻》中提及此事时称：“太监阉割后，买回其阳具，悬之屋梁，死后葬之。有造铜瓷阳具者。若一次阉割不净，必再割二茬、三茬。太监忌言高升(言剩下的睾丸)，又讳言吉(俗呼阳具为鸡)、幸及出入……”(载《北京档案史料》1987年第3期，65页)，可与老姑姑的讲述参照来看，至于对“高升”的解释，老姑姑的似乎更合情理些。傅文也提到大石作等处多居太监一事，但老姑姑的口述更为具体、生动。
注121引自《北京旧影》，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31张。
注122在我为张宗尧先生做访谈时，他的妻子吴效兰女士想到她的表妹陈允庄女士，认为她对北京民俗了解很多，所以把陈女士也请到家里，我就顺便为陈女士也做了访谈。
注123陈宗蕃：《燕都丛考》第一编，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30页。
注124见林志钧：《燕都丛考·序》：“民国十七年国都南迁以后，旧京街名，又经剧变，如定府大街之为定阜大街，地安门内内府库之为纳福胡同，内宫监之为内恭俭胡同，……类皆蹈袭前失，不知何所取义，历史观念之薄弱，亦不学无术有以致之，此非细故也。北京地名凡某库、某司、某监、某局者，如米粮库、惜薪司、司礼监、织染局之类，皆有关史乘，居今日而知数百年前，某时代之有某机关，并知其适在某地，宁非事之至有趣味者。”(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2～3页)
注125见《燕都丛考》：“皇城周十八里有奇，前明悉为禁地，民间不得出入。清时东安、西安、地安三门以内，紫禁城以外，悉为民居列肆之所。”
注126如高巍等：《漫话北京城》一书称：“清末，皇城内允许居民迁往，但多为满族权贵，汉官极少，更无百姓。”(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146页)
注127参见袁熹：《清末民初北京的贫困人口研究》，该文将皇城之内贫困人口比例较高归结为：“居住在这里的绝大部分是满族人，他们失去了衣食来源，不得不沦为贫民”，是对这里居住人口的情况未能深入考察的结果。(载《北京档案史料》2000年第3期，220～221页)
注128朝阳门外，原有鸡市口胡同，成路于清代，此处曾是鸡鸭市场，故名鸡市口。据《宸垣识略》记载：“东城副指挥署在朝阳门外鸡市口。北营外西一守备署在朝阳门外鸡市口头条胡同。”民国初年，寓意吉祥，取其谐音，易名为吉市口，吉市口胡同。鸡市口头条胡同易名为吉市口头条胡同。今吉市口头条、二条、三条、四条、五条、六条、七条、八条，吉市口东巷、中巷、下坡等，都是由当年的鸡市口演变而来的。
注129恭俭胡同位于西城区东部，北起地安门西大街，南至景山后街。恭俭胡同紧邻北海东端，是一条狭长的小巷。明朝时，内宫监署在此，所以被称为内宫监胡同，民国以后，谐音为恭俭胡同。恭俭胡同周围有米粮库胡同、油漆作胡同、大石作胡同等，旧时多有工匠居于此地。上篇张宗尧先生的口述中也提到这条胡同。
注130我就此事询问同仁堂后人乐曙青先生，他说南苑的鹿苑不是乐家的。有关同仁堂乐家之事，参见拙著《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上册)》的乐曙青口述。
注131这里指的是琉璃河镇，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的东南端，东部与北京市大兴区交界，南部与河北省涿州市接壤，是“首都的南大门”。由于20世纪50年代初之前琉璃河地区一直划归河北省，在北京人眼中琉璃河镇人就不是北京人。从这一段陈述中可以看到老北京人对什么是“北京人”所划定的范围。
注132“非典”即“非典型肺炎”的简称，系指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SARS)，是2002年在中国广东顺德首发，并扩散至东南亚乃至全球，直至2003年中期疫情才被逐渐消灭的一次全球性传染病疫潮。2002年11月，广东佛山发现首例“非典”病例，2003年5月间，疫情最为严重的是北京和香港。由于疫情传播之初，中国官方媒体一再讲疫情已得到控制，导致病毒在全球迅速扩散，直到北京解放军301医院的退休医生蒋彦永，向美国《时代》杂志揭露中国的“非典”疫情并得以发表，人们才了解到疫情远比中国官方公布的严重。4月20日北京政府宣布北京的疫情从原先有所隐瞒报告的37例，突然暴增至339例。记者会后几个小时，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和卫生部部长张文康被撤销党内职务，并提名王岐山担任北京市代理市长，高强任卫生部党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兼任卫生部部长。北京多所高校已经宣布停课。4月23日，北京市宣布全市的中小学从24日起停课两周，确保疫情不会在校园扩散。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动用军方力量在北京紧急建设中国人民解放军小汤山“非典”医院。2003年夏季，染病人数日减，病情得以完全控制。到2003年7月5日台湾地区最后一个宣布解除“非典”警报,全球首次“非典”流行宣告结束。2003年11月，广州再次出现零星病例，2004年3月，北京再次发现“非典”疑似病例，但都没有再次演变成疫潮。2003年的“非典”事件，从此成为北京人的难忘记忆。
注133引自《旧中国掠影》，中国画报出版社1993年版，169页。
注134在这里张莉与陈允庄有这样一段对话，虽然因与正文关系不大而附于注下，但这个巧合非常有意思，它说明老北京这些人的圈子实在是太小了。张莉：二层小楼是不是日本时期卖的？陈：对。张莉：卖给我们家了(众惊讶，大笑)。1945年，就是日本投降头一天他们卖的，我爷爷靠买这个楼，一下子就发起来了。就在修自行车的旁边。我们哪儿知道是谁家卖的呀。陈：对，那修自行车也是他们家(指三姑夫家)开的。定(问张莉)：你爷爷是干吗的？张莉：营造厂的呀，我不是说我们家原来就在火药局住。他们哥儿几个全都开营造厂。我听我爸爸说日本投降是1945年的8月25号吧？25号之前他们就给出手了，特别低的价。我四爷，当时他们没分家，我四爷用特别低的价就给买下来了。陈：他们特别穷了就。张莉：然后日本就投降了，日本投降了呢，这物价哄地一下就上去了。我爷爷他们在那儿也没法住，一下转手就给卖了，卖了呢就卖了特别多的钱。用这特别多的钱他们就去弄营造厂，弄这营造厂之后第一个工程就接的协和医院的装修。定：嗬，那又是一大笔钱。张莉：对呀，要不“三反”“五反”的时候我四爷怎么给他定个资本家哪，我爸爸“文革”时党籍怎么给停了呢。都为的这事。
注135这段讲的陈允庄之二姑，就是前面第四篇中的吴效兰之母。可与吴效兰口述中有关其母婚姻与婚后情况的内容参照来看。因这篇口述做于吴效兰口述之前，有些内容可能比吴的更详细些。
注136这里的讲述与文字记录略有出入。北京第一个官办电话局始建于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五日(1904年1月2日)，地点在东单二条胡同大学士翁同龢的住宅旁门内。光绪三十年(1904年)七月电话一分局于前门外打磨厂电报分局后院开通，该局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并入电话南分局。陈女士所说电话南局当即指此。而电话二分局是光绪三十年(1904年)于海淀西苑开通的。
注137水道子位于东城区西部。北起清化街，南至东晓市街，基本呈卧“丁”字形，以原为水道而得名。明朝时此地为一片水洼地，清宣统年间《清北京城图》名南水道子，因在三里河之南。解放前这一带房屋破旧，多为碎砖头筑成，雨后土路泥泞，难以行走。在此居住的多为手工业者和打鼓的。
注138三眼井胡同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景山东街偏北路东，胡同呈东西走向，西自景山东街起，东到嵩祝西巷止。胡同北侧：西与吉安所左巷，东与横栅栏胡同相通，北端可达纳福胡同。胡同南侧：与大学夹道相通，南端可至沙滩后街。
注139“困难时期”指1959年至1961年三年饥荒时期。
注140关于老北京人除夕之夜吃素馅的习俗，有关旧京习俗的书籍也有记述，如民国年间的《旗族旧俗志》称：“除夕之后半夜，家家户户皆忙煞于素馅饺子，旗族家庭以岁首‘吃素’为宜，元旦吃素，谓之可当终年吃素。自除夕夜半与元旦之交，一秒之间，即不准家人动食荤味。元旦吃素类为‘素馅饺子’，其馅虽无肉星，而菜料殊多花样，治馅之手续甚繁，故素馅须先预备……素馅饺子之素馅式样极多，概略之则有‘白菜’、‘胡萝卜’、‘香菜’、‘鲜姜丁’、‘麻花’(但用香油炸成的)、‘冻豆腐丁’、‘芝麻粒’、‘黄花’、‘木耳’、‘炸豆腐’，以上为素馅之原料，或切成丁块，或切成碎末，以白菜为主要原料，盛于盆中，白菜居下，其他样原料按格放列，红绿相映。拌素馅时调剂以香油，饺子皮亦为白面质。素馅且拌且包。”(芙萍：《旗族旧俗志》，载王彬等编《燕京风土录》上卷，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42～43页)可与陈女士所述参照来看。
注141天源，指天源酱园，是北京城的百年老字号，创业于清代同治八年(1869年)，原坐落于西单十字路口东南角。店主请酱菜师傅引进清宫御膳房的技术，前店后厂，自产自销，尤以生产甜面酱和各种甜酱菜闻名，是典型的京城酱菜，做工精细，用料考究，其特点是“甜、鲜、脆、嫩”成品甜咸适度，味道鲜美，很受南方人和外宾的欢迎，所以又有“南菜”之称。天源酱园现隶属于北京六必居食品有限公司(原北京市酱菜公司)。
注142克隆氏病(Crohn)，又名局限性回肠炎、肉芽肿性肠炎等，是一种原因不明的肠道炎症性疾病。
注143李南是我相交多年的朋友。郭女士是李南通过她的朋友，即雷帆女士联系的，并且她们二人陪同我做了这次访谈，特此致谢。
注144佚名：《燕京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125页。
注145明清两朝的确有“督粮道”官员。在清朝，有督运漕粮之责的称督粮道，置于漕运各省，江南二人，山东、河南、江西、浙江、湖南、湖北各一人。与漕运无关无督运之责的则称“粮储道”，归总督或巡抚节制。
注146郭女士1928年生，1岁多到沈阳，所以这里说的“二几年”有误，应该是1930年前后。
注147鲜鱼口在前门外，东起长巷五条北口，西至前门大街，是京城商业最繁华地区。“亿兆百货商店”与鲜鱼口街里的长春堂老药铺、老庆丰饭馆等，都是资本家张子余的买卖。由此亦可推知郭女士家曾经是很有钱的。
注148盒子菜，老北京传统吃食，由熟肉铺或猪肉杠子(猪肉铺)制作出售，将酱好的各种酱肉分别装进有9个格子的食盒内，由店家用带手提梁的笼盒送到家中供食用，吃薄饼时抹些甜面酱夹些大葱丝一起食用。旧时北京有专卖盒子菜的盒子铺，即酱肉铺，店家派人送菜到家。
注149吴金粹，曾经是北京裕生祥电机厂副厂长。
注150“打老虎”是“三反”运动中的流行语。老虎指的是贪污犯，贪一千万元(旧币一万元相当于现在一元)以上为老虎，贪一亿元以上为大老虎。毛泽东相继发布了打老虎的指示。
注151据《当代北京大事记(1949—2003年)》，1955年5月6日，北京试制电冰箱成功。81页。
注152郭女士还为我们播放了当时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采访他们以及在举办金婚活动现场记录的节目。
注153即河北省立北平女子职业学校。
注154该医院现名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正畸中心，位于东城区王府井大街北口锡拉胡同11号。
注155这个绣花社后来发展成为北京市挑补绣花厂。
注156文毓秋老的这份简历，是郭松义教授与叶坦教授根据吴承明老的传记材料摘录提供的，特此致谢。
注157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简称保定军校)是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历史上成立最早、规模最大、学制最正规的军事学府，位处直隶(今河北省)保定城东郊，前身为清朝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陆军速成学堂、陆军军官学堂。1912年至1923年，保定军校共办9期(文老说她父亲是第七期)，毕业生有6300余人，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黄埔军校教官。在北洋政府、国民党及中国共产党阵营都有保定军校毕业学生，尤其是清朝灭亡后国民政府时期内。
注158中央军校，全名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是中国20世纪前半期著名的军事院校，1924年由孙中山在广州黄埔岛创建，故又名“黄埔军校”。1927年年底随北伐成功定都南京的国民政府而迁往南京，抗日战争爆发后迁往成都，1946年复归南京，1949年国民党中央军校迁往台湾高雄凤山，后成为台湾国民党军队的主要军事院校。1924年至1949年国民党统治大陆期间，该校共招生23期，在北伐战争时设有惠州、武汉等地分校，抗日战争后更设有分校10余处。共为国民党军培养了4万余人的军事骨干。
注159北洋政府时期，直系军阀和奉系军阀在中国北方先后于1922年、1924年进行了两次战争，直系先胜后败，奉系则先败后胜。
注160东三省讲武堂设立于1906年，始称奉天讲武堂，1907年改称东三省讲武堂，后又改为东北讲武堂。与云南讲武堂、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和黄埔军校并列为中国四大军官学校。位于沈阳市大东区珠林路25号。是东北地区历史最久，培养干部最多的军事机构。
注1611937年七七事变后，上海失守，南京告急，国民党政府从南京大撤退，黄埔军校校本部奉命西迁成都。大队人马途经芜湖、九江、武汉、长沙、常德，再沿川湘公路向四川铜梁转进，长途跋涉4000多公里，风餐露宿、日晒雨淋，异常艰辛，学生因此而伤病死亡者达60多人。西迁途中，曾设校在铜梁，在铜梁毕业的五批黄埔学员共达6594人。本篇访谈中，文老提到她弟弟就是跟着中央军校迁往铜梁之后再无消息的。
注162这里所说的满洲城指的是荆州八旗驻防城。荆州即今湖北江陵，地当楚中，自古以来就是有名的军事重镇。康熙朝平定吴三桂叛乱之后，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正式建立驻防，4000名额兵由京师、西安、江宁(今南京)等处调拨，均为八旗满洲、八旗蒙古而无汉军。从此荆州与江宁、西安一道，成为清代中南、东南和西北三大最重要的军事中心。辛亥革命首倡于湖北，荆州驻防旗人首当其冲，多数逃散。
注163疑是恩存，恩存于光绪三十三年至宣统二年(1907—1910年)在荆州将军任。至于“三个半将军”，笔者在做文老口述时尚找不到解释，几年后的2002年亲往荆州调查时才听老人的解释，指的是荆州这个驻防城曾出了3个将军，此外还有个姓纪的官员，其实不是将军而也被称为将军，所以算是“半个”，这种说法，不过是说明这里出的官儿多罢了。可聊备一说。另，荆州城旗人后裔所说的“恩将军”也并非恩存，而是恩泽，恩泽做过黑龙江将军，是荆州驻防旗人。所以文女士这里所说的“恩将军”是哪一个亦无定论。
注164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东南部，东起朝阳门南小街，西至东单北大街，南与春雨胡同、北极阁胡同相通，并有二支巷通北极阁三条，北邻西总布胡同，属建国门街道办事处管辖。
注1657纵，即第七纵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12个主力纵队之一。
注166孔德学校成立于1917年，最初设于东城方巾巷，1928年迁到东华门大街宗人府即现在北京二十七中校址。该校由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和教授沈尹默、马叔平、李石曾等人创办，是北大、中法大学的子弟学校。分幼稚园、小学和中学三部分，人数共有六七百人，以小学班次为最多。孔德学校当时在北京相当有名，最早实行十年一贯制教育，提倡白话文写作，学习注音字母，实行男女同校。虽然这一系列的教育创新遭到很多非议，但一些有识之士看到了新式教育的优势，乐意将子女送到这里读书，文女士的父亲把3个子女送到这里，说明他的开明。
注167这是注音字母的几个符号，即bo(勹)、po(夕)、mo(冂)、fe(匚)。注音字母是以章太炎的记音字母作蓝本的标准汉语标音符号，1912年由中华民国教育部制定，1918年正式发布。中国台湾地区还一直在使用。中国大陆自1958年推行汉语拼音后停止使用。
注168钱三强(1913—1992)，原名钱秉穹，是中国发展核武器的组织协调者和总设计师，中国“两弹一星”元勋，著名科学家。大哥钱秉雄，曾任孔德学校校长，著名教育家。二弟钱秉充。
注169民国时期关于中学实行男女分校还是合校的问题曾几经反复。1928年，中华民国大学院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议决了《中等女子教育应有特殊设施案》，规定“女子高初级中学，以特别设置为原则，各地方因经济力及教授人才之缺乏，不能分设者，得于中等学校中分设男女两部”。遭到以何香凝为代表的一批关注妇女教育的进步人士的反对，并请求政府增设女中，“但在未增设女校以前，务须将中等教育男女分校一案取消，庶使女子教育不致顿形停滞之象”。尽管规定女中应单独设立，但事实上仍有不少中学采取合校制，尤其是办学相对自由的私立中学，如文老读书的孔德学校即是。1933年公布的《中学规程》中，国民政府再次强调：“中学学生以男女分校为原则。”但仍未取得令当局满意的效果，以致6年之后的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再次议决 “中等学校应遵照部定原则，实行男女分校制。……同城市及临近无女校者，其男校虽得兼收女生，但只准合校而不准合班”，以防男女生间 “发生流弊”。总之在20多年间中央政府不遗余力地颁布了一次又一次的禁令，这一次次的禁令也引发了中学男女同学问题的反复论争。
注170孙荪荃(1903—1965)，安徽桐乡城人，曾任北平市第一女子中学校长，因积极支持“九一八”后的抗日救国学生运动而被捕，释放后被排挤掉校长职位。孙荪荃的丈夫谭平山(1886—1956)是广东高明人。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广东共产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在中国现代史上颇有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曾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1956年3月当选为民革第三届中央副主席。同年4月2日在北京逝世。
注171“首都平津学生救亡宣传团”是1937年9月由共产党组织并领导的一个抗日救亡宣传工作的团体，是“一二·九”运动向全国发展中的产物。先后参加该团的平、津、南京等地的青年学生有七八十人，在安徽、湖北两省活动，1938年5月武汉即将失守时解散，一部分团员留湖北工作或去重庆，一部分团员去了延安。又，1937年年底宣传团曾分为两个队，一队到鄂东北黄陂，经长轩岭碾子岗到黄安、宋埠、麻城等县活动，文老参加的即是这一支。参见《青春似火——首都平津学生救亡宣传团纪事(1937—1938)》，群言出版社1994年版，3~9页。
注17213军战地服务团由南下的“平津同学会”“滁县救亡团”等组成，亦称“二十军团战地服务团”，后随汤恩伯开赴徐州第五战区。
注173赵石(1914—2009)，河南省荥阳县汜水镇赵村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参加抗日爱国学生运动，任抗日宣传队队长。代表清华学生救国会参加北平学联，分工联络工作。全国抗战爆发后，先后在北平参与组织留校同学撤退工作，在济南、南京参与平津流亡同学会的对外联系和统战工作，并奉命赴湖南长沙筹建组织清华、北大、南开3校联合大学学生会。193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13军青年战地服务团团长兼中共党团书记。
注174徐州会战是抗日战争时期中日双方在以江苏省徐州为中心的津浦(天津至浦口)、陇海(宝鸡至连云港)铁路地区进行的一次大规模战役，其中以1938年三四月间的台儿庄大战最为著名，因围歼日军一万余人，史称台儿庄大捷。徐州会战对日军给予了巨大的打击，大大迟滞了日军进攻的脚步，为中方部署武汉会战赢得了时间。
注175陆怡，抗日战争期间曾在抗日前线为《新闻报》写过一批战地采访报道，名闻全国。解放后在上海《解放日报》任副总编辑，1957年被划为右派，留在《解放日报》资料室做资料员。
注176刘导生(1913—2014)，江苏省丰县人。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期间从事党的新闻宣传工作。1978年到北京市工作后，先后任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北京市委书记等职，1983年当选北京市政协主席。
注177浦通修，上海嘉定人，教育部原副部长。他有3个姐姐，即浦熙修、浦洁修和浦安修，都很有名。其中浦安修(1918—1991)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彭德怀原夫人。后离婚。
注178115师是八路军三大主力之一。1937年8月25日由红一方面军第1军团、第15军团及红军第74师合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15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政训处主任罗荣桓，副主任萧华，参谋长周昆。
注179徐平羽(1909—1986)，1949年后曾任上海市人民委员会秘书长，即文老提到的这个时候。1960年调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顾问。
注180李作鹏(1914—2009)，江西吉安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3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中共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81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注181全称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是“一二·九”运动后由平津学生组成的抗日组织。1936年2月1日在北京师范大学正式宣告成立，2月26日发表《民族解放先锋队宣言》。
注182吴承明先生的前妻洪达琳，是我国老一辈著名的钢琴家和音乐教育家。曾就读于1915年成立的金陵女子大学，20世纪40年代就以精湛的钢琴演奏享誉大后方。后来赴美留学，在美国纽约朱丽亚音乐学院钢琴专业深造，毕业回国，任中央音乐学院教授。1963年6月突发脑溢血，卧床30余年，1995年逝世。参见冯文慈：《忆洪达琳先生二三事》，载《人民音乐》1995年第4期，31页。
注183清代蒙古按其部类大分为四：漠南内蒙古、漠北外蒙古、漠西鄂鲁特蒙古和青海蒙古、车臣汗部为漠北外蒙古的四部之一。鄂女士所谓的“内蒙古的鄂纽特”不见记载，与之相近的姓氏，可能有兀鲁特、翁牛特。《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所记蒙古姓氏有兀鲁特，说明该姓氏有入八旗者，见乌兰《〈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蒙古姓氏考》，称该部在明末曾有一部分降清，后设兀鲁特蒙古一旗，后改隶满洲正黄旗，载《民族研究》2011年第1期。翁牛特属阿鲁科尔之一部，其中也有部分被编入八旗。但都不能确定。
注184满族因姓名不连写，姓如冠一样，戴在上面，所以叫冠姓。而“冠老姓”中的老姓，指满族的氏族(满语读作“哈拉”，姓氏)名，“冠老姓”就是取老姓的第一个字，如姓温迪罕改为姓温，完颜改为姓王，抹颜改为姓孟，等等。也有取满姓的汉译意义，或以祖辈居住地名为姓，此外还有赐姓，即由皇帝赐给的姓，等等。民国后因旗人在求学、就业等方面受歧视，北京旗人多将自己的满人身份隐去，所以“冠汉姓”做法流行一时。鄂女士虽然属八旗蒙古，但各种习惯和做法已与满人无异，这里提到的“冠老姓”做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注185北京名为法华寺的寺庙不仅一座，这里说在花儿市附近，应该就是崇文区(今属东城区)的法华寺，位于崇文区(今属东城区)法华寺街，始建年代不详。清康熙及同治年间重修，是北京外城大寺之一，是崇文区(今属东城区)重点保护文物。清代法华寺一带是驻扎八旗军队的地方，称营房，顺治十八年(1661年)改设正蓝旗教场。由此推断，鄂女士祖上很可能属于正蓝旗蒙古。
注186接三，是满汉民族都有的一种治丧习俗，传说人死后第三日必“回煞”，家属这天要在屋前搭设灵棚、月台，摆放灵桌及祭奠器具、酒肴接魂，亲友多于此日前往吊唁，丧家要陪祀并备酒饭款待致谢。傍晚要请僧道、喇嘛诵经超度亡灵，然后举行“送三”仪式。
注187肃王府即皇太极长子、肃亲王豪格后裔的府第，最初位于正义路东侧，后迁到东城区东四十条西头路北。
注188李宝臣：“续弦的那哥哥鲍三爷、鲍四爷我都见过。我小时候在他们家见过特小的经，特细，这么长一个管儿，从里边展开一个特别薄的跟绢似的经，上边密密麻麻的，就那一小卷，喇嘛经，可是谁也不认得，他们也不认得，就知道那是经文。”羊尾巴胡同1965年整顿地名时改称阳照胡同，位于北京东城区今隆福大厦之东南。
注189中东路，即中东铁路，亦作“东清铁路”“东省铁路”。1896年至1903年由俄国修建，以哈尔滨为中心，西至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南至大连，路线呈“丁”字形，全长约2400公里。日俄战争后，南段(长春至大连)为日本所占，称“南满铁路”。
注190齐燕铭(1907—1978)，蒙古旗人，姓齐利特氏。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总理办公室主任、文化部副部长等职。
注191北京内城居八旗官兵，外城居汉民，彼此之间由一道城墙阻隔。当时北京共有城门16座，内城9座，外城7座，俗称“内九”“外七”。内城的9座城门是：北面的德胜门、安定门；东面的东直门、朝阳门；西面的西直门、阜成门；南面的宣武门、正阳门、崇文门，南面三门又称“前三门”，是旗、民间往来的要道。清朝实行严格的城禁制度，城门均于每日天明开启，傍晚下锁，唯正阳门于三更时开启一次，以便外城官员入早朝。有些到外城游宴的内城人，也趁这一开城门的机会回到内城中来，但只准进不准出，以防贼盗宵遁。各城门下锁时都要敲击一种叫“点”的乐器，只有崇文门敲钟。点是铜质，扁平形似朵云，因此称为“云牌”，俗称“点”。故老北京有“内九外七皇城四，九门八点一口钟”之谚。(参见王永斌《杂谈老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 1997年版，333页)
注192明朝时居住于今天东北的女真诸部，接分布地区分为建州、海西、野人三大部，而以海西四部为最强大，叶赫部在四部中尤强。建州部首领努尔哈赤(即清太祖)发动统一战争后，叶赫部成为他最大的敌手，在海西女真诸部中是最后一个被灭的。叶赫部首领那拉氏，与努尔哈赤家族缔结过多重婚姻关系，清朝第二个统治者清太宗皇太极之母(即努尔哈赤之妻)，以及清末的西太后慈禧，就都是叶赫那拉氏。由于乾隆前所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所记：“(叶赫部)先有蒙古人星根达尔汉者，原姓土默特，初灭扈伦国所居张地之那拉姓部，据其地，因姓那拉氏。后迁于叶赫河岸，遂号叶赫国。”(卷22，1页)所以虽然从清代起，叶赫那拉氏就被官方和社会公认为满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但迄今为止，很多叶赫氏仍愿自称为蒙古人。再按，怀塔布在《清史列传》卷58和《清史稿》卷388均有传，系瑞麟之子，其家确系叶赫那拉氏。瑞麟虽任过镶白旗蒙古都统，但传中明载为正蓝旗满洲，而非蒙古旗人。怀塔布“以父恤典擢四品京堂，累迁礼部尚书，充内务府大臣”，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卒。两书均未载其死因，据李伯元《南亭笔记》记载，是被义和团在乱中打死的。《南亭笔记》记怀塔布：“其住宅在鞠儿胡同，与荣文忠一墙之隔耳，亭台楼阁，高下参差，十年前京师之有电汽灯、自来水也，颐和园外，当以怀为始。”(卷2，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影印本，4页)可资参考。
注193奉天即今辽宁省的旧称。清朝在东北地区不设总督、巡抚一套地方行政官员，而由驻防将军作为一省最高行政长官，后来由于汉人渐集，无法按原有的编旗方式管理，遂实行旗民分治政策，另设府、州、县一套制度管理汉民，奉天府尹是管理民人的最高行政长官，地位犹如各省巡抚，亦可直接向皇帝奏事。奉天府尹一度曾受盛京将军节制，但在大多数时间里是与盛京将军互相独立的。
注194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时期设置的道，属奉天省(今辽宁省)，治安东县。1915年辖20余县。1928年撤。奉天府尹与东边道并不是一个机构和官名，鄂女士只是记得一些名词而不确切。
注195慕贞学校，由美国基督教卫理公会妇女海外传道协会创立，位于崇文门内孝顺胡同。
注196东四头条位于老外交部西侧，西起东四北大街，原东段在延福宫后身通过，后转南北向。胡同全长193米，宽5米。明朝属思诚坊，称头条胡同，清朝属正白旗，沿用头条胡同。1949年后称东四头条。1969年因建设外交部大楼，胡同被截断。东段南北向部分为文化部宿舍的出口。
注197贝满，即贝满女子学校，由美国公理教会于1864年设立，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改建。创始人是美国艾莉莎贝满夫人，课程有普通课程和宗教，当时有学生80人。地址在东城区灯市口。
注198李宝臣：“姨和姑姑都是外姓，是另外一个系统了，所以不算一家，过去不是说么：‘两姨亲，不是亲，娘一死，断了亲。姑舅亲，辈辈亲，断了骨头连着筋。’”
注199这里说的阎家，与被访者蒋家有密切的互通婚姻的关系，蒋家姐妹说阎家是颜札氏，满洲旗人。阎家在清代所出的最著名人物是毓贤，字佐臣(见本篇附录)，是赓飏的嫡长子。毓贤在清末以酷吏与排外著称，1901年因八国联军指称其为导致义和拳乱的罪魁祸首而被清政府正法。查《清史稿》“毓贤传”称：“(毓贤)内务府正黄旗汉军。监生。以同知纳赀为山东知府。”(卷四六五，12756～12758页)如果属实，则毓贤不仅为内务府汉姓人，而且还是捐纳而非正途出身。又，刘鹗《老残游记》中毓贤作玉贤。而刘鹗家与毓贤家也有婚姻关系，毓贤的嫡出女儿二姑太太即嫁入刘家。关于这个家族以及相关家族的情况，还可参见杨原《诗书继世长——叶赫颜札氏家族口述历史》，北京出版社2014年版。
注200中堂老太爷即指蒋攸铦。蒋攸铦是清嘉道时期的名臣，历任两广、四川、两江与直隶总督及刑部尚书、军机大臣等职，故曰“中堂”。史称其“精敏强识，与人一面一言，阅数十年记忆不爽”。其子蒋霨远官至贵州巡抚。见《清史稿》卷三六六“蒋攸铦传”。
注201震钧(1857—1920)，满洲瓜尔佳氏，字在廷(亭)，汉名唐晏。宣统二年(1910年)曾执教于京师大学堂。不久入江宁将军铁良幕府，并任江宁八旗学堂总办。辛亥革命后长住南方。所著记述北京历史掌故的《天咫偶闻》10卷，是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信手条记……追溯旧事，”历时8年，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才付印，对于京师的史事纪实、典章变革、地方掌故、名人旧居和贵戚逸事等都有所叙述。是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地方历史文献。有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校点本。
注202震钧《天咫偶闻》卷五记：“余思辑刻八旗人著述，曾记书目一纸，以无力而辍。后见《八旗通志书目》与此互有详略。今录之如左，《通志》所载亦不复补入，所以盖阙之义。”(113页)该书目收录蒋攸铦两部书，即《绳枻斋集》和《黔轺纪行集》(119页)。又，震钧与蒋家的关系，可参见本篇口述后附录的阎氏家谱。
注203据《清史稿》卷三六六记：“蒋攸铦，字砺堂，汉军镶红旗人。先世由浙江迁辽东，从入关，居宝坻。”而不是蒋家后人说的固安。对此袁熹教授有考证，在她给我的信中称：“关于蒋家，我们从国图(国家图书馆)复印了蒋攸铦的砺堂自撰年谱，有‘国朝顺治元年后入关，甲申自辽东锦州卫迁今直隶顺天府固安县，始入镶蓝旗汉军籍’……历经几代后，在蒋攸铦任江西按察使、浙江布政使时，举家始家居满城(今河北满城)，在满城一直有家里的祖坟，看坟人到现在和我家都有联系。可惜‘文革’时坟地被毁。”所以看来《清史稿》还是有错误的。
注204香河事变，1935年10月22日，日本唆使河北香河汉奸暴动，占据香河县城，成立“县政临时维持会”，并发表“自治宣言”，史称“香河事变”。事变后，11月25日，河北省蓟(县)密(云)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通县宣布冀东22县脱离南京政府，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12月后改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自任政务长官。抗战胜利后，殷汝耕因叛国罪被判处死刑，1947年被枪决。
注205方家胡同：方家胡同西起安定门内大街，与分司厅胡同相邻，东至雍和宫大街，为东西走向。
注206受壁胡同，明代称熟皮胡同、臭皮胡同，1911年以谐音改为受壁胡同，今名西四北四条。
注207关于北京市的粪便管理问题，这里语焉不详，兹引有关记载如下：从明清到民国时期，北京城的粪便清运是由私人经营的，有固定的门院和路线，称为粪道。粪道以股计算，每股门户、产量不定，价值随地域、户数、行情而定。占有粪道的人同时也占有晒粪场。粪便和粪道可以买卖，有的自道自工，有的雇工淘粪、晒粪，有的欺行霸市，强买强占粪道、粪场，成为粪霸。蒋氏姐妹这里所说的，应该就是指粪道了。1935年北平市市长袁良欲将粪道收归政府管理，遭到粪霸的强烈反对，袁良被迫辞职。粪业的混乱情况一直延续到1949年前夕。1949年8月，市政府颁布城区存晒粪便处理办法，限期将城区的粪便运往城外并在城外存晒。3个区共迁走大粪场15个，粪箱16个，填平粪坑128个。1951年11月3日，北京市公安局与市卫生局联合发布改革粪道制度的布告。市公安局依法逮捕了一批罪大恶极的粪霸，同时取消晒粪场，仅广安门外天宁寺、白菜湾一带就取消了272个，统一迁至广安门外岳各庄等指定地点。1957年成立130人的粪便清除专业队，对粪业实行统一管理，环境卫生状况大为改善。参见《当代北京大事记(1949—2003年)》44页；《北京市宣武区志·大事记》，48页、574页。并参见定宜庄、阮丹青、杨原《宣武区消失之前——黄宗汉口述》，北京出版社2014年版。
注208全名为“北京市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
注209白堆子位于阜成门外甘家口。
注210“大鸣大放”是指1957年春夏，毛泽东开展整风—反右运动时出现的一个风靡一时的政治词语。大鸣大放中的“鸣”与“放”，本来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缩写或简称。
注211四六风，即新生儿破伤风。
注212张寿椿的曾祖父是清朝军机大臣那桐的弟弟那昌，参见拙著《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上)张寿椿的口述。
注213骑河楼街位于故宫东侧，呈东西走向。东起北河沿大街，西至北池子大街，南与骑河楼南巷、智德北巷相通，北与骑河楼北巷、草垛胡同相通。
注214《满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下册)，11页。
注215《老残游记》是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反映清末山东一带的社会生活面貌。作者刘鹗，字铁云，笔名洪都百炼生。
注216震钧姓瓜尔佳氏，但汉名为唐晏，很可能后人就以唐为姓了。
注217百度百科介绍如下：蒋豫图(1913—1993)，河南开封人，汉族。1934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39年毕业于北平协和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后留校工作。1948年入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进修，获硕士学位。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年到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工作至1993年4月3日病逝，毕生致力于教学和流行病学研究。军事医学科学院一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著名的流行病学专家和军事医学专家。
注218所谓穿“瘦鞋”，是因清代八旗妇女例不裹脚，但受民人缠足的影响，也会用布将脚尽量缠紧，不让双脚尽其天然地发展，只是不像民人妇女那样在幼年就强行将脚趾折断而已，这样穿的鞋就比天足的鞋瘦，即为“瘦鞋”。可知在审美观上，旗人其实也是以小脚为美的，但囿于清政府严厉的禁令，也为了生活、劳动和穿着旗人特有服饰时方便，便采取了这种折中的方式，我在辽东做田野调查时所见这一现象比比皆是。参见定宜庄与郭松义等著《辽东移民中的旗人社会：历史文献、人口统计与田野调查》，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134、135页。
注219八里庄小学在海淀区南部，即现在首都师范大学附中附近。郑王老坟也在此地。
注220此表系袁熹教授提供与我，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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